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3日讯】南京燕子矶闻名遐迩，被誉为“天下第一矶”。10几年前，笔者曾经去游玩过。模糊的印象中，还有依稀江水浊泥的印记，在绝壁下懒洋洋的流淌。对岸不远处是扬子乙烯的巨型装备，让人颇为失落，哪里还可以寻找到乾隆七绝的意境：“却喜涨沙成绿野，烟林相凿久相安。”
后来，有朋友问我，看见陶行知先生在那里竖的牌子没有？朋友说，上面写了一句话：“想一想，死不得！”。这才知道，风流已逝的天下美景，竟然也是自杀者的胜地。而10几年后的今天，在频频添加的自杀者名录里又多了一个人的名字：小洁，一个6岁的女孩，一个居住在南京燕子矶的民工家的女孩。
从报导看，燕子矶并不是小洁的家乡──虽然她就出生在那个地方。那篇报导上说她住的地方“是一处典型的外来人口聚集地”。但与楚远十几年前“外来”燕子矶游山玩水不同，小洁一家“外来”了那个“人口聚集地”已经20年了。而在南京那个大都市里生活的小洁，竟然是她的母亲“在家里用剪刀自己接生的”。
何以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也成了“外来人口”？那些动辄童养媳状，抱怨美国把中国怎样怎样了的人口们，是不是应该回过脸，先舔干了自己屁股上的大便呢──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胆量和能力，又何愁一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罪恶的美国？美国再不好，毕竟和我们不同种不同语言不同国。倒是同种同语同国的同胞，55年前被一党专政的大门卡在了篱笆墙里──一旦离开，就成了“外来人口”。今天，他们又被一党首富的私有化政策抛进了贫富悬殊的地狱──民工，比奴隶好到了哪里？
相反，在美国，每个“外来的人”都知道“五年奋斗期”的故事。大多数的人，在五年以后，基本上不仅不算“外来人口”而且奋斗出了一栋普通两层楼house。这在中国，就要被视为“别墅”了。相对于美元和人民币8倍的差价，这样的可以经过几年奋斗达到普通美国人生活质量的绝对真理，才是中国人向往美国的根本原因吧？而自杀者小洁一家，在自己中国的“外来人口聚集地”，四个“奋斗期”以后，却到了“靠挖野菜卖维持生计”的地步。按她爸爸老陶说：“日子越过越苦”。也就是说，没有希望。
一个“挖野菜卖维持生计”人，当然不会是游手好闲的懒人。而小洁“每天捡破烂”的母亲，当然也不会是一个懒人。就是这样希望离开农村的勤劳的“外来人口”，在自己的国家却连6岁女儿上学的钱也付不出。
小洁的姐姐小丽告诉记者：“小洁很喜欢上学，她们家隔壁就是一个幼儿园，小洁经常爬到洗衣机上朝隔壁看，跟着学校里的孩子一起唱歌。因为不能上学，最近一直在和家里闹别扭。”终于有一天，6岁的小洁爬上了洗衣机，不再唱歌，而是打了一个索套，了结了上学的心愿。
这是一副怎样的画面？那些看透了人性虚伪的清醒者们一定会冠以“煽情”两字。但别忘了，这是在党领导下的记者同志的社会主义素描笔法。“煽情”的，是整个中国社会，而不是一篇文章。
教育家陶行知几十年前在南京创立了“晓庄师范”，离燕子矶只有几站路的距离。老先生当年，想必以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师资。真是大谬不然！凭中共吹嘘的建政几十年“光辉教育成就”，教育自杀者小洁这样六岁儿童的师资力量，早已经饱和得可以撑破天了。但小洁和她八岁的姐姐依然没有学上。因为他们的贫穷，而这样的贫穷不是他们的父母靠流亡到“外来人口”聚集地可以摆脱的；也不是他们的父母靠勤劳地工作可以摆脱的。
根据记者的文章，小洁一家一共有过8个孩子，死了6个。除了小洁，另外5个病逝。根据中国的现实，这样的家庭应该是“黑户口”。这样一想，自杀者小洁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倒是为中国的人口自然寿命做了贡献，也为卫生部的降低非正常死亡率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否则，单凭这六个死亡的孩子，那些原来已经虚伪的数字，恐怕也不好意思不调低几个百分比──因为这样的“黑户口”绝不是小洁一家，也不是今天才有。但网上偏偏有人漠视小洁的贡献，甚至找到了小洁一家贫穷的根源：没有实行党中央计划生育的国策，咎由自取。也有人说：瞧，民工的素质。
民工的素质确实不高，他们住在肮脏的窝棚里，啃着干馒头，干着城市人下岗也不愿意去干的工作。实在挣不到钱的时候，有人还会想点歪门邪道。但为什么这个国家出现了这样一个阶层呢？指责他们素质的人，知道这个“低素质”的阶层有多少人口吗？提高“低素质”的途径又是什么呢？
相对于6岁的小洁都知道“要上学”的道理，那些吃饱了“人汗”馒头，然后在那里剔着牙齿的高素质公民们，不知道是否还知道羞愧两字？农民的低素质，正是由于贫穷而失去上学的机会造成的。在教育产业化的今天，哪里有什么“九年义务教育法”的贯彻可言？教育市场化，必然导致赤贫人口的继续“低素质”。这是必然的结果。这个国家在55年前通过计划手段，制造了一个分裂的二等中国：农民国；在55年后，又通过市场手段剥夺了他们通过教育提升自己的生活质素的机会。小洁之死，不正是对这个社会的最有力的控诉吗？
“我要上学！”是不是6岁小洁临去前的最后遗言？
“我要上学！”是不是6岁小洁叩开天国大门的钥匙？
“我要上学！”是中国贫困家庭的孩子几十年集体的呼声；
“我要上学！”，是中国颁布了“9年义务教育法”后，农村孩子越来越强烈的呼声；
“我要上学！”，听到这句话，你是否会想起那个成了“希望工程”的象征的女孩的大眼睛？当她今天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却是六岁小洁的忌日。而就是这样的“希望工程”，竟然也是中国硕鼠们觊觎的粮仓。这就是当今中国之现实！
也不要提什么早就招人诟病的计划生育国策。那个国策的唯一根据就是：地少人多。换句话说，就是人口密度太大。真的吗？那么新加坡、日本早应该实行“人口自杀”的国策，以降低人口密度了。小岛台湾，是不是也应该因为人均耕地面积少于大陆而推行强制岛上的“统派”到大陆去，以均贫富两岸的人均耕地面积呢？而非洲，大部分国家地广人稀，经济成就又如何呢？
反观小洁一家，即使实行了“计划生育”，不是照样生了8个孩子，还不足以说明这个政策的失败吗？而这些孩子的62.5%的病死率（不包括小洁自杀），倒起到了“计划生育”所想而未达的效果。在指责农民多生孩子的行为之前，不是更应该考虑一个“为什么”？即使那些不屑于小洁一家超标生育的高素质中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这样做的根本还是因为没有社会保险吧？养儿防老，是我们封建时代的传统，但到了今天，依然还是农民们不得不为的传统。挂羊头卖狗肉的共产党，是不是真地找到了控制中国人口的良方，我们也就很清楚了。
6岁的小洁，终于去了，在失去了上学的最后希望以后。我希望天国里，专门为她办一所学校，或许陶行知先生就是这学校的校长。但不知道，如果他看到燕子矶的6岁孩子也走上自杀的道路，是否还有勇气说：“想一想，死不得”。这几个简单的字，可能是小洁一辈子也不认识的天书──如果她还有勇气活在今日之中国。
（2004.4.9）(《民主通讯》)(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