【大纪元11月6日讯】京沪高速铁路必须建，这似乎是国人共识。
现在可能参与中国京沪高铁建设的有三家公司，由德国西门子和蒂森克虏伯公司联合组成的磁悬浮高速列车国际公司、日本新干线和法国阿尔斯通三家。选哪一家呢？据说“谁都无法预测最后的结果。是否会采用日本的技术还要看日本的态度，政治考虑一定是国家决策中很重要的因素，也是最不稳定的一个变量。”网上有人搞了一个抗日签名，从民族感情角度反对京沪高铁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他们把京沪高铁当成了抗日手段，要用京沪铁路来完成抗日大业。
我要申明的是，我并不是想从技术上论证新干线的好处，我也不是说我们应该选择日本新干线，甚至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用新干线技术。我想说的是，我们对所谓“抗日大业”要保持谨慎，不要让“抗日情绪”影响了我们的“政治”，又进而影响了政府的决策。
首先，我对那些把京沪高铁和抗日大业联系起来的人有点怀疑。那些人家里没有用日本电器吗？他们能不能把家里的日本电器全部砸了先，再来签名抗日呢？我拿这个问题问过一个京沪高铁上的坚决抗日派。他家里全是日本电器，去他家让你感觉去了一趟日本。但是他打开原装Sony电视，看起电视来，不屑于回答我的傻瓜问题。我还想问：“为什么你家里可以用Sony电视，我们这个国家就不能用一下新干线呢？”我没有问出口，我怕他轰我出门。抗日派情绪激昂的时候还是不要惹他们。他们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当年，我拿类似的问题问过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砸过椅子的朋友。我说，“你在体育场看球赛砸椅子，在家里看球赛为什么不砸电视？”他说，“因为椅子是公家的，而且大家都在砸。”
现在，我也想用这个道理来分析一下京沪高铁抗日派：因为京沪铁路是公家的，所以拿它来抗日也是无所谓的；又因为大家都在拿它来抗日，所以，我也来抗日一把。前面的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发起京沪铁路抗日运动，后面的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跟风抗日。
我们恨日本由来已久。可是分析起来，我们对日本的恨有多少是站得住脚的呢？因为日本当年侵略过我们？这个道理好像说不通：我们不能因为人家的爷爷侵略过我们，就恨他们的孙子，那这个恨要世世代代绵延不绝，直到地球消灭，中华民族消灭，日本民族消灭才行，或者等到哪一天我们也侵略他们一回，大家扯平？要这样说，我们要恨的民族或者国家还真不少，比如我们也应该恨蒙古，如果我们记得元代的历史的话。当初日本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应该恨他们的，应该坚决抵抗，把他们打回去；侵略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应该一是一、二是二地争取解决。但是，战争毕竟过去了，日本已经反省了（至少日本政府的姿态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再用这个事情去恨他们。
我有一个日本师姐，她对日本侵华历史有很深的认识，对日本当初给中国造成的伤害也有很深的忏悔。但是，她对我说，她在中国很不愉快，许多中国人遇到她都会对她说，你们日本侵略我们如何、如何，好像每个中国人都能代表那段历史或者整个中国民族要求她道歉一样。她说，她可以道歉反省，但是不能天天道歉反省，要那样的话，她要道歉到什么时候呢？还有，就是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事情。每年“抗日派”都会用这个事情给中国人上爱国主义课。她说，“那首先是日本人祭典祖先的方式。我们不能因为祖先犯过错误，就不认他们是祖先。比如，你爷爷犯过错误，对我做过坏事，我就有权利要求你不认他是你爷爷吗？”她这样问我，倒是使我一下子醒悟过来了。中国人是讲求六亲不认的。比如，顾准犯了“错误”，他的母亲、老婆、孩子就都和他划清界限，直到他死也不见他一面。不过，这只是中国人的“美德”，我们不能用它来要求日本人。
其实，日本侵华战争作为历史，如果给当下中国人的感觉是耻辱，要日本人道歉才能洗刷这耻辱，我要说，他作为中国人是不合格的，至少他没有脑子。那的确是耻辱史，但不是中国人的耻辱史，是日本人的耻辱史。因为，当初我们是受害一方，为什么我们要感到耻辱？应该是侵害方为他们的行为感到羞耻才是。比如一个人被强暴了，我们是要那个被强暴的人感到羞耻呢？还是要那个强暴犯感到羞耻？退一万步，即使的确是一个耻辱，那也不是我们当下中国人的耻辱，而是历史耻辱。当下的中国人大可不必把这种耻辱感继承下来。不过我说那是日本的耻辱史，也不是说当下的日本人要为此事感到羞耻。他们可以反省、道歉，但是不必因此自觉羞耻，自贬人格，因为那实在不是他们自身的过错。要孙子为爷爷的杀人过错负责，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我要说的是，日本侵华战争史，作为世界历史经验，如果我们从中得到的仅仅是感性层面的羞耻、痛恨的情绪，以及相互敌视、对抗的行为选择，那我们恐怕不够做现代人。日本侵华战争史不仅是日本人的耻辱史和中国人的痛恨史，它不仅应该给我们这些负面的记忆，还应该给我们正面的精神财富：它告诉我们，异族共荣、世界大同不能通过战争来获得，而要通过和平发展来共同索取。它应该为我们思考当下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东亚经济圈的形成等问题以历史借鉴。从中，我们两国人民应该发现，“爱”是多么重要，只有“爱”可以把我们带向亚洲共荣、乃至世界共荣。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可以表现出我们的大爱来。首先伸出爱的橄榄枝，并不会说明我们忘记了历史，而只是说明我们有不记前嫌的大德，我们是宽容的，我们有更为博大的心灵。当然，一想到这种爱是否可能的问题，我也就没有底气了。不过万幸的是，没有什么现实的理由，要中华民族和日本民族，像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那样相互恨下去。
不过，阿拉伯有谚曰，富有的邻居常常遭人嫉恨。中国人是善于嫉妒的，这一条恐怕许多中国人自己都会承认。我想了很久，我们为什么没有恨蒙古？原因可能非常简单，因为蒙古还很不发达。现实中许多人恨日本，可能唯一的原因只是，他们比我们发达，他们比我们有钱，日子过得比我们好；又因为发达，有些日本人便生出发达国家公民常有的傲慢来，这往往会伤害那些把自己当中国代表的人的自尊心，他们认为自己一个人被日本人轻视，就是中国一个国家被轻视了。我现在是在新加坡，我也遇到这样的同胞。他在食堂吃饭，享用美餐之后从来不主动把杯盘子送回去。工作人员善意地提醒他，他就对我说：“新加坡人歧视华人，看不起中国。”我说：“他不是看不起中国，他是看不起你。”
许多人在嫉恨心作用下，夸大了日本的威胁。这就是日本威胁论。实际上再怎么威胁大，“日本对中国现实的威胁也没有北韩大”。去年我在东北旅游，访问了一些研究历史的学者，一位研究中国边疆史的学者给了我这句话。另外，即使是从直觉上我也相信，一个民主国家、一个发达国家主动发动战争的可能性要小于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和一个不发达的国家。
现在让我再回头说说新干线。我什么要反对把京沪高铁和“抗日”联系起来？一、我不相信一个京沪高铁不给日本人做，我们就真的“抗日成功”了。假设有甲、乙两个人，本来丙要送给他们一套房子让他们共有，但是，乙恨甲，他宁可亏了自己，也不让甲拥有这房子，结果因为乙的态度甲、乙都没有拿成那个房子，从乙的角度讲，抗甲是抗了，但是，成功则谈不上，因为实际上他也损害了自己。二、即使我们相信那些“抗日派”的逻辑，为了更好地抗日，我们应该把京沪高铁给日本人做，把别人的钱和技术拿进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国古代人有这样的智慧，近代人和“帝国主义”打交道也有这样的技巧和雅量。难道我们现在倒是没有这个智慧了吗？如果我们痛恨日本人，我们出于对日本的恨就应该把京沪高铁交给日本人来做，把日本人的贷款先拿进来，再把日本人的技术慢慢地学起来、搬进来，让日本人将来投鼠忌器，这不是很好吗？
所以，最后我要说，如果我们抗日，我们的策略应该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不是抵制日货。“抵制日货”以抗日的方法，中国现代人用过，结果还是把日本人抵制到我们的国土上来了。现在我们不能再用了。现在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把日本人引进来，死死地从经济上和我们捆在一起，最好的结果是，说不定哪一天我们成了自己人。当然，即使哪一天我们要兵戎相见，我们也是不吃亏的，至少我们手上多了一点夷人资本和技术。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前天我收到一个匿名者的电子信，他用附件把我在网上的一张照片发还给我。但是，他在照片上做了一点修辞性说明：“观点怎敢与gou同？你是卖国，我们是爱国。”我看他photoshop一定用得很好，因为他给我的头上按了一顶美国军帽，安得非常正确，使我看起来很威武。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有什么网民，再给我按一顶日本军帽。所以我要解释一下，本文的主题：本文不是说劝国人选用日本新干线，而只是希望国人不要把京沪高铁和“抗日大业”联系起来，不要把“抗日”作为京沪高铁建设的指导思想，或者主要指导思想。
我们这个民族充满了恨。我们尤其恨日本人。我们还没有学会爱。如果我们从受侵略的历史中仅仅学会了恨，我要说，我们这个民族还没有长大，至少心智还没有成熟。侵略和受侵略的历史，不仅应该给我们反面的启发，还应该给我们正面的启示。什么时候我们从受侵略的历史中得到的不仅仅是恨、还有爱的启示，那么我们也许就能说，我们这个民族不仅成熟了，而且还是高贵的了。爱我们自己很容易，难的是爱世界上的所有人；爱我们的朋友很容易，难的是爱我们的敌人。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