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9日讯】(亚洲时报记者Andrei Lankov12月28日撰文)汉城 — 上世纪70年代当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我的出生地苏联列宁格勒的许多理发店都摆放着附有精美插图的北韩宣传杂志《朝鲜月刊》。理发店拿这种杂志做何用途呢？我猜答案一定会让其编辑们感到尴尬：等理发的客人用这种杂志消磨时光。
该杂志得到平壤政府的大量资助，因此它的全年征订费用极低，其内容稀奇古怪，滑稽可笑。因此，这种旨在激起全球对北韩“伟大领袖”及其儿子兼继承人“敬爱领袖”的爱戴与崇敬的杂志常常（据我所知，大多数情况下）是由那些把它视为笑柄、看它只是为了取笑“两位伟人”的人订阅。北韩的这种宣传杂志在俄国人看来非常荒唐滑稽－这恰恰是因为该杂志看起来像他们自己的官方宣传的夸大版。拙劣的俄文翻译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滑稽效果。
前苏联的中年人对这种杂志记忆犹新，他们中许多人依然能轻易说出很多滑稽可笑的句子。一些俄罗斯家庭还保留了该杂志的很多期刊（也许是为了把它们当作“荒唐集锦”），甚至有些俄罗斯讽刺网站（例如http://kimirsen.by.ru和http://www.aha.ru/~zentsov/korea.htm）搜集特别怪诞和/或可笑的北韩宣传材料。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苏联媒体偶尔会赞美一下这个“最东边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不过这只是官方政策。普通百姓对北韩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换句话说，他们的观点与政府的真实看法并无多大差别，因为从大局考虑政府往往不得不说些言不由衷的外交辞令。
当然，苏联民众如何看待外国世人无法得知：在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人人都应崇拜官方的盟友，与此同时增恨官方的敌人，个人情感都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联盟改变。尽管如此，对苏联/俄罗斯人在1945－2004年期间对北韩的看法变化做个简要回顾还是可能的。概括地说，北韩从一个“英雄国家”转变成一个“滑稽可笑的史达林主义主题公园”－然后中途看法又发生转变。
1945年之前，了解北韩的俄罗斯人如凤毛麟角。只是在1945年许多苏联记者被派到北韩撰写有关这个新的小伙伴的事迹之后，平壤才开始成为苏联媒体的“宠儿”。苏联记者们写了很多有关北韩人对苏联解放者的感激之情以及他们满腔热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
当然，朝鲜战争也提高了北韩在苏联的知名度。根据苏联官方版本，战争是“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南韩傀儡”挑起的，因此北韩被描绘成国际入侵的受害者。与此同时，有关美国暴行的恐怖报道充斥着苏联媒体。
那时苏联官方不承认其空军飞行员参与了朝鲜战争，但有关他们英勇事迹的传言不胫而走，并激起苏联人对“我们的孩子”（空军飞行员）的钦佩之情（事实上，苏联人以及现在的俄罗斯人依然认为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处上风，“曾教训过美国佬”）。几乎没有任何苏联人同情被他们视为“侵略者”的美国人。然而，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不在意朝鲜半岛，所担心的只是战争会导致美苏之间爆发核冲突。虽然官方高举国际主义旗帜，但苏联普通百姓对“这个东方国家”丝毫也不感兴趣，并以一种家长式的自大态度对待它。
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有关北韩的报道几乎从苏联媒体完全消失。这种沉默是有政治原因的：从50年代末起，当原创的史达林主义在苏联被废除时，金日成却开始打造“自己的”史达林主义。莫斯科对北韩的局势发展很是不满，但又不愿公开表示反对，因为公开批评可能导致它与平壤原本紧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政府控制的媒体对有关北韩的好坏消息一概不报道。因此，报纸很大程度上保持沉默，只是偶尔报道一些正面消息，如平壤新建露天体育场。
虽然有关北韩的消息在苏联官方媒体一片空白，但有关北韩的各种谣言在苏联知识份子中间广为流传。他们知道金日成被奉若神明，北韩警察无所不在，平壤与莫斯科关系紧张。北韩政府很大程度上是自毁长城：他们让极其低劣的宣传材料（上面提到的《朝鲜月刊》又是“极品中的极品”）充斥苏联大街小巷，结果却让他们自己成了苏联百姓茶余饭后的笑谈。
在史达林去世和赫鲁雪夫于50年代末实施改革之后，苏联人又开始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当然他们是私下而不是公开讨论。新一代苏联知识份子以不安的眼光看待北韩。在他们看来，平壤将共产主义制度扭曲得体无完肤，看上去是苏联的拙劣仿制品。与许多跟毛泽东主义和类似极左思想保持暧昧关系的西方知识份子不同， 60和70年代的苏联知识界事实上对毛泽东和金日成都没好感。这是因为他们对史达林的恐怖统治记忆犹新，东亚的史达林主义者对他们毫无魅力可言。
当然，60和70年代的苏联知识界不只是自由派的天下（尽管他们主导着教育话语），还有强硬派、民族主义者、崇拜强国的鹰派人物。然而，北韩在这个集团中也不受欢迎。强硬派也许欣赏金日成的史达林主义政策，但他们不喜欢他的强烈民族主义或反俄国倾向。
包括绝大多数外交官和勃列日涅夫本人在内的苏联官员也没有一个对平壤有好感：他们不赞成北韩残暴和效率低下的史达林主义，而且还把它视为一个不可信赖、代价高昂和诡计多端的盟友。
从70年代起，比较大胆的苏联记者甚至触及一些敏感话题，例如金日成的个人崇拜或军国主义，当然这种含蓄的讽刺不得不用微妙的技巧来进行。不过当70年代末一群苏联电视观众看到北韩幼稚园的孩子如何满怀热情地表演名为“我的重机枪”的舞蹈之后，北韩局势的荒诞性已尽收眼底。毫无疑问，这种效果是那个纪录片的制作者想要达到的。
官方的“沉默墙” 约在1988年倒塌，不过这并没有造成很大冲击。事实人们早已知道。媒体基本上只是把很久以前就传开的传言重新报道一次。
在后苏联时代的最初几年，莫斯科的外交政策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俄罗斯应无条件加入西方世界，因此北韩被视为为人所不齿的伙伴。当时普遍的预测是北韩崩溃为期不远。
1994年金日成寿终正寝，但北韩政权并没有像普遍预测的那样因暴乱而崩溃，尽管如此，也导致一些优秀的俄语作品产生。历史学家、著名作家Lev Vershinin写了一本名为《终结游戏》的书，该书描绘了一个假想的共产主义专政的垮台。读者发现书中所描绘的国家与当时的罗马尼亚、古巴和北韩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连地理名称也故意违背语音规则，以便这个假想国家的首都的名字听起来像朝鲜语中的T’aedongan和被称为Munch’on的史达林主义者的最后盘踞地。与此同时，90年代最受欢迎的俄罗斯讽刺诗人Igor Irteniev写了一首关于人人预计会很快发生的事情的讽刺诗：“没有镇静剂我依然不能入睡/在黑夜里/每当我想到金日成会有什么下场时/行刑者双手沾满鲜血。”
但到1995年左右俄罗斯开始出现支援对北韩采取更积极的态度的新声音。这反映在俄罗斯国内总体情绪的变化。大部分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美国领导的西方视为削弱俄罗斯的狡诈对手，而不是友好力量。上世纪90年代早期亲西方的热情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和民众对西方的深深怀疑。因此，西方的地缘政治对手－各种“贱民国家”开始赢得俄罗斯的些许同情，毫不掩饰的国家利己主义逐渐被视为唯一的合理策略。
官方对北韩的政策也开始转变。到1997－98年，迹象明显表明平壤不会很快瓦解，因此恢复与北韩的工作关系很有必要，特别是在俄罗斯努力走更独立的政治线路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学术界对北韩的批评之声开始减弱，与此同时批评西方对这个非常特殊的社会漠不关心的声浪日益高涨。
值得注意的是人权问题没有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理想主义热情是短暂的，因此俄罗斯很少有人把有关人权的声明当真。俄罗斯政府和百姓都对西方打着人权旗号发动的改革运动漠不关心。众所周知，北韩以漠视人权臭名远扬，不过俄罗斯人并不介意。他们的立场很简单：首先这是北韩的内政；其次如果北韩人自己生活在这种政权下，我们有什么资格代表他们去谴责北韩政权？
当然俄罗斯不乏北韩金氏政权的真正崇拜者，尽管很少。一些俄罗斯左翼分子把北韩政权视为共产主义复苏的实例。他们毫不质疑北韩政权凭什么使50万或100万人饿死。他们要么拒不承认这一事实（北韩50万人死于饥饿？这显然是华盛顿故意夸大死亡人数），要么把这些死亡视为爱国的北韩人自愿做出的牺牲。但实际上，北韩国内政治对俄罗斯的平壤崇拜者并不重要：对俄罗斯左翼分子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北韩的“反帝国主义”立场。
幸运的是，俄罗斯民众依然对北韩政权持怀疑态度，并未对其本性抱很多幻想。不过，现在俄罗斯没人希望根据意识形态制定政策。俄罗斯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吃尽意识形态的苦头，因此他们现在只关心利益。许多人依然翻阅有点发黄的旧《朝鲜月刊》以提醒自己过去一个世纪发生的事情。(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