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6日讯】任长霞是河南省登封县公安局局长，2004年4月某日在开会回来的途中，因车祸不幸去世，年仅40岁。
任长霞去世后，大陆警界和媒体大肆宣染。据报道，她是一位勇敢于斗恶碰硬从而深受人民热爱的好公安局长。她在接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中热情认真，往往动之以情、以泪洗面，并且切实解决上访百姓多年来的积案冤情。在她的送灵队伍里，可以看到百姓们对她的真情怀念。在上任后，她打掉了当地的黑社会，将长期以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流氓歹徒绳之以法，确保了一方平安。因此，经媒体报道后，社会上迅速掀起了一股学习任长霞风。公安部部长周永康亲自批准她为一级英模，号召全体干警向她学习。
我在中国公安战线工作18年，多次立功受奖，二次身负重伤并终生残疾，仅仅因为良心和道义就被中共辞退警察的职位。我对这个学习任长霞之风却不以为然。
任长霞现象只是一种“清官”的人治遗风，而非文明法治的结果。在她到任之前，登封县，流氓歹徒横行乡里，社会治安何等地糟糕，上访群众遍地，喊冤叫屈之声不绝，执法人员却无所作为。一起强奸案拖了12年未破；一起伤害案拖了9年不了了之；几百名上访群众求告无门。只是在她上任之后，诸多问题才逐渐得到解决。试问，在她之前的诸位公安局长都是干什么吃的？他们的“三个代表”哪里去了？只有她才具备吗？她死了以后的登封县又怎么办？“三个代表”又有谁来充当呢？老百姓又能去找谁呢？找不到怎办呢？人治实在可怕啊。而且，即使是在好的人治时期，也未必就能保护每一个好人。我在2003年4月到北京上访期间，就在中残联的盲人集访队伍里看到几位登封县的盲人：王三民、刘庆杰、李双印。他们在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艰难上访呢！当时在任的任长霞，又能保护他们吗？！
而且，任长霞仅仅是一个小小登封县的公安局长，既无天子尚方宝剑，又无生杀予夺大权，而只能在当地党的领导下，做一些应做的本职工作。在她的事迹中，从没有看到她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直言犯上、冒死进谏的行为，其精神也并不特别高贵，和众口皆碑、刚正不阿的开封府包公相比，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她的母亲听到她遇难时，首先想到的是：她一定是被人捅了，因为她得罪了人。用老太太的话讲是：“谁知道那些坏人上边都有什么关系，她早晚都要出事。”但是，任长霞并没有死于黑社会以及庇护黑社会的权势者们之手，而是死于意外的车祸。看来，她还没有来得及得罪上司就已经遇难，否则，就不会有这股掀起向她学习的浪潮了。因此，我觉得学习任长霞还不如学习包公。在人治社会中学习包公那种大无畏的执法精神与挑战权势的决绝，倒是一件有利幸于社会的事情。
我想，尊敬的共和国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既然要人们学习任长霞那种亲民爱民、务实求真、严格执法的精神，那他为什么不率先从自身做起呢？我这么一个为自己的国家忠于职守双残的警察、功臣，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要吃饭、要疗伤而苦苦上访7年，历经了2任公安部长，给他去过5次信，到京上访6次，为什么得不到他的关注与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呢？他说他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可我恰恰是为了百姓受到迫害而找不到人替我申冤的。连他都不能听到我这样一个弱者的苦苦呐喊，指望下边都来学习任长霞，去改变衙门作风，关心老百姓的疾苦，显然是不会有效果的。
当然，我也不指望人民警察都来学习我。如果他们像我因忠于职守伤残后无人过问，肯定谁都不情愿。如果他们都像我因为有理念、有良知、凭着道义之情去做事从而遭到贬黜丢掉饭碗，肯定谁也不甘心。如果他们都像我敢于仗义直言说真话为民请命从而去做牢，肯定谁都害怕。在这个欲海滔滔、人性匮乏的社会中，在中国人权理论的指导下，他们宁可追求享受、得过且过、自我陶醉着地活着。谁愿意学习我呢！
看来，学习某个典型显然无法解决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更无法根除贪污腐败。只有学习民主法治，并建立一套通过全民监督来减少人性堕落的民主法治制度，才是唯一可行之路。前苏联中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就说过：“我们现在需要民主，就像需要空气一样重要。”人治没有前途、榜样不起作用，只有民主和民主制度，只有法治和法治建设，才是最终的正确选择。（2004年6月13日）
转载自《民主论坛》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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