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5日讯】按照咬玩先生的安排，第二位主讲人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贺雪峰教授，他主讲农村问题。首先我必须声明一句，对于贺先生能到场并免费讲座要表示诚挚的谢意！尽管我完全不同意贺先生会上的观点。
此前，我在[关天]上看过北京网友转述的于建嵘博士讲的农村专题，不仅同意于博士的观点，而且极为敬重他治学的严谨和深入农村扎扎实实为农民说话做事情的精神，很为学界有这样的青年学者骄傲。有了这个背景，我对贺教授就有了预期。谁知，此学者非彼学者，贺先生话一出口，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现场听众就大跌眼镜，质疑和反对的一个接一个，整个会场进入了讨论的高潮，只是可惜没有听到一个支持贺先生的声音，教授先生成了剑靶，一番为当局辩护的苦心几乎被刺成蜂窝。孤掌难鸣，贺先生未等会餐开始，即匆匆告辞，情形与其说是因事先走一步，倒不如说是落荒而逃。
正如万胜博士所批评的，贺教授的讲话内容“在许多宣传材料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了无新意，如果仅以此讲话而论，贺教授没有学术，只有不学无术——当然，此话有些以偏概全。贺先生的讲话本有三个内容，只是后面部分越说声音越小，大概是失去了展开谈的信心和勇气。其实他的所谓三个内容只为了讲清三个“道理”：中国目前不及于人家主要是人口太多造成的；从1949年以来，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应该看清这些；请多做实际工作，少谈些无用的民主自由。这三句话又可以归纳出一个中心：心甘情愿地为当局充当辩护士。
贺先生的这些观点几乎是从1989前后那些愚民的宣传小册子和党校教科书上复制下来的，两三年前在[关天茶舍]里就已经被我等驳得体无完肤，真不明白这位40多岁的教授为何至今还生活在上个世纪。相比于心不太急先生，我的表现只能用“心太急”来描述。未等贺先生讲完，我就按捺不住，不留情面，立即驳斥。我的反对意见其实还是早就用过的那些：
人口问题。以韩国和安徽比较，他们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还要多30人，韩国与朝鲜比较，国土面积差不多，前者4600万人，后者只有2100万人，日本与中国比较，它们是弹丸之地，“养活”1.2亿人口，我们是有13亿人，但国土面积多大？人口怎么能拿来说事？
发展问题。发展得好不好，不能自己与自己比，应该与旁边的国家比，比如美国与巴西，东德与西德，中国与日本，这样比过后得出的结论才有点价值。如果不是秦耕先生打断了我的发言，我本来准备说到小说《1984》，那里面的大洋国，广播里天天都是“在老大哥英明领导之下又取得巨大成就”，人民却天天都在挨饿，看看朝鲜每年的元旦献辞，再看看朝鲜民不聊生的现状，活脱脱就是一个老大哥淫威下的大洋国翻版。说明这个问题，10日在回家的车上时我想到了一个新点子，虽然是事后诸葛亮，但记下来可能也有助于朋友们今后用来对付类似贺教授这样的腐儒。我的点子是受聚会时那位武汉大学的漂亮美眉启发想出的。假设她穿一步裙，我的臭肩与伊的香肩相并，同时齐步走，她每步尽管风情万种，由于受裙裾限制，却只能跨出有限距离，我呢，正常步幅前进，三步后我们必定拉开距离，十步后她就会
远落后我身后。贺教授的观点就如同只从她的角度分析，与出发点比起来是向前走了一大段，确实可以得出她前进了的结论，但与同时前进的我比起来呢？却是一步一步拉大差距。用这个现场说法就能很好地说明发展与发展得不够好的关系，恰如孟德斯鸠所言，专制中国尽管也可以发展得相当好，但绝对不能发展得足够好，总是受到限制嘛。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中国没有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一直就是民营经济占主导，会与战后日本韩国拉下那么大的距离么？如果没有10年文革的瞎折腾，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如果没有1989后的左倾回潮，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我们原本是可以在上个世纪末就与日本肩并肩地成为世界经济超级强国的。
要不要谈民主自由问题呢？这个话万胜先生用一句话就驳得贺教授哑口无言：你不谈自由民主，你主张做实事，请问你为农民做了什么实事？此刻我还要再问两句，中国当代难道还真的有什么事是比民主更急迫的实事吗？贺教授日常所做的“实事”难道真的比建设民主中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吗——我不否认贺教授日常所做的也许确有某些意义？从1840年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一切之种种，莫不与专制独裁有关，我们吃够了专制的苦头，21世纪了，我们还在专制的歧路上徘徊。如果按贺教授这样的帮闲知识人的态度，我们最佳的选择不是解除专制，而是继续乐此不疲，任凭专制独裁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因为只要把实事做好了就行，专制不专制没有关系。但是，这样的主张能说服人吗？我劝贺先生应当好好的反思一下，当日为什么会成为“十夫所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