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重庆南开的壁报与北京大学的关网

张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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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26日讯】几天前,笔者在阅读刘鹤守老人惠寄的《沙坪岁月——重庆南开校园回忆录》时,收到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发来的邮件:《就“一塌糊涂”网站关站事致北大校长书》。于是便有了本文的标题。

现代教育的一座丰碑

重庆南开中学座落于重庆市近郊沙坪坝,始建于1936年,是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为应对日本侵略而作出的重大决策,由南开中学部主任喻传鉴主持建校,初创时叫南渝中学,1938年9月天津本部大规模内迁后,定名为南开中学。与天津南开一样,重庆南开是一所私立学校,它的建设得力于官方和民间的大力捐助。学校用地由开明士绅廉价出让,科学馆(芝琴馆)、图书馆(忠恕图书馆)、女生楼(受彤楼)等校舍由富商捐助并命名。据资料记载,在建校之初,蒋介石面允张伯苓5万元。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南开被日军炸毁,蒋介石又公开表态:“有中国即有南开。”私立南开大学能够与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与蒋介石主政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抗战期间,私立重庆南开中学面向全国招生,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以报考南开中学为首选,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工作者,以任教南开中学为光荣。黄仰山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名字叫黄庭柱,他在《一位戴墨晶眼镜的老人》中回忆说:“民国29年初秋,我从香港取道海防,经昆明、贵阳,辗转抵达重庆。我一心一意要投考南开中学。到达学校,教务处一位职员告诉我:‘秋季新生入学考试,已经在十天前举行过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位戴墨晶眼镜的老人”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位老人,就是年逾七旬的老校长张伯苓。在《从比较中认识南开》中,黄毅英回忆说:“我在重庆南开只上过高三一个年度(1946-1947)。对南开,我是从比较中来认识的。在此之前,我上过两个中学,其中在江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中读过四年。但一进南开,就感到正规、朝气蓬勃和清新。……本来国立学校是靠政府拨款,公费吃饭,伙食标准就很低,再经管理人员甚至工友贪污就更糟糕了。……可在南开一年没有传闻过贪污的事,而是在一种清正廉洁的风气中培养学生的公能精神。”“我因为穷,即使保送我也很难上大学,同学们知道了就主动陪同我到训导主任关性天家反映困难,关答应在保送书上注明‘该生家境清寒,建议给予贷金。’有了这个前提我才上了大学。前些时我看到《通讯》中写到:张伯苓校长从学生中了解到新聘任的教员中有不符为人师表的行为(受聘不久找学生借钱),就把该教员辞退了。而在女附中教师中有不良品德的,学校根本就不管。……南开学校就像一方净土、一池清水。”

黄毅英所比较的是当年的国立与私立学校,拿当年的私立重庆南开中学与当下中国一党包办的公私学校相比,就更是恍若隔世、不堪回首了。重庆南开中学从1936年至1952年共培养15届毕业生,人数约2000人,另有肄业生约6000人。这8000人后来以从事理工专业和教育事业者居多,其中有25人成为院士。应该说,私立重庆南开中学与此前的私立天津南开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以及同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一样,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1951年2月23日,75岁的张伯苓在天津逝世,半年后的1952年12月,私立重庆南开中学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被充公更名为重庆第三中学。在抗日战争中都可以生存发展的一座丰碑,从此彻底沦陷。

私立中学的公民教育

私立重庆南开中学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老校长张伯苓对与“允公允能”的解释是:“公,韩子说:‘背公为私’。南开学生应该为国家尽责,为大众做事。能,就是要有能力、有本领。没有能力和本领,怎么去尽责、做事?允,含有应当、不能变的意思。搁在一块儿,‘允公允能’就是:当为公能,奋斗终生……”这种“允公允能”的教育思想,其实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教育,老校长张伯苓本人,就是现代中国公民“允公允能”的一面旗帜。张伯苓1895年毕业于严复为总教习的北洋水师学堂,丧权辱国的甲午中日战争促使他选择了教育救国的终生事业。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南开校园被毁,在国民党当局召集的庐山会议上,张伯苓率先主战。

张伯苓注重学生的群体活动。重庆南开中学的男女学生一律住校,在每天3时半至6时的课外活动期间,学生一律离开教室,不准留在教室里读死书,每位学生必须参加至少一项活动。“三点半见”成为同学之间相互联络的口头禅。

校园中的课外活动包罗万象,诸如球类、体操、话剧、京戏、歌咏、壁报、绘画、摄影、音乐、劳作、无线电等等,不一而足。这其中以精彩纷呈的手抄壁报,最能凸现南开学子“允公允能”的公民意识和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据马平《前尘似梦话〈健报〉》回忆:“校方为各社团设置的璧报栏,遥对校门,成一字形排列,伫立在一株株梧桐下,俯视运动场,背倚歌乐山,连接了忠恕图书馆与午晴堂,是从各教学楼到各生活区的必经之处。唯其不仅本身确有所长,并且‘天时地利人和’兼具,影响越出南开校园之外,甚至战时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一些主要代表,每次出入南开,只要时间允许,往往会在璧报栏前停步。比如,在1946年4月8日重庆版《世界日报》的‘教育界’专栏,就留存了‘3月31日午后,周恩来夫妇悄然来校,在梧桐树下观阅各种璧报,见夫人指某报载延安跳舞盛会消息一则,二人相盼’的历史镜头。”“1944年12月初,湘桂战场溃退,日军深入贵州,重庆风声鹤唳,谣传又要‘迁都’,这是抗战以来重庆最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就在惊闻独山失守的时刻,针对身为军政要员的学生家长准备举家避居西昌、为其子女‘请假’的痛心现象,清晨,升旗式后,已是古稀老人的伯苓校长严正表态:‘退学可以,请假不准’;略作停顿之后又说:‘咱们南开已从天津退到重庆,现不能再退。敌人当真来,南开只能与大重庆同存同亡。’……袁澄与我恰恰是此时此地,萌发编辑一个璧报,并取‘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之意,以‘健’为名,呼唤‘一切为了反攻’、‘一切为了胜利’。”

《健报》于1945年3月2日出第一期,成员都是初三二组和初三三组的“小毛头”,年龄在15岁左右。这份手抄璧报以评说国事为主,发表过许多专业水准的“本报专讯”。譬如抨击孔祥熙家族的《三亿美金究竟谁人所有?》,报道巨奸周佛海由沪飞渝的《大汉奸!杀呒?赦!》。马平在《前尘似梦话〈健报〉》中,还专门提到学校的璧报审查制度:“当时负有审查璧报之责的训育主任——绰号‘官腔’、南开大学政治系毕业、颇有口才的关性天先生,怀疑《健报》是否幕后有人‘捉刀’,在找我‘个别谈话’之中,几次要我‘谨防交友不慎’了。”“虽然当时《健报》伙伴,除了对中共党报《新华日报》并无偏见、甚至还是长期订户之外,对与南开是否已有中共组织,也和教师之中谁是国民党员一样,同样都还没有兴趣;对国共双方都是力求保持一定距离。关某于1945年秋在一次‘时事报告’里,以《健报》某期所载邵力子氏关于国共谈话为例,断言:‘只有小孩子才会相信,邵力子对他们说心里话。’我们在题为《敬质关XX先生》的‘社评’里,就在关XX姓氏之前,加上一个既不必要、且当时缺乏凭据的定语:‘国特分子’。与此同时,又把一篇本来题为《官话、洋话、家乡话》的短文,改题为《官腔、洋腔、家乡腔》,未经训育处盖章就张贴在璧报栏上。对此,这位训育主任大人自然很难平静。只是因为南开素有民主传统,袁澄和我的家长又与伯苓校长相识,同时关某其人也还需要表现一些‘民主’风度,所以只好一面自嘲:‘小孩子不可理喻’,表示只要‘下不为例’,可以免予‘警告’处分;另一面就是此后每期《健报》编就,都由其本人审查,训育处才能盖章。自此每当《健报》送审,为了某则新闻不能用,某个标题该不该改,双方经常是很不愉快。由于某期《健报》社评被他开了‘天窗’,又不允许在版面上留下‘天窗’——即必须以其他文字补上,否则此期《健报》不得公之于众;为了抗议,为了揭露,《健报》伙伴就在被检扣的‘社评’版面,赶写《报坛苦话》短文,并配一幅似乎模拟‘上上一人’——蒋介石氏之‘标准像’、却在此公嘴上加一把锁的漫画插图,再以一篇不痛不痒的作文《言与行》虚掩其上。当训育处盖章通过,在璧报栏张贴之后,又在中午璧报读者最多的‘黄金时间’,揭开一角,露出《报坛苦话》及其插图。及至关某下午上班风闻此事,已经起到‘轰动效应’的此期《健报》,已被《健报》伙伴悄然取下收藏。为了存真,仅80字的《报坛苦话》全文照录:‘德国人不准南斯拉夫人在报纸上留下空白,被扣新闻后,往往填入以火车时刻表,读者凡读到火车时刻表,便知有新闻被扣,唯如遇无火车时刻表可填入时,亦只得打开天窗说亮话也。’”在把国民党时代的中国与德国法斯西占领下的南斯拉夫进行比较之后,马平另有一番今昔对比:“‘反右’之年,我收存的全部《健报》,都取去‘供批判用’。至于《健报》残页所以幸存,主要因为当时被作为我这个‘年轻的老右派’,早在重庆南开上中学时,就有系统的(!)修正主义的(!)新闻观点的‘历史罪证’封存在我的档案袋里,才能物归原主。使我懮患半生的‘罪证’之一,恰恰就是当年矛头指向训育主任关某的《报坛苦话》及其插图,而关某后被证实确系‘国特分子’。一个既可笑也可悲的‘误会’!”《健报》及《报坛苦话》的矛头指向,并不仅仅是“还需要表现一些‘民主’风度”的关性天,而且还有当年的“上上一人”蒋介石。到了共产党时代的“反右之年”,北京大学的右派女学生林昭,并没有针对新一轮的“上上一人”毛泽东有所不敬,就被投入上海监狱直到抛尸街头。到了史无前例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女党员张志新仅仅对毛泽东的老婆江青有所不敬,就在遭受轮奸并割断喉管后被拉上刑场。马平先生把自己的“懮患半生”仅仅归之于“一个既可笑也可悲的‘误会’”,显然是精神恐怖下的言不由衷。

重庆南开的璧报与北京大学的关网了解过重庆南开中学“允公允能”的璧报,再来看贺卫方教授的《就“一塌糊涂”网站关站事致北大校长书》,有许多事情不言自明。限于篇幅,本文只摘录这篇记录当下中国最高学府的精神扼杀和思想专制的极其生动的文献资料的前半部分:

“许智宏校长,各位校领导:本月13日下午上课时,一位同学面色沈痛地告诉我,‘一塌糊涂’网站已经关站了。一时间,我真的难以相信。虽然近些时日,有关这个网站要被关掉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但是我总是以为不大可能,因为近期政府对网络的治理似乎针对的是色情,现在色情泛滥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好转,怎么会对‘一塌糊涂’这样的严肃网站下手呢?但不幸的是,这次并非误传——下课后我上网,果然‘一塌糊涂’已无法登陆,她真的要永远消失了么?

“作为本校的一名法学教授,我认为此次关站是一起严重的事件。在过去的这些年中,‘一塌糊涂’已经成为包括我校师生在内的全球数以万计网民的重要资讯源泉和言论媒介。在这里,人们可以最迅速地获取对于发生在各地的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可以看到被一些官方媒体故意遮蔽的事实真相,一些蒙受冤情而在通常渠道无法让更广泛的社会知晓的人们发现了一个申冤鸣屈的好途径(试想,去年的孙志刚事件如果没有包括‘一塌糊涂’在内的各种BBS风起云涌的滔滔言论,怎能最终导致正义伸张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这里还是我们这所大学与外部社会沟通的重要渠道。世界各地的网友在这里看到了我校师生的风貌,一些关注我校的人们可以通过阅览该网相关版面而获得及时而丰富的资讯,甚至那些批评我校的言论也对于我们检讨自身、改进工作大有裨益。“此外,‘一塌糊涂’还是我们校内教室的扩大。以我个人的经验为例。我在数年前就在这里注册的自己的id,有闲暇就愿意在网上与同学们交流。自己的文章贴在这里,很快就能够听到来自网友们的评论;学生们在学习中遇到一些问题,我也愿意帮助出些建议。今年上半年,我曾经到我校深圳研究生院为那里的同学们讲课,课下就在‘一塌糊涂’的‘深圳研究生院’版上跟同学们展开对课堂上涉及到的一些问题的更深入讨论。这种讨论经常持续到深夜,也一直延伸到我回到北京之后。我自己带的硕士博士生甚至在这里开设了一个封闭的讨论区‘法律的魅力’,大家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见到新书在这里跟大家通报,不少同学把论文初稿贴在这里,我和同门的同学们都可以坦率地提出批评和改进的意见,真正是一个其乐融融的交流场所。我们多么感谢互联网的发明者,让我们有了这种虚拟却又真实的学术空间!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一个我们根本见不到的关站令而破灭了。……”

时间已经过去一个星期,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就“一塌糊涂”关站之事还没有任何表示,这在当年的重庆南开中学是绝对不可想像的。当年的张伯苓校长的官方职位是国民参政会副议长,校长办公室常常是宾客盈门,张校长却坚持把自己的校长办公室与教务处、训导处及其它各办公室设在学生集中的地方,说是“校长办公室怎能远离学生?校长办公室就是为学生、教师办事的么,没有学生算什么学校!”而当下的北京大学,早已是一党专政的党办学校和衙门学校,区区正部级的北大校长许智宏,按照政治待遇所居住的是配备有专职秘书和保健医生的戒备森严的部长楼。一位普通学生或教授要想见一见这位许校长,恐怕是和登天一样难。更何况这位校长之上另有一位被叫做党委书记的太上校长,全体师生之上另有一个比“国特分子”关性天阴险无数倍的机构庞大的保卫处!

当年的重庆南开中学的中学生,可以同时订阅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及民间私营的《大公报》。今天的北京大学学生,不仅网站被粗暴关闭,而且连明明是党的喉舌的香港《凤凰卫视》、《凤凰周刊》,都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不能看也不准看。时间已经到了21世纪,半个多世纪前的重庆南开中学的公民教育所达到的民主自由的高境界和高水准,远非今天的北京大学所能比肩,这绝对不是一座学校的小悲哀,而是一个民族乃至于整个人类的大悲哀!!

2004年9月21日(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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