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8日讯】中国人同不合理制度抗争，同社会不公抗争一直是个沉重的话题，维护个人权益路慢慢。为了一口气，为了一个公理，他们有的挺身而出，有的用正义的声音、有的用法律的武器、有的用笔杆子、有的用斑斑血泪谱写了一曲曲时代的颂歌，在这个作孽的制度里，大多数人的呐喊惨痛的失败了，但是，抗争还在继续……
责任重于泰山
（写在杨建利回国入狱两周年的日子里）
两年来，我一直想：杨建利博士在美国生活工作的好好的，又有事业又有忙不完的工作，妻儿都在身边，为什么要冒险回国？在普通中国人看来，他是“吃了撑的。”“自讨苦吃，活该。”
后来我读了他的一系列文章：《民主与宪政》、《非暴力原则》、《人权运动》等等，又读了他的一系列演讲，我终于弄明白了，他要回国是一种使命，是一种责任感，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他曾三次演讲论述了“非暴力原则和非暴力运动”，他曾精辟地将中共政权总结为三条腿的桌子：一条腿是用提供贪污腐败腐化、不公平市场竞争的机会换取的大小官员、某些商人、某些知识份子的效忠，一条腿是谎言，一条腿就是国家恐怖主义；他曾深入虎穴：前往沈阳、辽阳、抚顺、大庆、哈尔滨等地，调查东北当地工人示威抗议工潮，了解工人运动情况；他曾支持国内的“和平宪章运动”，并担任该运动的海外协调人；他曾参与起草的“中华联邦宪法草案”出版；他曾推动魏京生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协助魏京生访问白宫；他曾组织示威反对李鹏访美；他曾代表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参加非政府组织发起的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民主运动大会”；他曾起草了〈中华联邦宪法〉；他还创建了电子周刊“议报”，旨在向大陆和海外读者宣扬中国民主与宪政。这样的人在中共独裁者看来是太可怕了，是眼中钉肉中刺，早已把他恨入骨髓，怎么能容忍他回国？
杨建利回国是什么目的？无非是下面三个方面，第一，他要看一看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专制独裁下是如何在生存，他要给他的同胞以精神上的慰藉；第二，他要掌握独裁专制者更多侵犯人权的证据，回到美国后向世界呼吁和呐喊；第三，他要向中国民众传播民主自由的火种，这些都是专制独裁者不能容忍的，要是把民众煸动起来了，一呼百应，独裁政权还能稳固吗？这样的人让他自由出入中国，不雅于一颗核氢弹，独裁政客们哪能不怕？
杨建利先生回国，自然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的决定，他感到自己责任重于泰山，他怀着对曾经是自己祖国深重的爱，对自己的同胞深厚的情宜才勇敢地闯关回国。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人民的爱之切，对专制独裁者的责之苛，他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他的可贵精神，将鼓励和鞭策海内外的中国人在争民主、争人权的事业上坚定的、一往无前地走下去；同时我们相信，在胡温真正主政后，在海内外知识份子、社会精英的齐心努力下，杨建利博士一定能尽早地获得自由。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写道：“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我们这样赞杨建利道：一个加入了美国国籍的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忧国忧民的精神，每一个海内外的知识份子、社会精英都要向他学习。
2004年4月12日
源自《议报》
打假维权英雄赞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英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英雄，特殊的环境和历史造就了一个时代的英雄。中国也是产生英雄的好地方，毛泽东的时代产生了雷锋、黄继光、王杰等等死亡魅力的英雄，于是，被扭曲的一代热血青年每时每刻都希望走在路上出现一片火海，或是一片洪水，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救人救物也成为英雄，在这种“死亡美学”的煸动下，造成几代畸形观念的青年（包括笔者当时在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又出了个英雄──打假英雄王海──最具中国特色的英雄，在他的带动下，各地的打假人士和公司更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从而吹响了中国人维权之路的最大亮点。
特色的社会产生特色的英雄
中国有句古言，叫做世无英雄，促使竖子成名。王海，本是一名极普通的公民，但是，随着他的一种针对“假冒伪劣”的“特殊的消费行为”出现于社会，他很快成为一名整个社会关注的人物。在第一次对隆福大厦的不顺利的索赔后，王海开始了在北京各商场的购假索赔，50天左右的时间，获赔偿金将近8000元。近十年来。他成功的打假胜拆了假耳机、假电池、假电器及假酒假纸等上百个品种，1996年12月，王海注册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从事维权调查和维权顾问，开起了“打假”公司，打起了“大假”，仅2003年，王海在北京帮助工商部门调查、取缔了当年最大的假酒案、最大的假纸案，抓了三个责任人。王海还进军房地产行业，帮西安60多家受欺诈的业主退房成功；代理北京水清木华园的业主反败为胜打赢了业主延期支付物业管理费交纳违约金的案子，将“霸王合同”约定的日百分之一的违约金降到日万分之二。
不难否认，王海等人的打假维权起到了敲山镇虎的作用，民众的维权意识得到提高，之后的几年是“王海”们最为兴盛的一段时光。职业打假者不断涌现：张磊、臧家平、叶光、茜平、喻辉、程百家、刘殿林、杨连弟、周春江、童宗安、李成吉、刘政军、李玉清、吴盛……他们都在向假冒伪劣产品发起猛烈的冲击。这时的王海也不断带给人们新的“惊喜”：揭露莆田性病游医；对劣质津成线缆的揭发更成为轰动业界的一件大事。其所到之处，商家为之胆寒。王海本人作为特约嘉宾频频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些经济栏目。他一度成了偶像。
这些年来，由于他们的出现，一些大型商场里的假冒伪劣商品少了；由于他们的出现，“消法”第49条深入人心；由于他们的出现，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明显提高。
挑战的不是假货市场，挑战的是这个制度
在神州大地，假冒伪劣产品无处不在，肆意横行，毒火腿、注水肉、毛发酱油、吊白块腐竹、酒精构兑的劣酒、假电器、劣质农药、假化肥、假种子充斥市场，中毒受害的民众苦不堪言，舆论的不自由和制度的不透明是假货泛滥的主要动因，普通民众没有精力，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耗在打假维权上，打假维权就好比到九天揽月、到五洋捉鳖一样困难。
王海们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当他在挑战假货市场时，这个制度购成的挑战远远比打假困难一百倍，没有多少部门能保护他们，没有多少执法人员能公正地支援他们，地方保护主义势力就像虎窝狼洞般狰狞，王海多次被咬的遍体鳞伤。
王海感受他的第一次打假时说：“我的打假经历很坎坷，第一次打假耳机，跑了很多部门，花了很多金钱，最后1200元的索赔经历了8个月的等待。对普通消费者来说，你买到一瓶假酱油一块假香皂，会花时间去打假吗？”1998年9月17日，当天津市第一中人级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时，基本上是一直胜诉的王海，在天津无绳电话打假一案中以败诉结束。原因便是只有消费者才能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对欺诈地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行为，要求双倍赔偿，而王海在这个案件中被认为不是消费者。
1998年3月，王海先后在唐山、天津、秦皇岛、哈尔滨等地药店购买由希腊晋强大药厂生产的广普抗菌药“淋必治”，随即以此药为假冒药品为由，将各销售商推上法庭。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认为，该“淋必治”实系“诺氟沙星”，系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因而以此为由认定其为假药，判决王海一审胜诉。判决下达后，唐山康乐医药器械公司表示不服判决，上诉至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由希腊晋强大药厂生产的“淋必治”药片，说明书上注明化学成分是No rlloxacin Hydrocbloride，应直译为诺氟沙星；唐山康乐医药器械公司所售进口药品“淋必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一次性进口药品批件和广州口岸药品检验所进口药品检验报告书，符合我国《进口药品管理办法》，法院认为，王海“不具备商标侵权诉讼主体资格，故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关于王海诉“康乐”销售假冒“淋必治”一案的原一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故对原判决予以撤销，驳回王海的诉讼请求。在这个法律游戏里，王海只能说是演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小丑。
王海对打假生涯这样描述说。“黑夜有多黑，我就有多黑。”这番话表达他的以黑治黑的同时，也表达了他的无可奈何。在王海们的打假生涯中，处处危机四伏，有的甚至被判锒铛入狱。职业打假人臧家平在买假索赔时因涉嫌敲诈，近日被法院认定犯了敲诈勒索罪；以从事打假调查闻名的广州“笑面狼”咨询顾问有限公司在开展业务中，一名调查员对一处怀疑为假药窝点的民宅进行打探时被发现，结果被人打断了一条腿和一根手指；有一个叫郑良的职业打假人，在桂林查假时入了制假老板的圈套，在地方黑恶势力和卫生局、工商、公安等职能部门联合制造的陷阱里差点把性命丢在桂林。
王海和他的同行们在打假中处处受挫，甚至是四面楚歌，这不单纯的是打假久打不绝的问题，是这个制度本身“渗水”造成的，制度本身黑暗，执法人员和官僚队伍本身是一方黑恶势力的代表，如何能够保证没有制假售假？正所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假货与腐化堕落的制度是孪生兄弟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不是有工商部门和质量监督部门吗？为什么制假售假还如此的严重？是的，中国有着庞大的公务员体制，最繁华的闹市区，到处都能看到执法部门金碧辉煌的高楼下挂着白底黑字的大牌子；大街上到处都能看到头悬国徽、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最庞大的工商人员、质量监督人员自然也在其中，但是，当消费者买了一瓶假酒、或是买了一包假化肥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像踢皮球一样的踢来踢去。走投无路的消费者最后不得不半途而废。
每个执法部门，每个执法人员都有收取管理费、收取罚款的任务，其一、完成任务与工资、奖金“挂勾”，工商部门和质监部门最为忙碌的是完成收费任务和罚款任务，对制假售假的窝点他们早已心知肚明，两者之间是相符相存的鱼水关系，制假售假的的老板除给管理人员交纳“管理费”外，还要请吃请喝，最后忘不了要塞给“红包”。在利益的驱动下，执法部门的执法人员对制假售假也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了；其二、最为普遍的现象是一面打一面放，或者前门抓进去，后面交了罚款放出来，管理部门内部戏称这种方式叫“放水养鱼”，要是将制假售假的老板都打绝了，他们到哪里收管理费？到哪里收取罚款？所发，现在社会民众普遍的称这些挂着3、15打假牌子的工商、质量监督部门为“假打”，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会真打假。其三，地方执法部门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内外勾结，欺骗外地消费者。一些假农药、假化肥、假食品的生产厂家在A地生产卖到C地的商家销售，C地打假部门到A地查处制假厂家得不到A地工商、法院等部门的支援，一层一层的保护网像铜墙铁壁的堡垒一样坚固。所有地方的打假都流行于形式上，民众的利益无时无刻不在受到侵犯。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制度的经济环境下，即使是全国出一万个王海，十万个王海，打击制假售假的现象也就只是表层的了。对王海来说，他只能算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一个畸形社会制度下的畸形英雄。
2004年4月11日
源自《议报》
苦呵，在沿海打工的兄弟姐妹
妻的女同学在深圳打工，经常给她打电话，昨天，她又她打来电话，在电话里聊了一个小时，当说起在沿海打工的情况，她竟然哭了起来，后来当妻对我转诉时，我惊讶地听着，我的心震颤了，我的心里在滴血：天啦，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厂吗？
妻的同学是湖北内地农村的，名字叫秀儿，三十多岁，秀儿和她丈夫在人多田少的农村里种着两三亩田，一家人的温饱都不能解决，去年春天，秀儿的丈夫随着打工潮来到深圳特区一个生产三夹板的私营工厂打工，今年新年后又打电话叫秀儿也去打工。秀儿就答应去了。
据秀儿在电话里介绍，深圳市那家生产三夹板的工厂有一千多人，对新工人有三个月的试工期，三个月后为“合同工”，也就是说，搞三个月后才签合同。但很多人搞不到三个月就“跳巢”了，原因是太苦了，虽然有人跳巢，然而，前脚有人跳巢，后脚有人又进来了，走投无路的打工仔打工妹又到哪里去觅生路呢？
上班实行两班倒，除规定的十二个小时的上班外，几乎每天都要加班二个小时，大多数情况下，每天要上十二至十四个小时的班，中间只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特别是上夜班，从晚上七点钟上到第二天早晨九点半钟，老板还要下令加班两个小时，等到下班时，头晕目眩，双腿像灌满了铅，人就像散了架一样的难受。
上班全是站立操作，主要是运送半成品、裁剪木料、拼帖上胶，捻压加固，双手像活塞一样飞快地、机械的操作，一张纸板接着一张纸板，一道程序接着一道程序，假如手脚慢了，续接的材料递上来跟不上操作，轻则受到工头粗暴地喝骂，重则扣发一天的工资。
三个月试工期间，每月只有三百八十元人民币的工资（折合约五十美元），三个月后长到每月五百元左右（折合约六十二美元），奖惩制度却是十分认真，奖励几乎可能性很小，每加工一个小时仅补发加班工资一点五元人民币，但处罚却是严格的，制作的一张三夹板不合格，就要扣工资一元人民币。在这个厂长期打工一年以上的工人，每月的工资也只有七百多元人民币。每个工人每月只有两天的休息时间。
深圳地区气候炎热，工人们大多睡在简易工房内，床铺叠床架屋的一张紧挨一张，每个人只有两平方米的仅供睡觉的天地，在这里，没有欢笑，没有别的娱乐活动，看电视、看报纸是一种奢望，除了上班就是倒头睡觉，辛苦了一天还在熟睡之中，就被工头牵猪赶羊似的吆喝起来吃饭上工。
吃饭都是“大锅饭”，飘浮着虫子的米饭和没有油星子的萝卜白菜每天一成不变，只是到了发工资的时候或是节气才“改善”一下火食——萝卜白菜里增加一些大白肉。
繁重的体力劳动也罢，生活艰苦也罢，但环境对身体的摧残却是最可怕的，粘帖三夹板的粘胶是一种气味很浓的化学原料，厂房里到处飘浮着刺鼻的气味，对皮肤和人体都有违害，据秀儿介绍，很多工人都患上了职业病：有的身体发肿、发虚，有的食欲大减，头晕、呕吐，对这些患有职业病的工人，厂主像是对待挤完了的牙膏一样，将其一脚踢出工厂，没有任何赔偿和补助。
“为什么不换个环境好一些的厂家打工？”妻在电话里问秀。秀说：“我们这些没有技术的内地人，来到沿海城市打工都是这种状况，都是干重体力活，工资给的都不高，到哪都一样，关键的问题是打工的人多了，而打工的工厂少了。”妻又问：“既然干不来，还不如回来种田。”秀解释说：“这里虽然苦一些，一年多少还能挣两千元钱，回到老家农村，两三亩田怎么过活呢？更加没有出路。”
深圳是中国经济的榜样，深圳有林立的高楼，有腰缠万贯的红色富翁，但是，在这表面的繁荣背后，是多少打工仔、打工妹的辛酸泪？是多少农民工的青春和生命的“结晶”？笔者在《腐败制度的见证（三）》——“生产富豪的温床”一文中，曾将红色富翁的诞生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对工人残酷的、敲筋吸髓的剥削，第二，想方设法偷逃税收，第三、制度假冒伪劣产品。秀儿的叙述更加证实了这些说法。
2004年4月25日
源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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