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1日讯】大纪元综合外电报道/正当SARS在全球大爆发之际，实力雄厚的美欧科研队伍纷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疫苗的研发，可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发布任何‘成功’的消息。而作为SARS重灾区的中国却“捷报频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20日，国内已有200多个研究机构和人员，宣布SARS疫苗研制成功或即将成功，其中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为首的疫苗研制小组最引人关注。6月26日，上海《外滩画报》刊载了一篇《调查钟南山》的万字长文，揭露了中国疫苗研制“大好形势”背后的隐患。该文在大陆引起颇大争议﹐出面反駮﹐不过其中透露的中国体制下的问题却引人深思。
媒体发布的消息不准确
据《外滩画报》上说，5月26日这天，《大公报》、新华社纷纷报道了钟南山研制SARS疫苗的消息。甚至有消息说，预防非典疫苗有望在6月10日前问世。这些消息经过中国新闻网、新浪网等转载，一时传遍大江南北，甚至有网友在网上发贴说，钟南山乃神人也！然而，当《外滩画报》记者就此事打电话向钟南山求证时，他却对记者说，虽然研制小组是粤、沪、港三方合作，但5月26日的消息是香港单方面发布的，“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未经我同意就向媒体发布消息，我对此很反感。” 钟南山还表示：“媒体上发布的消息不准确。我们研究的疫苗没有他们说得那么好，当然也没有打算进行公布。”
5月29日，为了更正有关香港方面的不实报道，钟南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南方日报》详细报道了新闻发布会的有关情况。报道称，新研制成功的疫苗成本低、无毒性，再过20天左右即可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从中可以发现，钟南山的更正和香港方面的说法没有什么根本不同，要说差别，只是细节上略有出入。譬如钟南山研制的SARS疫苗“6月20日左右即可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比香港方面宣布的“6月10日前问世”只晚了10天。
6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名为《非典疫苗报道连篇累牍，不实消息让人惊心》的文章。文章中指出，科学工作者可能出于私心，或考虑研究成果背后的名利而将阶段性进展夸大或含糊其辞。所以科学报道的采写者不应只听成果发布者本人的一面之词，也应听听其它同行评议。
科技部长徐冠华后来也对媒体报道进行反思说，在防治非典的科学研究中，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思想在一些机构、一些科技人员中表现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是，有些科技人员不顾大局、不善于合作；有的虚报成果、言过其实；有的发表不负责的、不属于自己专业领域的评论等等，在社会上造成不利影响，严重影响科技工作的正常进行。
“应急疫苗”安全性可疑
《外滩画报》报道说，在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院士表示，如果非典疫情还在继续，他们研制的滴鼻剂即可跳过动物试验，直接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官员表示，目前关于SARS疫苗，国家还没有批准任何一种研制中的疫苗可以用于临床研究。按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未经批准而进行临床研究，是不允许的，也是非法的。
带着这个疑问，《外滩画报》的有关记者向钟南山与沪方合作代表闻玉梅进行核对，他们对这个问题先是回避，后来确认国家还没有批准可以进入临床试验。
记者又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疫苗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取得联系，求证是否有SARS疫苗处于申报当中。毕胜利告诉记者：“至今没有一起研制中的SARS疫苗已经进入了申报程序。” 记者随之又与数名疫苗方面的专家取得联系，求证疫苗是否通过同行评审。因为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一项科研成果发布之前，必须经过同行评审，否则这项成果不会被社会承认。然而，专家们都表示，没有看到或者听到，钟南山的这项科研成果经过了同行评审。显然，种种证据已表明，钟南山研制的这种疫苗没有通过适当的安全把关。对此，研发小组的合作三方解释说，没有经过同行评审而急于拿出来发表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应急”。
在美国FDA工作了13年，今年刚刚回上海的李忠明博士，对“应急疫苗”的说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无论情况如何紧急，也不能跳过动物试验，而将疫苗直接使用于正常人体。
另有一位不愿在媒体上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说：“我看过发表在中国工程院官方网站上的紧急建议。按照钟院士的意见，SARS疫苗研制要打破常规，尽量减少按常规疫苗检定步骤，力争在2至3月内获得研制产品。个人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疫苗研制要走极其烦琐的步骤，这是必须的，世界各国公认的，SARS疫苗生产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不能逾越的。”
这位专家还告诉记者说：“钟南山在救治SARS病人时，由于人类对这种疾病还没有认识，所以可以进行试验性质的治疗，以寻求最佳治疗方案；但是疫苗是使用于正常人体，而不是病人，因此绝对不能带有试验性质，而必须确保安全。所以，我对钟院士敢于在病人身上进行治疗试验并获得成功表示钦佩，但对其研制的疫苗也要走这个路子，表示担懮。”
面对种种质疑，钟南山并没有泄气，6月中旬，他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中国非典疫情已近尾声。但谁都无法预计今冬明春是否会再次发生大规模感染，所以我们要尽快研制出应急疫苗。”
港方为何要合作
据了解，这个“神奇滴鼻剂”疫苗是香港、上海和广州三方合作完成的，具体分工是：香港方面主要提供病毒株，上海方面提供制作疫苗的技术，广州方面提供场地和一些临床病历。领军人物是钟南山。
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告诉记者，研制这个“短、平、快”SARS疫苗的最早想法是他提议的：“针对医护人员这些高危人群搞一个试验性的SARS疫苗的想法我很早就有了。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钟南山，他也很支持。我们当时研制灭活的疫苗是考虑到如果疫情持续下去，特殊的情况下可以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应用给临床的医护人员。当然，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应用于人体的前提条件是疫情持续恶化，我们又能把SARS病毒彻底灭活，证明疫苗是安全的。但是，即使这样，在香港也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才把毒种提供给广州方面，在广州搞这个疫苗。” 而且，郑伯健还透露，把“神奇滴鼻剂”放在广州搞，不仅有可能跳过动物试验直接进入临床研究，还可以搞到政府投资。
“同室操戈”尽显体制弊病
第一例SARS病人是在中国出现的，中国有一大批医学专家，为什么中国的研究却落后了？带着这个问题，《外滩画报》的记者采访了一些专家，解开了这一谜团。专家认为：在SARS病原研究上，中国之所以落后，原因在于SARS资源不能共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表示，如果病毒所一开始就能拿到足够的SARS标本，在寻找病原上，中国也许会成为世界第一了：“光标本的获取，就和有关方面协调了近两个月。从疫情一开始，我们便和广东方面协调，原定鸡蛋大小的标本，到手里却变成黄豆粒般大小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拿到第一份标本是2月14日，按照时间推算，发现第一例SARS病人是2002年11月底，也就是说，发现第一例病人不久（应该是1个月左右），北京方面就开始和广东方面协调“标本”的问题了。
毕胜利认为，在标本问题上的限制，使得他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在错误的方向上，直接导致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寻找病原上的被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记者说，国内在SARS病毒研究上的相互封锁，是SARS科研上“整体败北”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SARS疫情蔓延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类基因组中国首席科学家杨焕明在媒体上公开说：“中国科学家在SARS面前整体打了一个败仗。”杨焕明认为中国没有率先公布冠状病毒基因测序结果是因为他无法早期拿到SARS病毒标本。针对杨焕明的说法，钟南山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承认：“病原体的基因测序并不复杂，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做出来，但是科学家受到体制的制约，懂做的人拿不到标本，有标本的人不懂做，还封锁标本和信息。这是一个悲剧。”
SARS 病毒是巨大商机？
就SARS资源封锁问题，上海民盟主委、复旦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系主任熊思东说：“为什么疫区的临床机构要严格控制病毒标本？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重大需求就是市场的重大需求，就是巨大的商机。譬如，我们宣布搞SARS疫苗后，现在几乎天天有人来谈合作的事情。”熊思东还认为，资源难以共享，还有专利问题，因为这个专利和专家的“名利”休戚相关。
一位专家表示，国内在科学研究上的垄断和封锁，单纯用“名利”二字还不能完全概括，还有深层次原因，有卫生管理体制的问题，也有医疗单位的问题，当然也有专家个人的问题。譬如，卫生部门把SARS资源当成本部门的“财富”，医疗单位把SARS资源当作本单位的“财富”，专家个人把SARS资源当作个人的“财富”。从这个角度讲，失败不仅仅是科学家，还有我们的体制。@(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