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4日讯】从1988年开始的中国乡村直选改革试点（又叫村民选举、乡村选举等），转眼已经是第16个年头了。这个两倍于抗日战争的漫长岁月需要多少耐心，多少企望，多少真诚才能静静地捱过！我敢说，具有这样素质的民族最渴望民主，最有资格享有民主，也最有理由撕破骗子的谎言，争取真正的民主。
缘起：羞羞答答的谎言
关于乡村选举的起因众说纷纭。乐观的人们认为，这是中共当局为了兑现半个世纪前的民主承诺，从草根民主开始逐步推进中国的整体民主化。悲观的人们认为，这不过是中共的一场政治秀，很难有什么出人意表的结局。
中共多年来的作为早已粉碎了我曾经的幻想，所以我很难乐观起来。即使真的是要兑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我们也没有感恩戴德的必要。首先，践约来得太迟，第二，承诺打了太大的折扣。中共当年从来没有说过民主只在下层民间实行，更没有说过要国人如此无限期地等待。当然，我也不太同意政治秀的说法。“秀”常常是一种主动、自发的行为，如江总书记突然从国宾席里站出来，引吭高歌一曲“我的太阳”，那是很自信、很潇洒的一种才艺展示，而我们的乡村选举在我看来则是羞羞答答，半推半就。
谁“推”了当时的中共高层呢？当然是全世界范围的民主浪潮和国内民众的民主诉求。为了在国际上树立一个开明政府的形象，也为了逃避拖延民主，拒绝政改的指责，中共才三心二意地做出了民主的姿态。
但是从一开始，中共就没有很认真对待这次选择。它一向把民主和人民的素质联系起来，反复声言，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搞西方那样的民主。那麽，如果真的要进行民主试验，为了保证试验的实效，应该从高素质人群开始，而不是走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种选择清楚表明了它不情愿、不负责的态度。
中共选择农村的自身考虑不外是农村是政权的神经末梢，即使真的局部民主了也不会危及到独裁者的心脏。此外，当然还有别的因素，比较重要的是当时走在改革前列的中国农村出现了种种危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农民收入曾经有过惊人的增长速度，1978－1984年，增长速度达到15•6％。但是，好景不长，农村经济很快就走了下坡路，接踵而来的是劳动力过剩，干群矛盾激化，弃农厌耕情绪加剧，中共赖以骄傲的改革根据地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因此，中共扭扭捏捏地选择了农村，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间的种种矛盾。
从乡村选举的管理体制也可以看出中共当局敷衍了事的无所谓态度。按照它铺张滥权的传统，凡属于它认为关系重大的事务，都会设立专门机构来管理，而这一次中共却把乡村选举这样的大事情交给了所有部委里权力最弱的清水衙门——民政部来代管。
操作：上上下下的谎言
民主和自由是密切相关的，美国大法官休士曾经说过“民主必须有组织有控制，但是它根本的生命力在于个人自由。” 当共产党密不透风的统治网路无所不在地蔓延，农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被大肆剥夺，他们没有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使民主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民主的演练只能是动作和姿势的模仿，而不是精神和气血的增进。
十六年来的乡村选举，在大多数地区从候选人提名，到投票、计票全在村支部和乡党委的掌控之下，候选人事实上要首先经过政治审查。河北省一九九六年颁布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暂行办法》关于候选人应具备的条件的第一条就是：“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这实质上等于给了共产党基层组织在可能的民主角力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律保障。更为滑稽的是，有的地方村民议会或选举领导小组由村支部指导组织，候选人由村支部确定人选，选举出来的村委主要领导人最后又是“一肩挑”——既是支部领导又是村行政领导。我实在看不出这和一个极度无聊的人左手和右手下棋有什么区别。
当然，不可否认在某些地区也有村民挣脱共产党的控制，选出自己的村委领导来的例证。但这样的村委领导往往和支部一帮人形成尖锐的矛盾，2001年，陕西省西安市马军寨村的村主任彭自然被人谋杀，雇凶杀人的竟然是村支书谢国维。即使躲过彭自然这样的噩运，带着镣铐跳舞也决不是一般智力的人所能应付的。
还是在2001年，山东栖霞市4个镇57名村委会成员集体要求辞职，因为“村党支部和镇党委、政府片面强调党领导一切，采取支部包办代替村委会的做法，”剥夺了民选村官的权力。
乡村选举就是这样在具体操作中被权势者在掌股间玩弄得颠三倒四，乡村民主和村民自治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真意，成了一场闹嚷嚷的社戏。权势者在选举活动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徇私舞弊、强奸民意，势必导致参选者兴致败落，心灰意懒，有不少地方的年轻村民根本不参加选举，只有老头子老太太为了拿到几块钱的参选费才勉强去赶场投上一票。
宣传：里里外外的谎言
关于村民选举，中共的对内宣传力度并不大。与六四平暴、镇压法轮功相比，简直可以说力度很小。相反，对外的宣传力度却出奇地大。特别是六四镇压之后，为了洗涮自己在国际上的屠夫形象，改善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更是拿乡村民主与自治大做文章。但是，这种宣传也同样充满了谎言与欺骗。
2003年，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提到，邓小平曾经向他讲明“那些小村庄并不属于整个共产党体系的一部分”（small villages were not part of the overall communist party system），因此，“应该允许地方选举的领导人来管理自己的事务，这对于村民和上级政府都有益处”（i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their own citizens and to higher governments to permit locally elected officials to manage their own affairs）。
如果当时的翻译人员表达没有错误，卡特总统的理解力没有问题，那肯定是邓小平在撒谎。现在的所谓行政村（即大跃进到文革结束时的生产大队）当然属于共产党统治体系的一部分，村支部就是最基本的控制农民的机关。从1927年的红军三湾改编开始，共产党就认识到了牢牢控制基层的重要性，“支部建在连上”、“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的经验在建国后就演化为农村的支部建在村上。但村以下的社区——所谓自然村或生产队——依然布满了共产党的网路。虽然村支部成员不属于国家干部编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管辖的范围不在共产党的体系中。
类似的谎言还很多。通过这些谎言，当局要向西方传达的资讯是，共产党没有控制乡村事务，村民社区属于民主自治状态，是中国走向全面民主的基础工程。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作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既为中共赢得了声誉，也引来了财源。首先是美国非政府的民间组织，福特基金会出钱资助相关的研究专案，召开国际会议，组织《选举法》的起草。接着，卡特中心与中国政府签订协议书，为中国培训乡村干部，建立电子网路，共用研究成果。去年年初，欧盟又投入了约9400万元人民币帮助中国政府对“从事村务管理工作的官员、当选的村委会干部以及村民提供相关培训和资讯”，以加速中国农村民主改革进程。
在当局的民主谎言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卡特不知不觉起了重要作用。有朋友认为，乡村选举是卡特拿中国人开玩笑，我倒倾向于认为是中共拿卡特开玩笑。卡特先生是很认真的。自己筹款赞助中国的乡村民主事业，还在2003年以80岁的高龄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实地观察村选，并以温婉的口吻，奉劝中共当局扩大民主，推进政治改革——“毫无疑问，如果愿意，中国可以深化政治改革，而且这一改革将不会对稳定和法制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
反观中共，虽然强打精神挂起民主的招牌，却自始至终缺乏推进民主的诚意。对这些伸出民主援手的国际友人，狐疑重重猜度之，花言巧语蒙骗之，马虎潦草敷衍之。2001年，江泽民和卡特会面时，兴致勃勃地吹嘘起他的三个代表理论。谁知卡特不买他的帐，反倒温而不火地教训他要充分实现“三个代表”就要允许人民以“最好和最负责的方式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江泽民当面点头称是，事后却不愿朝这个方向前进一步。
这些来自西方国家的友人，想必都受过基督教文化的熏陶。与世界上最后一个时而张牙舞爪，时而惺惺作态的共产怪兽打交道，且不可忘了基督的教诲：“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
前景：支支吾吾的谎言
不管结局如何，中共一向喜欢拟定时限。如，三年超英，五年赶美，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2050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这次民主试验和整体民主化进程却没有任何的时间表，实在让人感到非同寻常。
我们可以按照目前的进程大致算一笔账。截至去年，中国大约有七十万个乡村实行了村委会选举。据《南华早报》报道，各地乡村选举中只有百分之四十的村子符合选举法精神，也就是说，合法有效的选举还不到一半。如果等到这场民主实验达到或接近100%的有效率，就要再等一个15年。然后，村以上的选举又要再实验至少15年，城市里的选举再实验15年……等到全国性的大选降临中国，那恐怕是本世纪末的事情了。
当然，这还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因为中共当局从来没有说过乡村选举实验成功之后，就举行其他各行政机构的选举，更没有说过要进行全国大选。他们喋喋不休，千篇一律，年复一年地强调的是中国不适合搞民主。所以我们和平、理性、耐心、诚恳的等待和期盼很有可能是一场空梦。
以冥顽不灵、保守愚昧著名的慈禧太后下定决心要立宪时，她给出的准备时间是12年；先受长期殖民统治，又被邻国占领的蒫尔小国东帝汶从全民公决选择独立到制宪选举的时间是2年，到总统选举的时间是3年；先后经过苏联侵略、塔利班践踏的阿富汗，从过渡政府成立到总统大选的时间是2年……而我们一向以五千年文明史而自豪的中华民族，自吹自擂地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中国共产党，要做一次乡村民主实验，起步就走了16年。我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样的事情会比这更蹂躏我们的自尊，践踏我们的意志，侮辱我们的智力的。
如果我们还有自尊，还有意志，还有智力，我们决不会再苦苦等待。我们不能永远生活在谎言中，不管是厚颜无耻的谎言或是支支吾吾的谎言。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是上天赋与我们的权利，讨回被剥夺的权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直气壮的理由。
作者为《观察》评论员
──转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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