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9日讯】每每大选临近，都要想起中国的政体中的某些特色，说特色，既是中国独有，或历史上曾有过，但目前只有中国仍旧保持的一些独到的与众不同之处。其中，对中国政治家的特色，还少有提及。
业余特色
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家，都是职业的。像澳洲，不仅总理及内阁成员是领工资的，上下两院议员，亦皆如此。而中国，除了政治局内的少数人士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兼职”，或可称为“业余”的。实际也是如此，他们都不是靠搞政治来挣生活费用的。
而民主国家的专业从政者，多数则一心从政。拿着纳税人的钱，不务正业是说不过去的。他们的工作主要为法的制定。这里包括政策，规定，法律的制定与修改。所有这些要通过议会的辩论及表决作出。因此议会会议几乎天天有。他们的另一工作则是政治方面，这涉及党派之间，党内政策及党与社会关系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议员们工作的繁忙。所以他们也只能是专业的。
中国人大代表，除了很少的几年一次的人代会，便没有规定的工作。因此也只能是业余的。其作用可以有限地反映反映百姓的意见，但像澳议会议员那样对政府进行尖锐指责，并因此影响政策制定的作用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有的恐怕还只能是个橡皮图章。
理论特色
西方政治家们少有涉及理论的建树。政治家们的行为可以以某些理论为基础，但政治家本人并不搞理论的研究与标新立异。而西方的理论家们又很少有参加政治的。最典型的要数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了。哈耶克曾明确表示，他对政治是不肖一顾的。但却要用自己的理论去影响政治家。而事实也是如此：“他成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主义的精神导师，对于苏联东欧等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转型发挥了独一无二的巨大作用；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市场经济进程。”
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从过政。只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列宁，也是第一个将列宁理论与建立一党专政的政治实践结合于一身的。列宁之后是斯大林，同样是诸多著作问世。后来中国的毛泽东，创立了“战无不胜”的思想。邓小平则搞出了个小平理论，到了江主席，提出了三个代表。
非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同时又是理论建树人，恐怕是一必然。因为正像本文前面所提到的，民主国家的政治家是没有时间搞理论的建树的。他们可以对理论进行学习研究，但不可能成为专业的理论家。再有，如果权势者进入理论界，除非他离政辞官，否则，必然使理论政治化，失去独立性，成为政治的附庸。
另一方面，由于集权国家的当权者必须用专制的观念来维护其统治，因此，必须有自己的理论，而这个理论又必须标明是自己的原创。（即是不是也要加上“发展”，“第一次提出”等等。）万不可是他人的。因这有损害自己权位的危险。因此，一党集权者，总是要搞出一套“思想”，即使这思想是肤浅，非逻辑的，甚至是荒谬的，也要以这个思想来统治理论，统治一切。所以，从胡哥是否也要搞一套“锦涛理论”，也可看出其治国之走向。
题外话
杨晓凯生前曾说，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知识份子。其意义就在独立二字上。不参加任何党派，不附庸任何权势。却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来影响政治。笔者并非反对从政，只是力图强调政论与政治的不同，理论家与政治家的不同，及其二合而一的害处。特别是当前，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优越是有目共睹的。但从一个彻底的计划经济，集权体制如何过渡到完全的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确实没有先验。即使东欧，苏联等国也在摸索，并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如果中国政治改革成功，必将对这一空白再添极粗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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