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8日讯】4月29日《新快报》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的谈话（《报刊文摘》5月14日转载）。他认为“经济过热不是一个过量的问题，而是体制和结构问题，主要是政府、国企投资过热了。他以房地产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房地产并不存在销售环节的过热，但政府批地的增长速度却非常可怕。前段时间国土系统清查全国开发区，统计发现全国有6,015个开发区，总面积达3.54万平方千米。光北京就有450个开发区，而清理后只能保留28个，这些数字太可怕了。”他认为“与政府过热类似的现象，还反映在钢铁、水泥等当前过热投资的行业上。之所以今年一季度钢铁工业在严控下依然增长了170%，主要也是因为地方政府过热。地方政府预料中央要严控新开工项目，所以都抓紧在第一季度开工，结果新开工了1.9万个新项目。”他指出：“解决这办法只能是从体制上下手，包括行政办法，要对投资失误的官员追究责任，问责制就可能有效。我以为要改变地方官员的考核制度，不要光看经济增长，要看发展。”
问题的严重提出来了，论据也凿凿可信，但我认为，对策与结论却显得极为一般。在问题的症结上，张曙光先生一语中的：“经济过热不是一个过量的问题，而是体制和结构问题”。他也指出了解决之道“只能从体制上下手”。如何下手呢？张先生说是“要对投资失误的官员追究责任，问责制就可能有效”。但，我们知道，作为对官员的监督，“责任追究”从来就是喊在嘴上、写入文件的。然而事实表明，它并不能遏制渎职失责，贪官污吏则或依然如故，或日甚一日。可见，“问责”二字，其词似严，其责却轻，决非是能够根治“体制与结构”顽症的。
张先生的“从体制下手”触到了问题的症结，可惜只此一句，点到即止，没能深入下去。故我想接这个话茬再啰嗦几句。
凡事皆有原由。经济之所以“热”且“过”，行政干预是其一。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也”。若中央把国民经济年增长率定在了“8”的高指标上，各省市必纷纷加码，且相互观望追比，一个比一个更高。高指标何以从上到下如此受到青睐呢？其根据是“以经济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它一可以减少失业，稳定社会，活跃经济，而城乡繁荣之景，有助于改善执政党形象；二可以吸引大量境外投资，借鸡生蛋，加快发展本地经济建设；三可以形成出口优势，以出超赚取更多硬通货。经济的快速发展无疑将大大提高国力与国际地位。这些都是摆在桌面上来振振有词的。但还有另一些不好明说的，那就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可以更方便于敛财中饱，可以在经济建设的幌子下大搞政绩工程，大树自身形象，可以在权力的梯阶上攀昇得更快更高。既是要走市场经济之路，行政干预便应尽量减少，而让“市场”这只手去调节、去润滑、去操控。不然的话，计划经济死而不僵，忽“热”忽“冷”，或“胀”或“缩”，我们仍将被它的阴影所笼罩。
经济之所以“热”且“过”，金融界既是祸水，也是受害者。此是其二。上项目、搞开发，不能没有钱。钱从何来？除税收和境外投资外，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及增加通货发行量。众所周知，银行一直是国营企业赖以维持的血库。转型期间，国企的大量亏损和破产，造成了银行惊人的坏帐、呆账，据有关资料透露，约占国家4大银行总资产的一半左右。而当前的“经济热”恰恰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新一轮经济热的到来，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这意味着，银行是“经济热”的支持者和热源，但同时也意味着，国家银行旧包袱未能放下，又增添了新的更为沉重的包袱。因为，那些重复兴建浪费资源的项目，那些高投入低效率的大小工程，或像江苏省铁本钢铁公司那样，投入几十个亿，占用几千亩良田，到头来却被勒令下了马。所有这些，都得由银行背着！对此，银行显得十分地无奈：由于体制上的箝制，它并无自主经营的可能，不能不听命于国家，不得不服从地方党政领导。银行掌管的是国家经济命脉，银库里存放的是亿万民众养家活口的血汗钱。若一旦经济形势不稳，挤兑风潮随时可能爆发，到那时，金融界和整个社会将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实在是难以想像。
由此可见，张先生说的“从体制上下手”，理应是国家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金融机构运作的独立自主、用人制度的透明完善和新闻舆论监督效能的强化。而这些，才是解决积弊的关键所在，才是对国民经济与社会生活最具影响力的举措。而“问责制”呢？它只不过是服务于“体制改革”中的一种应用手段吧了。
（2004年5月27日）
〔转载自《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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