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尔闲聊，我问：
“法国是文化贵族之乡，艺术欣赏力很高，怎么就没发现大陆的葛优——“李冬宝”？（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主角）”
朋友嘲笑说：“孤陋寡闻：连葛优是嘎纳影帝都不知道！……凭什么？就凭名片《活着》，出色表演获得94年47届嘎纳电影节影帝……大陆禁演！国外，哪个小店都可以租到录像带！”
果然，从一个小杂货店租到一盘。
影片一开始便画龙点睛，以简捷之笔映出典型环境：古色古香的牌楼、街市、招牌，没有汽车，没有人力车夫，葛优扮演的主人公富贵却用人力“背”夫背小孩似地背着送到家中。而中华传统的文化，却通过皮影戏的一小箱道具，演绎着它的沧桑巨变：从改造到毁灭，空留外壳：一会儿被藏匿，打入阴山背后；一会儿重又启用，重见天日，用来政治宣传；一会儿又被砸烂，粉身碎骨，依凭“国家”的需要而怪诞、离奇地颠来倒去。
富贵是个游手好闲，不劳动、不争生产的二流子，吃喝嫖赌荡尽了家产，在土地“改革”中却不算地主，成为劳动人民，而留下一条可怜的滥命。而他节衣缩食辛苦发家的亲朋好友却以挣来的地主身份而被枪毙，在这样的“国法”下，富贵一路挣扎竟然一直“活”着，儿子可能因生在“国庆节”前，取名“有庆”，却没有“活”着的权利，在“备战备荒为人民”一类运动中，在学校义务劳动时校墙翻倒被砸死，在妻子（巩俐饰）撕心裂肺的号啕中，富贵表情复杂，葛优深入主人公内心，厚积而薄发，驾轻就熟，这可能与十年农村插队类似经历司空见惯有关，葛优不是科班出身，与赵本山从生活中汲取阅历这点上相同。
笑星梁天曾称葛优为“老艺人”，以显其对艺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与一般青年演员不同的执著追求，其难能过人处即表演有深度，内涵深邃而且丰富。可惜大陆脚本迫于审查，大都靠“人抬戏”，靠演员擡高电影，除王朔、梁左等人的《编辑部的故事》少数反映大陆生活真实脚本外，大多无病呻吟，刀剪斧裁，古为今用，粉饰太平或搞笑闹剧，贺岁应景，少有“戏抬人”的脚本，一些小说改编的电影才见精彩，唯有作家的洞察力，导演的眼光，都有深度，才能相得益彰。
影片《活着》的高度概括力在于凡是荒诞的闹剧在大陆生活中都当作正剧在严肃、正经地演出。
影片中表现文革只露一斑即见全貌，红卫兵打倒“学术反动权威”，接管医院，赤脚医生（短期培训的农村土大夫，药箱中只有阿司匹林，止痛片应急常用药，当时外国人天真地以为弥补了大陆医院床位不足），红卫兵具有五敢精神（敢说，敢干，敢批判，敢革命，敢造反之类），遇到了接生产妇大出血，喊口号止不住，做思想工作也没用，外科大夫“反动权威”都被群众专政，劳动改造，在品尝“专政”的铁拳。实在没辙了，从医院劳改队拉来专政对象：老大夫饿得站不住，得先救老大夫，买来包子，老大夫饿急了，一手拿一个，咬完左手的一口，又咬右手的一口，和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中素描的饥饿老头吃法一样，竟把老大夫活活撑死了。一个斯文礼让的高级知识分子，竟被生活折磨得比乞丐不如（乞丐没有精神上的折磨），影片反映生活真实的深度就在这里。当代德国哲学家百岁老人伽玛达认为艺术比科学更能反映现实，更能发现真理，《活着》一片，成了生动的例证。大陆人民在三反、五反、镇反、肃反、整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连续运动中怎么样活着？千百篇科学论文也说不清，短短两小时电影清澈见底。
法国嘎纳原本是个不为人知的海滨小城，自1936年创立电影节到1971年成了电影热门交易市场，每年从世界各地选出24部上乘艺术创作入围角逐，连导演张艺谋、女主角巩俐都无此殊荣，中国摘取影帝桂冠实属不易，就象中国人高行健首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一样难能可贵，两人都艺术地生动反映了大陆人民怎样活着，也都被封锁得风雨不透，大陆观众、读者都被蒙在鼓里，天天鼓动“爱国主义”，谁会想到真正给中国人争荣誉的事却不敢让人民知道。
奇怪的是《活着》似乎比SARS还危险，更具有传染性，成为禁片、禁书，但原小说作者余华倒风光起来，《多维时报》报道：余华在彼岸文化协会讲演答问：“活着这个词表达的不是进攻，喊叫，而是忍受。人人就是为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真没想到作者对自己的小说竟作出这样一种解释。虽然研究鲁迅的近代文学专家李何林先生曾有一种文学理论认为作品反映出的客观事实往往大于作者的主观认识。如果真是这样，那导演与演员尤其饰演主角的葛优那发掘主题的贡献就更大了，谁会为把五千年文化陶冶的中国人演成人不人、鬼不鬼奴才相选为跨国影帝呢？如果说小说作者的思想意识代表了多数大陆顺民，那也不是自愿的选择，而是被威压被改造，失去人权的结果。
但我仍认为小说作者言不由衷，可能背后有比文革时期更为严厉的大恐怖在，因为作者接受海外影子媒体时大谈大陆新闻如何自由，连他的话也照登。让这位作家“反倒不敢“胡说八道”了”。以前说的话“都是胡说八道”。这倒是避免危险的好办法，把自己以前说的，以前写的一笔勾销，提前写下悔过书放着，比费力批判法轮功向江司命讨饶更简便。
一向清高的演艺界，谁会正眼看那个藏污纳垢的党，现在反过来了，小燕子赵薇一批青年女星争着入党，连《活着》一片的导演老谋子，经过江司命的面授机宜也转了向，用独运的匠心去迎合主子心意，涂抹江屠夫为《英雄》。国家主义意识已渗透到国外，成龙指责港人抗23条百万大游行是“破坏香港形象”，向董特首喝倒彩是“香港人好丑陋”，梁朝伟认为1989‧6‧4大屠杀是“合理的必须的”，收买与恐怖，吹捧与大棒并举，三栖名星刘德华在6年前香港回归时接受大陆采访时说了句“对6‧4难以忘记”一直被秋后算账，穿小鞋，要学川剧变脸技艺，成都川剧团，乐于传授，拜师大礼都已完毕，北京中央横插一杠子，变脸技巧一下子成了“国宝”，斥令重庆不得外传，刘德华一下子成了外国人，必须防范！在演艺界高压、糖弹、软硬兼施的大气候下，我担心葛优是否还《活着》？因为余华先生在国外答问说：“人人就是为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那麽为了活着，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放弃，出卖灵魂，出卖良知，出卖国土，背叛民族，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这倒成了汉奸走狗们活着的口实。
那麽毛时代演变到了江时代不让活着怎么办？
余华答问说：““活着”这个词，表达的不是进攻，喊叫，而是忍受”房子拆了，就睡在露天，不要喊叫，而是忍耐，到北京去鸣冤，被暴打，不要喊叫，而要忍耐，到天安门金水桥跳河自杀要判两年徒刑，那就到深山老林，没有人的地方去自杀，不要进攻，而是忍耐。不要给“国家”抹黑！
大陆以外的华人谁都不会认同这种活法。一位著名的女经济学家曾专访一位死刑犯，18岁，还是个孩子，面黄肌瘦，发育不良，吃着给他送去的蛋糕和学者做的午餐说：“一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孩子多父母养不活，从小就从垃圾桶里找东西吃，勉强上小学（那时学费五块钱），到深圳打工，体罚，搜身，不断失业，实在饿急了，第一次抢劫就伤了人命，他拒绝上诉：“反正是一条滥命！”，他看透了，即使侥幸改判，监狱的非刑更是生不如死，即使活着出来，早晚也是这种下场，教育、学历、机会、地位， 一切与边缘阶级无缘，都被富人及权贵子弟占去。”
这种哲学，我以为反映了今日中国大陆国家至上，政权至上，人权至下，人民至下的国家主义大恐怖，作家余华真实的梦境是——“我被拉到台上——那时我们海盐县枪毙人是在两个地方，不是南沙滩就是北沙滩。枪毙人时，全县就象过节，囚车从会场开倒沙滩，上千人跟着囚车跑，我也跟着跑去看——那个梦中，我在台上听见人喊道：判处余华死刑，立即执行！就有根枪管伸过来对着我的脑袋就是一枪。我觉得脑子里空空荡荡，义正词严地抗议”这岂不是喊叫，进攻，不再忍受了？请听下文：
“义正词严的抗议：“还没到沙滩呢，怎么就开枪了！””
葛优会不会这样？化血腥为幽默，化杀头为插科、打浑，清朝因文字狱而杀头的著名文学家金圣叹砍头之前写下纸条：“砍头至痛，饮酒至快，饮酒又砍头：痛快！痛快！”
在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大陆初演即禁，但风行世界的《霸王别姬》中，葛优饰演的京剧票友，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拉走枪毙时，不是这种死法。虽然五花大绑，动弹不得，他就用脚来说话——（已不能喊叫）。
葛优不忘戏迷习惯动作，特写镜头，瞄准右脚：票友仍然演戏一样，高擡脚尖，迈出京剧八字步：
神来之笔在一瞬间，赋予无限内涵：
来自国家政权的铺天盖地的大恐怖压倒一切，但不能改变京剧票友作为人的艺术爱好。（文革中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禁绝了京剧旧戏）
来自国家政权的大荒谬，大屠杀，毁灭不了蕴藏人民心中、导人向善的传统文化；
从德意志，俄罗斯输入的洋教大荼毒杀人至死也熄灭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
即使江先生的国家恐怖主义大恐怖也不过如此：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不畏威，此乃大威至也”
以此我寄望于葛优灵魂不死，也许他不会去向张艺谋、梁朝伟们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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