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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3日讯】 海湾枭雄萨达姆之气数衰旺，分水岭便是两伊战争，那就不妨从霍梅尼的“世界伊斯兰革命”说起—-
布什开列“邪恶轴心”黑名单，赫然上榜的伊朗，是颇具争议的。自两伊战争后，伊朗对外并无恶行，对内有了若干温和改革；它和阿富汗塔利班(以逊尼派教徒为主)势同冰炭，和伊拉克政权更是宿敌世仇。殊不知伊朗仍是一个十足的神权国家，而且倒退三十年来看，它的形象却与今日迥然不同。
由无疾而终的“泛阿拉伯主义”至异军突起的“泛伊斯兰主义”，霍梅尼正是一个开坛立派的大宗师。伊朗是穆斯林世界里唯一以什叶派教徒占绝对多数的国家，但他们是波斯人而非阿拉伯人。伊拉克则是仅存的另一个什叶派教徒稍为居多的穆斯林国家。伊拉克的什叶派聚居南部，多系底层大众，而萨达姆所属的尼逊派一向多有精英分子，他们和伊拉克的少数派基督徒一样，素来垄断国家的政治权力。幸而在伊拉克这样淡于宗教情结的世俗国家，教派冲突并不严重(库尔德人的民族问题则是一个溃疡疮口)。
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年迈教长霍梅尼于1964至1978年曾在伊拉克避难，不消说伊拉克的密探对霍老的监视“体贴入微”，霍氏策划对伊朗王室及政要的多起暗杀，于萨达姆无关痛痒，但霍梅尼“苍天已死，黄天当地”的革命前夜，萨氏是嗅出气味来了，遂于霍梅尼举事的前一年将他驱逐出境。这令霍梅尼恨之入骨，并以“七大恨”告天，一是巴列维国王；二是美国；三是萨达姆；四是苏联……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平地起狂飙，国王仓皇出走，“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波斯古国千年历史上第一个神权国家降世了。
而今回眸，霍梅尼的革命是非常恐怖的，且莫说国内实行严厉的伊斯兰法律，狂热的教众在街头用石头砸死违反教规的人(类乎中国文革中以私刑杀人的“贫下中农革命委员会”)；光说对外，霍梅尼憎恨世界上一切非神权的世俗国家，在他夺权后唯一声言予以支持的是苏联，但霍氏报以彻底的轻蔑，并用血洗伊朗共产党来表明心迹。自不待言，最大的外交风波首推伊美交恶。1979年11月4日，伊朗4000多德黑兰学生在霍梅尼的号召下，占领了美国大使馆，将美国国旗委于泥尘，改悬“真主伟大”的圣旗。他们扣押了66名美国外交官，要求美国交出前国王巴列维。及至前国王在埃及病逝，在阿尔及利亚的调停下，美国人质方获释，其中有52名美国外交官已被扣押了444天。
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对阿拉伯世界来说，却有着更凌厉的冲击波，无论君主制还是非君主制的世俗国家，都为之绕室彷徨。最明显的例证就是黎巴嫩之山河变色，来自伊朗的泛伊斯兰主义风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黎巴嫩属于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并非其国教，这是绝无仅有的异数。此前黎巴嫩是个经济繁荣，金融发达的国家，贝鲁特人称“东方巴黎”。一九四三年，黎巴嫩从法国统治下独立，当时国民中基督教徒占五成三，穆斯林占四成五。黎巴嫩穆斯林分为逊尼派、德鲁兹派、什叶派；基督教徒中又分为多个教派。依照各派权力分配的协议，总统由基督教中第一大派马龙派出任，总理则由穆斯林中人数最多的逊尼派出任。而穆斯林中的什叶派占国民的一成八，国家议会的议长则由什叶派人士出任。军队总司令由基督教马龙派出任，参谋长由穆斯林德鲁兹派出任。然而随着历次中东战争，大批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人口的穆斯林已略占多数。原来的议会议席基督徒与穆斯林的比例为六比五，1991年以后议会里基督徒与穆斯林的议席已各占一半。
在原先的权力格局里，人口占第三位的什叶派的政治影响力不大。不过，自七十年代泛伊斯兰主义兴起，黎巴嫩什叶派的阿迈勒运动(Amal Movement)迅速崛起。“阿迈勒”在阿拉伯语中为“希望”之意。该组织由伊朗出生的黎巴嫩人萨德尔(Sadr)在七五年开创。萨德尔本人也曾支持过以逊尼派为主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过萨德尔有原教旨主义倾向，和世俗的巴解组织感情不算亲近。
七十年代末期在黎巴嫩频繁活动的巴解游击队引致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难民营正在黎巴嫩南部什叶派聚居的地区，什叶派居民与巴解摩擦多多，他们便组建阿迈勒民兵以维持治安，七九到八二年间，阿迈勒民兵与巴解游击队之曾发生过数起大规模流血冲突。
就在此时，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令阿迈勒运动晋身为政治舞台的要角。一九八二年，伊朗出动数千“革命卫队”前往黎巴嫩输出革命，力挺什叶派同袍，从军火到钱粮都倾囊相赠。不过，伊朗的支持是有选择性的，它刻意扶植什叶派中最激进的原教旨团体，而阿迈勒运动的精神领袖萨德尔一九七八年访问利比亚时突然“人间蒸发”不知所终。阿迈勒运动从此分裂，其中激进派别组成了“黎巴嫩真主党”，这是一个在伊朗羽翼下孵化出来的极端恐怖主义组织，它正式成立于一九八二年六月。真主党的骨干全部是伊斯兰什叶派教士，党魁叫穆罕默德-侯赛因-法德拉拉(Muhammad Husayn Fadlallah)。法德拉拉是霍梅尼忠心不贰的信徒，他力主在黎巴嫩乃至全世界建立伊朗式的伊斯兰共和国。真主党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旗作为党旗，还把霍梅尼的像作为伊斯兰革命和未来泛伊斯兰世界的象征。为了这一神圣目标，真主党不惜诉诸极端暴力。法德拉拉讴歌“肉弹”的殉教方式，他说：“难道还有谁是比将自己变作敌人中间的人肉炸弹的那些人更伟大的烈士吗？难道还有什么精神境界比为了目标与使命献出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的人的精神境界更为崇高吗？”
黎巴嫩真主党的老巢在贝卡谷地，组织体系极为神秘，它既是家族控制的(什叶派两个大家族)，又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士督导的(12名教士组成的党核心领导机构)，故此，真主党帮规森严，其战斗力比黎巴嫩基督教民兵和巴解组织都要强，它的崛起，完全改变了黎巴嫩的格局，从美国电影《Spy Game》(《间谍游戏》)里的惊鸿一瞥，亦可见贝鲁特满目断壁颓垣，“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已经完全瘫痪，原来最强大基督教民兵不是作鸟兽散便是龟缩一隅；以色列撤军后，亲以的“南黎巴嫩军”竟至于向真主党武装望风归降……至今，真主党的金主仍是伊朗。
统而言之，无论以色列、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对伊朗敲进来的契子，都感到寝食难安。如此这般，就不难明白两伊战争时整个世界的反应了。1980年9月17日，伊拉克宣布废除两国边界协定，五日后便发动了对伊朗的进攻。而这时的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里朋友也甚少，它是苏联的盟友，与阿拉伯国家亲西方的主流不合拍，故此阿拉伯诸国都保持中立，但在战事不利于伊拉克时，却又暗挺萨达姆，以防什叶派伊斯兰革命的狂潮祸及家门。
至于欧美的中立，亦庶几近之，别忘了那时还是冷战时期，任何改变地区均衡的举止，都会引起莫名的恐惧。且说美国及西欧盟国对萨达姆并无爱心，但都忌惮不可理喻的霍梅尼的“泛伊斯兰革命”。当先盛后衰的萨达姆岌岌可危时，西方也不欲看见伊朗乘胜坐大，一统海湾,便也暗中助了萨达姆一臂之力。再看那边厢，两伊战争初起时，苏联正在陷于阿富汗圣战的泥潭，中国刚在前一年发动“教训”越南的战争(甚至事前并未宣布废止中越友好条约)，此后数年边境炮战不绝，“血染的风采”成了弘扬国民精神的旋律……
作如是观，两伊战争的战犯无疑是萨达姆，其背后没有任何国际强权的唆使。随便一提，两伊八年战争时，中国也曾向两边输出设备、物资和军火，其中卖给伊拉克的军火高达数十亿美元，仅次于苏联而尤在法国之上，更不用说排得很后的美国了；况且无论军用民用合同，中方均允许伊拉克“延期付款”。若再加上91年海湾战争伊拉克的欠账，至今中方仍有14亿美元欠款未能收回，而中国政府对因伊拉克拖延还债而无法依期偿还银行贷款本息的国内企业，给予“不加息，不罚息，不停贷”优惠政策。但无论如何，中国都绝对不是战争的教唆者；同理，美国也不是。再例举：两伊战争中萨达姆败象渐显时，美国给伊拉克提供了伊朗军队结集的卫星图象情报；中越之战时，美国也给中国提供了类似情报，特别是越南的缔约盟国苏联的军事动向情报。
今日看来，当时国际社会对两伊强行干涉，派出维和部队，划出隔离带，制止战争杀戮，是合乎人类公义之举。惜乎，无论哪一家都受着时代局限，在冷战思维下，彼时那样的“国际社会”并不存在，联合国如同高位截瘫的废人。正是“人世几回伤往事”，嗟叹“故垒萧萧芦荻秋”，那是历史的哀歌。
至于“中国学者”《反战宣言》执笔撰写者的“美帝国主义”造句，以及指萨达姆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实不知何出此言？“美帝国主义”并非现时中国政府的词汇，不过也无大碍，因为美国人骂自己的政府，遣词用句由辛辣到刻毒都百无禁忌，美国左派也常骂“美帝国主义”，只是不会去代表“美国人民”，也不会发出“雷霆般的声音”；美国人很难被别人代表，既然此路不通，大家也就失去了彼此“代表”的兴致，“雷霆般的声音”自然无法听到了。说到“走狗”一词，这在萨达姆则欲当而不得，实在太委屈他了。
且说两伊战争后，伊朗元气大伤，输出革命已有心无力了。倒是满目疮痍的伊拉克再贾余勇，向科威特攻城掠地。不过，世局已斗转星移，彼时冷战已经结束，国际新秩序正在重构，以海湾战争为转折点，在后冷战时代，任谁要策动以侵略别家领土为目标的战争，已遭千夫所指；又以波斯尼亚种族屠杀为契机(前波国总统刚刚被海牙国际法庭判处11年监禁)，科索沃危机为标志(前塞尔维亚总统米卢蒂诺维奇刚刚向海牙国际法庭自首认罪)，要凌虐生灵，屠杀本国人民，亦属不能了。 从冷战的冰川纪中枯木逢春的联合国，依然百废待兴，世局天翻地覆，如何“与时俱进”？联合国的革故鼎新已迫在眉睫，科索沃危机时它曾无所作为，当下的伊拉克问题，联合国安理会再次面临考验。
法国德国的领衔抗美，令中国的新左们精神陡长，因为他们不喜中国政府韬光养晦的低调，也信不过朝秦暮楚的俄罗斯，法德的声音适逢其时。很遗憾，笔者恐要扫他们的兴了。那些倚法德为中流砥柱的人士，定将跌碎眼镜，然后祭出祖传的“走狗”之骂，“帝国主义”之外，还要加上“新殖民主义”的恶咒。因为法德与美英的歧见，是如何执行联合国决议、消除萨达姆罪恶的歧见。别忘了，911事件当日，法国报章的头条通栏标题是“今夜我们是美国人”；更别忘了，当年把伊拉克入侵者驱逐出科威特的是美国挂帅，但消弭科索沃危机，出兵惩戒米罗舍维奇政权的始作俑者，正是法德两国(这里要说一段小插曲，1992年波斯尼亚塞族政权发动种族清洗后，法国一汉学教授到美，带来了一大叠关注波斯尼亚屠杀的法国报刊，我只能看图片，真是毛骨悚然！当时法国朝野的震怒和美国舆论及政府的懵然不觉，形成鲜明对照)，美国无可推诿，遂与盟国共进退。任谁要抱着忽略民主国家同质性的幻想，真是枉读了毛主义“字字珠玑”的警世雄文，捧错香炉念错经了。若然不信，请看其后海湾风云的舒卷变幻。
虽则如此，我还是期望法德中俄与美英及其他国家一道，努力找到一条避免启战的途径。不过，解除伊拉克武装和及改变其政权的目标，断无偏废的可能。反战与和平主义是一种崇高的理想情操，却须建立于正义的基石上。1995年波斯尼亚塞族政府军屠杀八千多穆斯林男子和儿童，为二战以来最大的种族杀戮，荷兰驻波国六百余维和部队无所作为，事发后荷兰内阁因此总辞职；而今，巴尔干穆斯林得到解救；南联盟人民推翻米罗舍维奇“民族主义政权”，国家浴火重生；阿富汗人民结束内战及挥别中世纪神权的黑暗……这些都是人类之幸事，生命之幸事。“民生以德义为本，兵事以民为本。”这正是笔者对海湾危机的视点。
──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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