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9日讯】发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就其性质来说，国内外发表了各种看法，具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
六四死难者家属丁子霖教授说“中国十年的启蒙，中国民众身上那种人性人权意识开始复苏了，尤其在青年学生当中，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得到了快速培育，可以说八十年代初期到末期，是一个充满理想和人性的年代。由北京学生发起的最长的反腐败反官倒运动，一下子得到全社会各地区各阶层的支持。”（1999年6月）
学生领袖王丹说“学生一直把它当成学生运动去搞的，考虑的是要保持学生的纯洁性，而不是鼓动民众参与。其实，我们提出的平抑物价什么的，还是和平民生活有联系的，但你要说它是一场真正的政治运动的话，学生没有发动工人、农民，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八九年是个学生运动，我们学生没有把他它当成政治运动去做。如果把它当成政治运动去做的话，去发动工人、农民罢工，那可能不是那个结果。（1999年6月）
学生领袖唐柏桥说“八九年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政治性组织，运动中所有高自联、工自联都是在运动起来后，运动中的人自发组织起来的，而不是说先有这个组织，来引导这场运动。所以，这是个本质的不同，八九民运，是个自发的群众运动，不是政治运动。”（1999年6月3日）
方励之教授说“中共如不承认这几年所犯的错误，将很难平息此次的学生民主运动，而且，很有可能会扩大成为全国性的运动。”（1989年5月19日《香港时报》）
记者刘宾雁说“1986年底，他们利用学生运动把胡耀邦搞掉，一样利用这次学生运动把赵紫阳搞掉。”（1997年5月）
作家王军涛说“八九民运是对邓小平时代片面战略的一种纠正，人民群众对这种片面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表现不满，希望有一种更全面现代化战略。”（1994年4月）
作家陈晓亚说“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中，由于目标和路线出现分歧，而爆发的全民政策的非常规的公开表达运动。”（1995年6月）
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1999年6月1日发表《致中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认为“所谓定论是极受人们反对的，错误定论一定会被历史翻过来的。而用暴力镇压八九民运，停止了政治改革，剥夺了人民各方面自由，这种所谓政治稳定，只是一种假象。正是六四镇压，造成了真正的不稳定，成为中国今后发展的最大障碍。”
民主斗士魏京生说“中国民主运动进入向实际发展的阶段。也就是七九年民主墙的时候，主要是宣传，让民主概念深入人心。八九民运，主要是试图使这种概念在中国得到一种正式认可，但是八九民运没有成功。八九民运非常大的意义，就是使得民主、自由、人权概念，得以在中国普及，深入到老百姓人心。”（1999年5月）
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说“定为反革命暴乱是没根据的。既不是反革命暴乱，就不应采取军队镇压解决。”（1997年《致中共十五大公开信》）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随着形势的发展，学生提出了‘要民主反腐败’这个非常重要的口号。八九民运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像历史上的五四运动一样，使中华民族感到新的生命悸动。”（1999年6月）
张良在《六四真相》自序中说“六四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民主运动，六四不仅仅是中国青年学生追求民主的运动，也不仅是发生在北京的爱国民主运动，六四它以人数之众，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空前，堪称二十世纪民主运动之最。然而，六四是以空前的悲壮和惨烈失败了。它以专制的胜利，民主的失败而告终。”（2000年1月23日）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说“当代中国最令人鼓舞感动产生希望的是八九民主运动，世界上通过一个罕见的机会看见了中国的人性，和精神力量一面，成百万的中国兄弟姐妹们公开和平地表达他们追求自由民主和人类尊严的愿望。”（1995年6月）
法国记者亚尼克说“我们曾谈到过中国改革的头十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如果说1978年到1989年，深刻思想启蒙运动的政治意义，对于解除共产主义制度合法性的话，六四惨案以悲剧形式完成了这一持续十年的，在当代共产主义解体史上独一无二意识形态结构运动。”（1999年5月《六四之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日本报纸1995年刊文《我如何看中国》，认为“天安门时，学生们要求政府实行民主，对此中共强调中国改革必须自上而下的，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安定团结上进行，而后在这种形势下发展经济。从而，拒绝了来自下边的民主要求。”又说“中国政治矛盾不能很好解决，政党都有自己的军队，针锋相对，不像外国政党之间通过议会来解决，外国封建社会时也有议会，中国没有。二十世纪中国被列强侵略，中国为了一致对外，必须有强大的政府，没建立议会，中共在那样的环境下夺取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四是中国政党之间对立的历史连续性。”
美国总统布什说“作为美国，我们当然赞同北京和中国其它一些城市里，为争取更多的民主而举行示威的成千上万的学生所提出的要求。”（1989年5月在白宫对记者讲话）
以上观点，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各种不同角度对八九年天安门运动的性质作了淋漓尽致的讲述。就是说八九年天安门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而不是中共在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和邓小平等人的讲话中，所说的“动乱”、“政治风波”、“反革命暴乱”。
中共《人民日报》1989年4月26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动乱》的社论说“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地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中共军委主席邓小平说“《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性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判断是准确的 ，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1989年6月《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北京市长陈希同说“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下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地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89年7月《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中国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说“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了改革开发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进。”（1992年10月《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这些讲话观点，从反面证明了八九年天安门运动是民主运动。因为，八九民运反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共统治下的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专制王朝。
综上所述，给八九民运下个基本定义是：一九八九年发生在中国的天安门运动，是中共挂着社会主义招牌，实际上复辟了封建专制社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民主潮流推动下，通过改革开放，向现代化社会变迁过程中，由于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保守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拒不进行政治改革，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先进的民主派知识份子和资产阶级，利用中共封建专制政权无程序更迭时产生的政治松动时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面彻底失败的影响。以突发性事件：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为导火索，发动的一场以北京为中心，波及全国各个主要城市和海外华人社区的，以学潮为主流的，市民中各阶级参加的，要求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反对中共一党专政为目的，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群众爱国民主启蒙运动。
八九民运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马前卒邹容的《革命军》提出的“扫除数千年来种种专制之政体，使皇帝子孙皆华盛顿，中华共和国万岁！”的思想影响。因为一个民主政体的确立，要经过复辟反复辟多次才能实现，不论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都经过这样的历史。中国也不会例外。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中华民国，但是后来有袁世凯、张勋、毛泽东的封建专制复辟。八九民运是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复辟封建专制后，最大的一次民主运动，虽然被中共残酷镇压，但它有力的打击了中共封建专制，动摇了共产主义信仰，为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发展扫清了一部分障碍，使民主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迫使中共进一步改革开放，为以后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为最终结束中共统治，建立民主中国，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八九民运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他们用生命唤醒了民众，去继续反对封建专制，去创建民主制度。正如王丹说的“八九民运的意义，在于它不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开始，而是这一进程的里程碑。使一代知识份子，开始对权力的本质进行质疑，没有八九民运人们不会那么快就从权力迷信中解脱出来。在八九民运中，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死者，是他们的生命打动了全世界，也是他们的生命打动了历史。”（1999年5月2日，在香港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和八九民运十周年研讨会上的书面讲话）我们深信，八九民运种下的自由之花，将绽开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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