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0日讯】27日我写了一份文字资料，我把逻辑的范围缩小了，说再也不写与中宣部过不去的文章。我说中宣部哪怕再撑个十年八年五年或三天五天，或像秦始皇那样希望他的子孙千世万世而为君都与贫道无关。第二个是我也不见外国记者了，但是我必须说明的是外国记者在我眼里对中国是有功的。我说了两件事，2003年SARS是“时代周刊”报的，1943年一甲子60年前河南大灾荒饿死一百多万人，另有一百万人流亡，也是“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最后挽救了这场灾难，就像SARS在中国蔓延那样。外国记者对中国是有恩德的。他们不是麻烦制造者。
在那篇小短文里，我又提到根据我六七年写言论的经历，我感觉一个社会的重大问题或大的肿瘤，在人们议论它的时候，五六年内能除掉，小一点的一两年，甚至更短的像孙志刚案。我相信中宣部自我提出之日起六年七年八年内它会被解除。最后一句话我说的是愿我们各自保平安！
在这篇文里我还提了为什么要写这类文章。我觉得自己很仁慈，中国人本来很苦，还不让报导灾难，我受不了。高攀一点可以说是慈悲。我没有立场没有政见，只有是非感。如果说有什么自私的目的话，我想得两个奖，一个是美国的普利策新闻奖，另一个是诺贝尔和平奖。我想这两个奖把校领导吓着了。这个东西写好后，27号我交给他们。9月2日，院长给我打电话，说：“你的课上面说要停。”我的逻辑是可能我流露出来的意思，使他们觉得我可能要不停地做下去，不然的话得不了普利策新闻奖和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这个可能把他们吓着了，直接导致9月2日停课。9月17日的时候院长说指导研究生的教师名册里也没有我的名字了。也就是指导研究生的资格也被取缔了。
9月2日停课那天我还想停就停吧，但9月17日那天对我打击挺大，我骑着自行车绕着未名湖，我到北大正好三年，感到心里很难过。但过了两三天后我又想明白了，如果北大停了我的课，或者以后开除我的公职，我还可以想别的办法，可以去非政府组织找个事做，或者做个自由作家养活自己，再不济就回去种地养活我妈。想了一想觉得路不是很多吗？就这样把黑暗期转过去了。
实际上在我对媒体说之前，中宣部就说北大已停了焦国标的课，我听说是副部长开了一个挺高规格的会。这样香港晨报就报导了我停课的消息，然后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给我打电话确认这个事情，我说我没对别人说过这事，他说晨报已经报导了，我说是被停课了。
这时我在想要不要见外国记者？要不要写文章？后来我想写文章和见外国记者都是宪法保护的权利。这时我的头脑里有了新的理念，思想性的火花。就是中国社会必须有两个解放，一个中国出版业从中宣部的掌控中解放出来，另一个解放是每一个中国人从他所在的单位的党政领导下解放出来。我批评中宣部，结果学校停我的课，新闻学院停我的课，我觉得中间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它的因果关系是怎么来的？我怎样才能解除这样的行为，也就是停我的课是不合理的？如果我的教学有问题，是学院管的范围，学院可以停我的课。我批评中宣部是宪法规定的权力，不是我的院长或书记所能给予或剥夺的。但是在中国就是这么贯彻的。包括揭批法轮功，也是因为具体的单位的领导找人谈话，甚至……，结果把空间挤得越来越小。实际上这是一个信仰问题，而信仰问题属于宪法范围，不在一个村支书或街道办事处的权力范围之内。所以我说还有一个解放是每一个中国人从他所在的单位的党政领导下解放出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