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6日报导】–二零零四年中国大陆回顾与展望之六(中央社记者赵彦特稿)中国官方吹捧经济成果的现象，在今年宏观调控紧收后稍见收敛，但其实自满同时却也暴露因为“集富”与“集贫”造成的城乡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造成这些差异的症结在于经济政策失当，至于明年能否改善，端视“三农”与宏观调控政策能否落实。
中国政府今年九月发布的“中国人口与发展国家报告”称，中国大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至去年底仍有两千九百万人，城镇有近两千两百四十八万人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其中妇女和儿童占较大比例。
今年七月，中国建设部长汪光焘在“全国村镇建设工作会议”说，城乡收入比已经达到五比一甚至六比一，比二十年前高出近三倍。
他坦承，长期重城轻乡的政策正逐步显现后果，而“三农”问题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至于城乡差距大、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当前仍然存在，而且有增大的趋势。
汪光焘指出，一九八四年是中国城市与农村差距最小的年份，城乡收入比是一点七四比一，而现在已经到了三点七比一，再加上对城市的福利补助等，实际差距已经达到五比一甚至六比一。
这个情况也被视为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两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莫理斯 (Mirrlees)与斯宾塞(Spence)，今年十一月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就有如是看法。斯宾塞更直指，正在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将为中国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为未来经济投下变数。而许多分析认为，始作俑者正是中国当局及其制定的政策。
香港时事评论家柳三禅认为，中国政府剥夺农民、支持工业、实现工业化，长期实行所谓的“剪刀差”政策，低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向农村出售工业产品，使得农村无法休养生息，导致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许多农民种地一年，甚至赚不到养家糊口的口粮。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说，中国经济改革二十五年来，为了搞经济建设，全国的储蓄，包括农民储蓄都拿到城市里，修高楼大厦、飞机场、高速公路等，农村的储蓄没有了，自然就没法发展。
许多经济界人士认为，中国大陆城乡差距及贫富悬殊的局面，全是政府长期“扶商抑农”政策造成，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今年再三表示要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但是否奏效人尽皆知。
“中国人口与发展国家报告”声称，中国大陆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支出的扶贫资金，从一九九四年近九十八亿元人民币到去年增加到三百亿元。不过，今年七月，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公室主任刘坚一番说词却让人怀疑，扶贫的钱到底用到那儿了？
刘坚说，“去年我国未解决温饱（依人均年收入六百三十七元人民币以下为准）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八十万人”。扶贫输血十余年，为何绝对贫困人口仍居高不下？究其根本，不在于资金或扶贫的理念、效率，而在官场的本质。
有人讥讽说，中国每年因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逾一兆元人民币，按上述所谓的贫困标准，这笔钱足可让三千万贫困人口脱贫五十二年。
美国广播电台报导，中国经济发展引人瞩目，但在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背后，贫困这个老问题又在悄悄抬头，今年更是二十五年来首次贫困人数出现增加。
对照中共党政财金单位、智库揭示明年的经济主轴，仍旧偏重工商业，农业依旧聊备一格，勉强有关且较突出者，只有计划设置土地总监管单位，而这也让人联想到应与今年官方兼并土地，引发多起农民抗争及数万人上访有关。
中国的农村几乎等于贫穷者的大本营，执政者一味推出美其名为补贴、照养政策，但在贪腐问题及农乡官员坐地为王等现象无法遏止的情况下，显然还是无法切中时弊，展望中国社会能否保持稳定，也就不言可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