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9日讯】经过二十多年演变，在官僚太子党、左派马列顽固派和右派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社会变成纳粹式权贵资本主义。所谓纳粹，翻译成中文，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是希特勒纳粹党最早使用的。邓小平则称为中国式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纳粹式资本主义是最坏的社会主义和最坏的资本主义，与西方文明世界中，以西欧、尤其是以北欧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有天壤之别。这是一种最坏的社会主义及最坏的资本主义。
这种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式权贵资本主义的主干，是官僚太子党，而作为马列余孽的“左派”马列顽固派和“右派”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则是它的一体两面。
这种纳粹权贵资本主义及其主干官僚太子党的倒行逆施，必然激起全国老百姓的强烈反对，中国正面临革命、面临人民起义的强大压力。
当人民起义的烽火开始在中国兴起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呼吁胡锦涛温家宝抓住目前一息尚存的最后机会，停止镇压，迅速开始政治改革，争取走和平渐进改良的道路。错过了这个机会，中共就将死路一条。
至于如何开始改良，我这里附上本人两个文件，这是与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不同的、争取走真改良道路的两个典型文件。一个是1988年12月24日我在狱中写给中共领导的《建议书》，这个建议书写于次年知识界上书和八九民运前夕，当月设法送出监狱寄给中共领导，以及许良英，方励之等一些先生。另一个是1997年12月底写于南京的《中国改革简纲》，这个简纲，一方面当然是争取中共改革，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反对当时甚嚣尘上的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呼声。现在这仍然是走渐进改良道路的一个现成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我提出以政治改革为先导，不要匆忙开展全面经济改革等建议（目的在防止错误改革及官僚对国家和人民财产的侵吞。我已经在当时《就建立独立工会问题的意见和呼吁》中指出“在现行官僚专制体制下，任何经济改革都会严重变形，不以改变官僚专制体制为先导去搞经济改革，而是先搞甚至单纯地搞国营经济的体制改革，其结果：必然变成特权官僚化公为私侵吞公产的又一合法途径；必然损害工人利益”）。现在，我们还要建议，等政治改革进行到适当时候，开始纠正大抢劫大掠夺的错误。
何去何从，请胡锦涛温家宝两位先生熟思之。
附：
建议书
徐水良
为抓住目前尚存的最后机会，以防止大规模冲突在我们祖国发生，本人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一，赵紫阳同志辞职，由胡耀邦同志主持全面工作。邓小平同志年事已高，可离休颐养天年，其职务可由胡耀邦同志兼任。
二，释放七九年后被关的持不同政见者、政治犯。恢复因”自由化”等问题而被批判处罚者的名誉。
三，组织民族团结、和解及复兴、振兴委员会，取得全国人民信任。
1、委员会由中央领导人及原来持不同政见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组成；
2、聘请国内外有关学者专家组成顾问团；
3、委员会任务：
（1）、研究制订改革总方案，交由公民投票决定；（2）、根据总方案，确定改革总计划；（3）、处理重大问题，调解重大冲突。(如需要，本人可以谈总方案，总计划的内容建议)。
四，开放解除报禁，保障言论出版自由，鼓励全国人民为振兴中华民族献策。
五，依据法律实行结社自由，包括解除党禁。
六，在改革总体方案、总体计划制定并实施前，希望全国人民克制使用罢工权利，并把游行示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保证必需的安定和秩序。
七，安定人心。民族团结和解及复兴振兴委员会应向全国保证：一方面，改革方案将是彻底的，全国人民的要求将得到满足；另一方面，改革前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官僚)，只要他们不采取反对并阻挡改革的行动，他们的利益，改革后也将予以照顾，其生活水平，将得到保证，这样的结局，比起大冲突发生，最后被人民抛弃或惩罚的结局，对他们应该有利得多。
只有采取以上措施及一系列更详细的其他措施，才能避免大规模冲突的发生。
希望有关人员以民族大局，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为重，以他们自己的行动为祖国减少波折，迅速创造振兴条件，同时也为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留个好名声。
以上建议，请转中央，供参考。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中国改革简纲
（南京）徐水良
1997年12月底于南京
中国变革的道路，无非有两条，一条是走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突变的道路，另一条就是走渐变的道路。突变的道路，也就是普通所说的”革命”的道路，它有四种类型，这就是１、非暴力类型，２、非暴力为主附带小量暴力的类型，３、暴力手段较多的类型，４、暴力类型。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是前两种，即非暴力的或非暴力为主的类型。第四种类型即暴力类型，迄今尚未发生，少数国家的内战不是革命，而是民族冲突或派别斗争。匈牙利和蒙古则比较接近渐变道路。渐变道路也就是渐进的改良改革的道路。我们希望我们的祖国走稳妥的渐变的道路，但这需要有中共愿意改革，愿意实现多党民主制，并且愿意满足全国人民及客观规律对改革时间速度的必需要求为前提。我们希望走和平的渐变的道路，但客观实际并不一定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不可能象”告别革命”的朋友们那样，捏造历史规律，不顾一切客观条件而强行”告别革命”。（在想象和现实上实现？不知他们怎样”告别”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幸运的是，我们已经走过了历史中最困难、最不幸的路程，我们已经有了一次流血的”六四”事件，我们已经有了这次事件之后，全国民心的大变换，全国人民的大觉醒，暴力的道路已经不大可能。即使有极少数顽固的专制主义者想再搞一次同等规模的”六四”镇压，他们将不大可能再搞得起来，即使勉强搞起来，也只能小搞以后即迅速失败，他们决不可能再一次得逞。但突变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大的。
对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和突变情况，以及相应的应对策略的研究，仍然是很必须的。不过我们这里只讲渐变道路，即渐进改革的问题。
如果中共愿意实行多党民主制并满足必要的改革速度，那么，我们将走上和平的道路，但要把这条和平的道路变为稳妥的渐变的道路，还必须采取正确的步骤和策略，就目前情况看，中共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步骤。
一、以政治改革为先导，以十年反右的时间，基本完成政治体制的改革。
第一步：化五年左右的时间，实现自由。
为了稳妥，可以一小步一小步走。先彻底放开公民个人言论自由，再放开媒体上讨论的自由，尤其发动全国人民参与对改革问题的自由广泛的讨论，再放开媒体本身的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解除报禁；再放开结社自由，先允许建立自由的学术团体，行业团体，再允许自由成立独立工会，再解除党禁，以及其它等等。可以分为更小的步骤，其间还包括”六四”平反，释放政治犯，罢工及集会、游行的自由等等。此外，在适当的时候，还要实行迁徙自由，取消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二元社会的人为划分，取消对农民的一切歧视。不消除二元社会，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将是不可能的。
这第一步是，改革中最困难的一步，但采取渐进稳妥的办法，是可以完成的。完成了这一步，完成第二步就比较容易了。
为了完成这困难的一步，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应该采取协商合作的态度，尤其是中共和中国民主运动，这两种看起来完全对立的力量，实际上却有着很大的共同之处，有着共同的希望，这就是：和平、稳妥地进行改革，平稳地转轨。要实行合作，当然有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中共必须同意采取协商的态度。要使各方面，进而使全国人民摆脱矛盾哲学、斗争哲学、学会合作、协商和妥协、宽容。
第二步；再化五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民主。这也可以一步一步走。其中有的步骤，如法律的起草和法制准备，基层民主试验等等，可以提前到第一步开始着手。我们应该建立的是民主的，有权威的政府。我们应该考察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民主制度，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创造择善而行。我们要尽可能采用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最先进的民主制度。我们尤其不能采用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它既不民主（很专制），又不集中（互相扯皮，互相推诿，不负责任）。我们的民主制度，应当是高度自治的，同时，又是高度集中的，这就是说，大多数地方性公共职能，应该划给各级自治政府，而中央政府则集中少数必不可少的中央职能，因而有可能实行高度集中和高度权威。（附注：集中与分散或自治相对。而民主和专制相对，民主和专制都属于集中范畴，只是集中的不同形式或机制。纠正列宁和毛泽东的概念混乱）要在民主制度下建立高效率的个人负责制政府，高效率的行政机制，同时又要采用代议制，民意测验，公民投票等一切必要的民主决策手段和机制，并应该有高效的监督机制和手段，包括高度的公开性以作为制衡。军队属于国家，非国家的党派、社会团体及其它私家军队为非法。军队的暴力职能只能对外，不准对内。对内的暴力职能属于警察。警察属于政府，并且应该大大加强其非暴力的社会服务职能。
二、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开始国营经济及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金融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两种改革必须互相配套，互相同步，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过分滞后，也不能使之超前。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实行混合经济为适宜，决不要搞一刀切，不搞国营、集体经济一刀切，也不搞股份经济或股份合作制经济一刀切，也不搞私营经济或个体经济一刀切。绝大部分国营经济应该民营化，但也不要过早把全部国营经济统统私营化。而且，民营化也决不仅仅是股份合作和私营，还应该有其它许多形式。总之，不要搞一刀切，而应该实行混合经济，让各种经济成分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这样比较稳妥，也更合理。一切要依客观实际情况为转移，要尽可能符合职工、社会、政府各方面的意愿。
在政治改革的第一步，至少在头几年时间内，不宜匆忙展开全面经济改革。为解决目前国营企业亏损等紧迫问题，可以采取一种临时性应急措施，如在严格的财务监督及合同制约下，把工厂、企业以临时委托方式，以国营资产抵作贷款方式，以租赁方式或其它合适方式，交给全体职工民主经营管理，共担风险。或采用其它种种合适方法，但不要一刀切，进行经营，待条件具备，再开始全面改革。如果职工共同民主经营管理的方式合宜，也可以长期保存。至少，它们比我国目前的大多数所谓股份制”改革”更先进、更合理，而且可进可退，机动灵活。而目前的股份制改革，一旦失败，并无退路，会陷入进退两难、高度危险的高风险状态。并且毫无办法。并可能引发某些大小风潮。
但社会保险体制的建立及其它一些改革措施，却是刻不容缓的事，应尽快地，但又要稳妥地进行。
金融体制的改革，也以稳妥为宜，既要按经济规模逐步放开，按金融经济规律运行，又要使之处于受控状态，要尽可能避免失控风险。
三、教育、文化体制的改革，应由专门机构及广大人民进行专门研究。一定要纠正以经济为中心，一切向钱看的错误，而应该以百年树人，提高全民族素质，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优先发展教育、文化、科技。
载北京之春98年第二期，之前曾经在海外电台广播。
──转自《网路文摘》——1184(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