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31日讯】一、对“本”的批判
请不要觉得共产党在它的代表大会上说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也郑重承诺了“以人为本”，并且宪法将载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共产中国的人权记录就会有新的气象，这是不可能的。是为社会危机所迫使，在国际大势的压力下将“人本主义”载入宪法，还是决策者的理智水平达到对“人本主义”的理解，而确立人本主义的宪法精神，这是两回事：二者决不能等量齐观，也决不会引发出同质决策，更不可能导致出相等同的实践。一个被理解了的思想决不会被联结在不相干的或相对抗的背景里。一个对实践具有积极价值的观念，总是处在它的应在的背景里，处在进程中的属于它的环节里，其价值才是可能的。种子得在土壤里才能成苗，再好的种子你将它撒在石堆里还是与没下种一个样呀。
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证明：他是在拉着马配骡子，在物以类聚之外乱点鸳鸯谱。他说：“我们将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也被温家宝多次地重复。如果胡锦涛的理性水平理解什么是“本”，他就不会造出这种不伦不类的句子。
我们呼吁注意：胡锦涛的“以人为本”是在“邓理论、三代表”这个本之下才被坚持的，因此它就不是本，而成了“邓理论、三代表”的一个成分，一小块冰被放进一大缸开水里还冰的个啥子劲呢？
一个被设定为“本”的东西，就是始原，发源，是其他一切的根据和标准。
“本”是不许他物有所违抗的，也不许有与之并列的他物；在“本”前不得有更初原更具规定力的原则，如果有，那它就不是“本”；在“根”前还有根，那肯定不是“根”；什么东西最初原，最具规定作用，什么东西就是“本”。
在咱胡哥的语境里，是“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指导下’”才是最初始、最具规定的力量，是整体语句的根—-它就是“本”。而处之其下的诸项只是这个“本”的一些子目。小胡的话就犯有在“本”里再设“本”的错误。
还有：“中心”也是“本”。胡锦涛的语境就有了三个“本”，等这些“本们”互相撕杀够了，也早过了三秋，举目处只能是一派潇杀。
这证明胡锦涛的整体理性还达不到知识“什么是‘本’”的水平。
“本”是什么？本是始源、原始、根据、发源、中心，规定的力量。
因而“本”不能做条目，不能被任何原则所领有，“本”是一切条目的根据，“本”来领有一切原则、一切力量；“本”不受任何原理、力量的支配，“本”支配一切原理和力量，“本”不屈从于任何，而一切都必须屈从于“本”。
小胡的有关言论证明，他没有对“人本主义”的理性领悟。他只是认识这四个字，知道说的是人，但“本”的涵义到底是什么，他不能有到位的领会。
能够证明是否完成了领会的是：“本”会被它的理解者按排在应在的背景中，或处在进程中的属于它的位置上，至少不是处在前后左右的矛盾对抗中。看清咱胡哥哥是把“以人为本”放在什么位置上的，就证明出他尚且不懂“本”。“本”是手掌，而小胡却把“本”放在指头的位置。
用“人本主义”精神确立的宪法，并不一定非要写上“以人为本”。即使在宪法里写上“以人为本”，却不是在它的地位上，也仍然不是“人本主义”的。“人本主义”是做为宪法的统领，不得有与统领相抵触的精神与原则。
实际上人本主义思想也就是宪政思想：因为所有国民都是人，人是自己的“本”，这个原则就是不能抗拒地对人人都有等效，包括对罪犯，怎么找也找不出例外来，这当然就是公平、正义。罪犯之受惩罚，是因其行为侵犯了属之人人的那个“本”，不是因他的“本”与他人的“本”特殊。所以说“以人为本”这个原则，一旦被理解地贯彻，所造就的就必然是宪政，也只有在宪政里，这一精神的“本”地位—-统领性，才真正有其可能。
请注意：本次修改宪法的建议是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加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并不是用人本主义思想确立出一部具有人本精神的宪法。因而，这样的宪法并不宪，仍然不是人本主义的，因为—-“人本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宪政精神并没能统帅宪法，未成为宪法的灵魂，它是被宪法的原有精神原有之“本”所统帅，在那里统领宪法的还是原有宪法的“以党为本”。韩信的才能当然是元帅材料，但叫他老当个执旗的班长，其帅才的值也还是一个O。
在一只“以党为本”的掌上加上一根“以人为本”的手指，不过使该手成为六指，其质地还是那“党本”的掌起规定作用。因而：“把政治民主写入宪法就使民主政治和民主文明建设有了根本保证”这说法是发傻，别说根本保证，连影儿也没有；说宪法的三十三条加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就使“‘以人为本’成为国家的价值观”，也是一种有害的天真。因为该款是增加在“以党为本”里，原来的“党本”还是本，人本就被原来的“党本”所吸收、所吞没。
在这次修宪中，胡锦涛还犯了一个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已经有“本”的这种错误，胡锦涛是在党的旧“本”里，拿𨱍头再砸进一个新“人本”。就使一部宪法两个“本”，而且还是两个势不两立的“本”。
二、现实中国的秩序危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危机
胡锦涛还没领会的一个事实是：他所以要在现行宪法里注入以人本主义，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如果中国社会的秩序不陷于危机并逼近到爆发之点，他是不会这样做的，那么社会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如果他果真是理解了，他可以不是公开地说出，但却必须对自己对自己做出确实可靠的回答，只有可靠的回答了，才可能做出有效的宪法修正。他所修改的宪法是个什么样，就是他的理解的什么水平。有效的宪法修正不是机械的条款加减，而是各条款概念关系的详尽研究下的严密而完备的联结，宪法原有的危机将在概念的严密而完备的联结中被消除。
现实秩序的危机根源就是现行宪法的内在矛盾—-即统帅现行宪法的灵魂与宪法所规范的对象的本质不是同一个，二者陷于不能调和的对抗。
统帅现行宪法的灵魂是什么呢？是邓小平说的立国之本，现行宪法的立国之本是“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所捍卫的是党，不是人。其路为党路。
宪法所规范的对象又是什么呢？—-是人。
人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创造了人这个物种的力量所赋予给人的自然属性—-生命性。社会生活就是对生命原有性质的满足。因此人性本质要求的是人路。
宪法应满足的是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满足的却是党。
共产党拿喂鸡的食给狗吃，鸡能不饿死？
人能走的只能是人路！党却要人走党路，世上只有人路哪有党路？让客体之人走根本不存在的主观虚构的党路，它不危机才叫怪呢！
我们可以概括说—-
现行宪法的统帅思想是“以党为本”（我们将专题研究“党以什么为本”）。
党在脑子里，不在世界上，脑子运作的信仰怎么可能成为客观世界的本呢？
试问：任何党是世界的“本”吗？
事实是：任何时候，世界的“本”都是物质，人的世界的“本”就只能是人—-人本。人本永恒不变！自然之物的人只有人路，人走人路就叫人本；用为立国之本的“党路”硬要人丢弃人路而走它的党路，就是中国矛盾之所在。我愿意诚恳地秉报胡哥哥：世上只有人路，没有党路。中国社会就因共产党以党为本这个错误而陷于“两个本”（人本与党本）的冲突。要克服中国社会的危机，选择只有一个：让人回自己的路，回到自己的“本”上—-确立人本主义的立国原则，但这个确立必须是以对“党本主义”的彻底粉碎和铲除为条件的—-建立彻底的纯粹的人本主义宪法。我说胡哥哥没领会什么是“本”，就因他所修出的宪是在原有的“党本主义”里塞进“人本主义”—-他是在南瓜身上扎个眼种了粒豆，明明是一招把戏，他可还没有觉察：那南瓜能疯长，那豆子又疯结？可是乖乖！他不明白在前一个“本”里塞进第二个“本”，这后一“本”本就必成前一个“本”的枝枝节节，就立即丧失自己的“本”了，这还用讨论吗？
我们责备胡锦涛不懂什么“本”，证据是：他要注入的人本实际上注而未入。
可以肯定地说“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不能在“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本里扎根发芽。它们二者的关系是阶级仇，民族恨，不共戴天，就是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的“三和一少”的刷子也不能调和的。
所以说共产党修改的宪法，人权之端并没开，人权曙光也没有现……
我们还是充满信心，不是对共产党的修宪，是对我们自己立场的执信，因为：
我们深深懂得—-我们就是我们的本！
并且不是因为“异见”才这样说，而是那确实的知识用证明来支持“党不是本”。党不是本，这结论是可用人人信服的公理加以证实的，并且党却不能用公理来对它作出证伪。只要是“本”就一定能把非本赶下舞台，埋进历史的垃圾。
我们总是用人类公理来证明党本错了，可党呢，总用要你的脑瓜来捍卫自己。
我那穷凶恶极的党啊，你该醒醒啦：宪政就是建立可证明性上的政治制度。
专政就是建立在攻击和剥夺上的政治制度。
本人曾写《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不是宪政精神》，目的是阐明人的权利不是由国家赋予，而是人这个物种之做为物种所不能摆脱的构成要件，取消了人的权利资格也就取消了人这个物种的种性。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说把“本”放错了位置，激发了作者新的思考，就再撰文做更深层的发掘：
首先论证了胡锦涛、温家宝以及共产党高层这群人都不知什么是“本”，如果他们知道什么是“本”，他们就决不会用修宪的方式来注入这个本，因为原宪法并不是“空”，并不是个“虚无”，不把原有的不是本的“本”废掉，就立不起人的真“本”。破才能立，企图在不破里的立，证明不懂。
“本”是根，是源，是出发点，因而它也就是一个社会的最高价值标准。
一旦把某一事物定为“本”，也就意味着这一社会的制度、价值趋向、法律、司法都以这个“本”为唯一标准，不得有与“本”相冲突的任何原则，思想，精神！“本”拒绝一切与之不相符合的东西，“本”排斥自身以外的任何标准。我们且不论人是从原本上就是社会之“本”的，还是由社会把人当作社会之“本”的，本文不考察这一关系，只要社会当局承认了“人是社会的本”，那么，就得坚决而果断地请除—-“共产党的统治，乌七八糟的垃圾指导，专门攻击正常人的专政，至于那狗屁道路早由他们自己偷梁换柱了”。你不主动清除党本，这两个“本”就要自己来对抗，自己来清除。其结果总是孰是真本，孰就一定能击溃假本，只是这种自燃的社会进程需要的代价太高，我们不希望通过自燃过程实现民主，而希望选择的道来进入，可胡哥哥若不下手来清掉党本，民族也只有接受这个必然的自燃路线，虽说它是痛苦的，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真正的社会变革必须由思想者所发动
你顺着历史往这查吧，什么尹伊、周公、姜子牙，管仲、商鞅……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孙文……无一不是思想家。他们敢，这是我们能看到的。他们之所以敢，却是赖于他们的—-识，这不容易被直接看到，只能通过对他们言行的认识归纳出来。他们能够透视社会矛盾，他们知道若不克服这个矛盾纵然在别处做千般的努力，也是枉然。他们的正确之识，鼓舞了他们的敢，他们的勇，在这样的场合，他们比常人有主见，不受左右，决不逃避。
从其言谈中，我们就可以判定该给予他信任还是对之失望，那些见事于未萌的人，且不要说进入实践，仅仅检索他们的言谈就展现出他们是“知所当为和不当为”的。该做的事就是掉头他们也要做。
不知那位明士在九十年代中叶就教给江泽民一句“要有所为，要有所不为”，他可就捞了乖啦，四处炫耀，逢机必讲，可我们从来没听到他讲在是处，他都快八十个生日了，也还不知“为”到底是个什么。一个政治家，首先是在判断上有过人之处：
刘备屈身三顾一个村夫，虚心听其教导，这就是“懂”，是为；而关羽、张飞没有洞见天下大势的判断力，听不懂村夫的天书，就不能在这里有所为；刘备虽胸有大志，却又感情脆弱，其正确的理智往往受到脆弱感情的牵制，在局部上忘却并动摇了联吴拒魏的总路线，不该为处强却为，结果留有遗憾传今日。
近代军圣张自忠虽也耿耿有怀于庞炳勋对自己的杀身之仇，却能在国难当头时弃前嫌死命相救助，不仅成就了一世英名，还成就了道德上的至圣，永为华复榜样。
在死命效力自己的主子上鲍叔牙当仁不让，不给至友管夷吾留一线机会，我揣测：他在入都求权那阵一剑送老友的命也不会眨眨眼的，这叫当为之为；在对自己才能的了解与评估上他又有自知之明，不接受桓公任命，拒绝出任总理，他对桓公说：你若只维持国家，我受命；你若有发展的雄心大志，我的才能不够，不受命；这又是为其所当不为。典范！
因思维的灼见所见到的社会矛盾，是政治家就决不回避：该起义时不因与随杨朝廷有血亲就不起义，这是李世民之当为；也是孙中山多次失败而不馁之当为，又是华国锋不因毛主知遇而放弃的当为。该做的事一定要做，即便受到成见的压迫与谴责，乃至身价的威胁，也决不退缩：胡跃部宁可不干元首，也不屈服邓小平的无理；赵紫阳宁可被拘，丧失自由，也不杀人……这些例子证明这些人有识，识大体，明大义，追随大道。胡跃邦不是为证明自己善才拒绝邓小平的，赵紫阳不是为作秀才进天安门广场劝学生的。他们胸中都有成竹。
我们的胡哥哥就不行了：如果他的前身背景是胡跃邦或赵紫阳，则他可能要沿着一条善的道路往下走，并且可能更善。但他的前身背景是个疯子，他就只肯让人看到他不疯，他不邪，他正派；他就上升不到李世民、孙中山、华国锋、赵紫阳那种觉悟上去。—-疯子害人害国，我不能留着你，情面几分钱一斤？我不能为了个情面留他那里让同胞叫苦连天，让酷刑夺去国民生命。别说是个疯子，是亲爷们也得一剑送他归西天！我负责的是这十三亿生灵，我是这个地球上的，人类中的，我服从人类之义，人类之德。胡哥哥不能呀，他不是杰出的顺应历史潮流的人物。
怪之经这历史的偶然，他没有政治家的识，却压了政治家的坦。
呜呼！胡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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