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0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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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个爱滋村，您可曾经听说过？“爱滋病”是20世纪黑死病，而河南省爱滋村之所以以此为名，就是全村有大部分村民因为卖血而感染了艾滋病，或因为父母亲靠卖血维生，得病之后再传染给自己的小孩，所以爱滋村里的孤儿特别多，村民不为人知的处境也急待外界了解与救援。
“第八届两岸关系暨大陆新闻报导奖”十一月六日在台北亚太会馆举行颁奖典礼，评审从五类十五件入围作品中评选出五项优胜作品，联合报在这次比赛中表现不凡，一举赢得两项大奖，拿下报纸报导奖和新闻摄影奖。
文字记者梁玉芳及摄影记者陈易辰两人，以义工身份实地走访河南省，完成【走进垂死村落：直击河南爱滋村系列】报导，节目中，我们来听听深入爱滋村的两名记者在当地的观察与见闻，一同了解河南爱滋村与中国领导者面临的问题：
在进入爱滋村之前，梁玉芳与陈易辰已经试图将自己装扮的像是当地人，然而，无论如何变身，他们发现，不论自己在哪里，都非常显眼，很难得不被注意跟遭人盘问。记者梁玉芳说：
一开始进到村子的时候，因为他们农村是很封闭的，那时候又很靠近世界爱滋日了，所以他们大概也知道说有很多人会关注这个议题；所以那个村子口就开始戒严了，都有些岗哨；外地来的人无论我们再怎样穿，其实跟农民还是不一样。比如说他们晒的很黑，那我们又这样子，我们车子挂的又是郑州的牌，那所以一开始就很显眼呀。
我们是有联络当地一位村民带我们进去，他就说我们是义工啊、是关怀人进去的。可是过了岗哨，就开始有车子一直跟着一直跟着，所以，一开始我们一下车，他们就一群穿西装的人下来就跟在我们后面，那我们就假装很像真的是义工啊，就问候那些小朋友啊，我们真的也带了非常多的礼物，欺敌这样子；可是那也是真的从台湾的团体托我们带过去的，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准备，因为这也是意料之中嘛！那晚上他们大概就会把我们带开呀，酒席上面呀，也会询问看你是不是会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呀？
因为进入中国大陆采访前，就已经预想过可能被问到的问题，因此，两位记者以义工身份获准进入爱滋村，并且连为何带着傻瓜相机拍照的答案都事先模拟，以便不引起怀疑，使采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记者陈易辰回忆刚进入爱滋村的印象以及被人监视的感觉，他说：
其实像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因为我带一台小小的傻瓜相机进去拍，因为我们跟他们讲说我们是义工，他们问我说奇怪，义工为什么要拍那么多照片？我说因为在台湾孤儿院的资助人他们很想看看当地的状况；那你知道傻瓜相机后面有一个液晶屏幕嘛，从我把相机拿出来之后，从此就是我在孤儿院里面，不管我走到哪里，我后面永远都跟着一个人一直在看我屏幕里面在拍什么？
其实我觉得不管我们再怎么伪装，那时候因为传统中感觉好像北方人都是留胡子，所以我还特别留了两三个礼拜的胡子，可是我发现一进到里面，再怎样去伪装你自己都没有办法，一定会跟农民区隔，因为他们本身人大概都是生病，所以那种蜡黄、干瘪、那种脸色是你完全没办法去伪装的；然后我们进去以后，就像玉芳刚刚讲的，他们有一个政法委想要把我们灌醉，然后就一直逼你喝酒喝酒，喝到醉了，连房间都帮你安排好了；就是去住他们县政府的招待所，就是不要你晚上去孤儿院或去哪里乱跑。
为什么当地政法委要限制他们的行动或者用灌酒的方式让他们失去行动能力呢？摄影记者陈易辰从农民口中找到了答案。
我觉得那边的小孩比较可怜的是，我是听当地的农民会讲说，因为其实是官员的贪污，并不想让外界的媒体知道，其实有些官员也知道那些小孩很可怜，可是没办法，他们之前已经贪污了，所以他们怕事情会越爆越大。
那种被监视的感觉很不好，虽然说中国一直在说他们在开放在开放，可是在在中国那种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一个小小的官员他就有那么大的权力，几千个村民的生死，或是甚至物资全部掌握在一个官员的手上。
为何一个世代务农的村落会变成爱滋村，记者梁玉芳用“骗局”来形容村民染上爱滋的始末，找到了问题发生的症结，原来，村民遭遇的这一切，都是官方给予错误信息所造成的后果。
梁玉芳认为，他们有一些满奇怪的现象：因为那整个一开始是一个骗局嘛！是他们官方鼓励农民去卖血，说卖血可以就是让你的经济改善，可是他们并没有跟他们讲说整个采血的过程是有可能感染爱滋的，那他们甚至也不跟他们解释这是为什么？ 也没有人出来善后，那事情爆发之后他们就想尽办法掩盖！甚至说根本没有这件事情！
即使就在河南同一个省，那我们这边都这么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的时候，我们在郑州他们河南的省会，其实问问当地人，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回来之后跟他们聊起，他们非常的惊讶。
记者陈易辰也有类似遭遇，他的朋友听完这些故事对他说：“虽然相隔两百公里， 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
像我们后来做完题目出来在郑州，郑州有很多外国朋友去那边做生意嘛，那我们有认识一个朋友，他的一些外国朋友就跟我们一起吃饭，那时候我们就是用傻瓜相机里面有放照片给他看，那个德国人好像在大陆做生意做了两、三年了，可是他从来不知道跟他相距两百公里的地方，就在离郑州两百公里的地方居然有一个这样的地方，而且居然有数十万的人得到这样的病；他只讲一句话，他说：“虽然相隔两百公里， 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
梁玉芳在爱滋村里发现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当地的县政府几乎是见死不救，只等时间冲淡这无法收拾的惨剧。
我听到一个地方的孤儿院负责人跟我们讲说，他们的县政府说，一定全力支持，口头上全力支持，可是从头到尾、一两年下来，那个孤儿院只收到他们县政府送的两袋面粉，更不要提说医药或一些小孩子上学的补助。所以他们的情况是很孤立的，那么他们当然会觉得他们的命运就是他们的政府让他们死光了，这件事情就消失了，不会有人记得！
摄影记者陈易辰进入爱滋村，目睹当地孩童的生活遭遇，最大的感触就是两岸儿童的物质条件真的是天差地远，天冷时，除了没有手套御寒，连张写功课的桌子都看不见。
因为我们在台湾有跑过一些新闻，我们在台湾的小孩子在这么优渥的环境下，可是会觉得他们的小孩子真的很可怜，连书桌都没有，只能在很破旧的鞍马，在户外写字，也没有手套；下课之后，回到孤儿院之后，没有手套，只能够赶快烧热水，所有的人手就赶快往热水里面钻，只有一个脸盆，赶快往热水里面钻；因为手冻僵了，就没办法写功课。
另外，陈易辰也提到河南之行中另外一件让他印象深刻的跟巧克力有关的真实故事。
我的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个小朋友，我那时候在香港机场买很多巧克力要御寒，我在那边陪一个小朋友，不用上课我就陪他玩，我拿出巧克力出来要给他吃，他不敢吃，他十几岁的小朋友居然没看过巧克力，不知道巧克力是什么东西？剥一块给他吃他还不敢吃，就觉得黑黑的，可是吃了之后，觉得很好吃。最后我们要走的时候，就把所有的巧克力糖果都留给他们。
联合报记者梁玉芳在完成【走进垂死村落：直击河南爱滋村系列】时，也看到中国在经济发展与贫富不均的严重问题，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我觉得，的确是现在全世界都注意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领导人如果要走向世界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他整个后院，他们农村那些农民，他们终其一生可能数个世纪都还是在贫穷边缘，到目前我们看到北京跟上海或其它沿海都市的繁荣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完全没有改变，我当然知道要解决那么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其实很困难，但是他们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得努力，我们会更尊敬这个庞大国家的领导能力。
跟梁玉芳一起深入村落，见证河南百姓遭遇的陈易辰也对中国经济现状提出怀疑：
虽然大陆方面一直在说我们现在是经济世界强国，可是会不会变成其实只是一个空壳子？中国以农立国，如果中国官方领导人不去重视这些农民，而且是从黄淮平原就是中原，所谓的中原出来的农民这些生机的话，我想会不会整个中国的经济只是一个空壳子，让人家觉得很华丽而已？
我觉得中国可能在经济发展上面他们可能极力想掩盖这方面丑陋的东西，让国外看起来就是大陆就是很美好啊，而且我在那边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可能跟卖血一样严重，我们去那边一个农民跟我们讲的，就是当地农民病痛嘛，他们需要钱买药，可是他们没有钱，又没有能力下田工作，所以他们只好把他们的田卖掉，因为大陆现在盖房子需要很多砖，所以他们就把土地卖给砖窑厂；砖窑厂就在他们的地上挖土去烧砖盖房子。
可是像河南那种地方，十年九淹，就会淹水；土地一挖下去之后那块土地以后根本无法再种，因为水根本排不出去；可是那些农民，他们得艾滋病，身亡之后，他们留了那块地给他们的小孩，他们的小孩根本无力可以去维生，因为没有地可以种田了，所以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为了要解决他们现在的病痛，而去卖土地烧砖，就这样那块地就没有办法耕种，像我们中国人古老的观念就是说，爸爸就是留地留给儿子，可是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他们以后未来的路要怎么走？
看到那些孤儿贫苦无依的生活，摄影记者陈易辰希望大家能够抱着人溺己溺的心态，救助这些生活在垂死村落的孩童。
我们在那边受到很多人的帮助，有很多小孩子真的很可怜，当然我曾经有想过说为什么大家不捐钱救他们，把他们变得更好的环境，可是你要想想看可能上百万人能够救多少？ 有一部电影里面讲过一句话说：“不要问你可以救一百多万人或怎样，但是我们自己能够有善心能够救多少就救多少。”能够给他们多好的生活，就尽力去帮助他们，毕竟以前台湾也是从这种贫苦走过来的。
联合报记者梁玉芳认为，她之所以得奖，是因为评审也看见了爱滋村民们的苦难，她在上台受奖时感谢了很多人，谢谢大家让他们能够在消息几乎封锁的情况下完成报导，甚至获得这次的优胜。
另外，梁玉芳也在颁奖现场将获颁的十万元奖金全部捐赠给河南爱滋村，期盼能为他们困难的处境带来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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