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7日讯】懊悔！当七月七日接到朋友告知杨小凯病逝的电话，与难过一并袭上我心头的是懊悔，这两年来，我一直想写篇文章在澳洲本土介绍小凯的传奇经历，突出的学术成就及高尚的品格，并且已有腹稿，无奈这两年里我个人事业也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考验，加之我完成电气工程专业的博士论文后又去读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可谓事业学业家业等百事缠身，故虽一心惦记着这事，却始终未能将腹稿化为手稿，六月中旬，借去美国开会之机，在纽约拜访胡平，谈到小凯的病情，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在祈祷上苍保佑小凯的同时，胡平表示他要马上给小凯打电话询问病情，而我则给自己下了死任务，要在七月下旬完成这篇文章，胡平不无忧虑地叮嘱：“这些事抓紧时间争取早完成为好。”其实，这个时候打电话也好写文章也好，我们无非是想告诉小凯：我们都在关心他惦记他，我们对他深怀敬意，以此使他在为时不多的日子里（尽管我们不愿这么想〕活得更欣慰些。然而，就是这点能够为小凯做的事我也没能做好，如今，这小小的愿望竟化为不可挽回的永久的遗憾，但愿这篇无奈地成为追忆的文章能告慰小凯在天之灵，以减轻我内心的歉疚之感。
近来，杨小凯不平凡的身世和学术上的贡献媒体已多有报导，这里我只想忆述一件小事，这件小事却能反映出他超人的顽强意志和乐于助人的高贵品质。
二零零一年下半年，我准备申请一著名大学研究所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在寻求推荐信的支援时我颇费思量，虽然，我博士论文的导师和一国会议员已经给我写了有力的推荐信，但毕竟我的专业背景是电气工程，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的推荐信才是最重要的，我想到了杨小凯教授，大约是十月间，当我正准备与小凯联系时，传来了他被确诊患晚期肺癌的不幸消息，震惊之余我犯了难，申请的截止日期日益临近，一时间又找不到合适的第二人，怎么办？犹豫再三，情急中的我，在考虑良久后我怀着上下不安的心情给小凯发了封电子短信，实际上，对这封信我丝毫不敢奢望得到任何回复，我深知此时的小凯正在经受着命运对他又一次无情的致命的打击，不难想像，当一个人，即便是厌世的人，突然间接到晚期癌症诊断书的时候，受到的是怎样的一种打击，何况是对小凯这样一个经历过人生的重大不幸，热爱工作，珍惜生命的人，特别是在他似乎看到其在事业的发展上接近顶峰的时候，所以，这时候发这封信，与其说是向小凯求助，不如说是为了给我自己一个交代–为申请学校我已做了所有我能做的事，然而，信发不久我就收到了小凯的回信：“我将尽我所能帮助你。”并且，他很快就写了信并寄去了学校。后来从小凯的学生那知道，那个时候他的情况坏到极点，几乎连电子邮件也不看了…
他就是在那种情况下给我写推荐信的，那是出于何等的意志和爱心！
我和杨小凯并非知交故友，印象中第一次读到他的名字是一九八七年的新年，亲戚从美国带回了八七年一月号的<<中国之春>>，上面刊登了他和于大海李少民等发起并组织的支援国内民主运动的公开信及签名活动，看到一千多名海外留学生和学者的联名信，我和我周围那些曾勇敢地参与八六年学运的，因邓小平的讲话(八七年中央一号文件)带来的高压而张惶失措的，并因胡耀邦下台而心灰意冷的同学得到了莫大的鼓舞。我和小凯的交往源于于大海和胡平，九三年初，当我在纽约完成研究生学业，犹豫是继续在美求学还是回澳大利亚发展时，曾在越洋电话里求教过他，回澳后，我因家庭变故与大部分人断了直接联系，但我一直特别关注小凯在澳洲的事业发展，每当得到他的好消息，比如说他在很短的时间升为相当于副教授的 reader (澳大利亚近英国体制，升高级职称非常难)，我格外为他高兴，十多年前，当我从报纸上看到他成为澳大利亚为数不多的社会科学院院士时，很为他自豪。九十年代末，我和他的联系多了些，那多半是节日的问候，在世纪之交，我和朋友组织一些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来澳演讲，在墨尔本一地的演讲多是安排在他执教的莫纳什大学，并常常请他主持演讲会，虽然，小凯本人未曾参加民运组织，但他关注着民运组织的发展，也从不避讳与民运圈各个层次朋友的交往，支援他们改造社会的诉求，并参加争取自由民主的活动，自然，他是被中共打入另册的持不同政见的学者，九七年，我因私回国，在武汉受到有关方面的调查，他们同时向我了解小凯的情况，我则“据实秉报”：“杨小凯在国外发展得很好，为华人争了光。”
我对小凯更多的了解是来自读他的文章，小凯善于思考，在很多方面都有其独到的和深刻的见解，小凯一生中英文著作颇丰，涵盖经济和政治等多项领域，小凯的文章朴实无华，深入浅出，却无处不闪耀着思想的火花。曾在网上看到一则报导，在国内华人所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杨小凯那本<<经济学原理>>最受欢迎。偶尔我会把网上这类有关他的报导寄给他或电话里告诉他，希望他能从中得到安慰。我曾托人在国内买他写的几本书，他知道后说：“书太贵了。”然后告诉我如何从网上下载他的文章。
和杨小凯相识十几年，我只见过他两面，第一次是二千零一年三月，我参加王丹在莫纳什大学由小凯主持的演讲会，一见面就觉他气色不好，面孔发黑，似觉有恙，因当时心思主要集中在王丹身上，也就未曾多问，谁知半年后传来了他得绝症的消息，我除了仰天哀叹：“上苍不公，天妒英才”，只能干着急，
零二年二月下旬，和方圆专程去墨尔本探望他，正赶上他们家庭聚会，进门时见到二三十个中外朋友、教友和学生围着他在看一个关于圣经的电视节目，他不时插话讲解一下里面的内容，那时他在接受化疗，身体比较虚，但精神尚好，也还健谈，此前一星期，小凯接受了洗礼正式成为基督教徒，他坦然地向我们介绍了病情和医疗进展，还拿出了受洗时的照片给我们看，他当时的情况比我想像的要好得多，因此放心了许多，尽管我不是基督徒，那天我和他的教友一道真诚地为他祈祷祝愿他康复。临别时我和杨夫人吴小娟女士说了较多安慰和鼓励的话，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小凯的病对小娟的考验是更加严峻的，所以，我后来基本上只给小娟打电话，一来不愿打扰小凯，二来我认为这时候小娟更重要，她表现得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小凯的病情。我原计划零三年十月再去墨尔本探望小凯，陪他散散步，机票已订好，早去晚归，却因小凯去大陆和台湾而作罢，当时，跟小娟约好来年一月，等小凯回来澳洲时我再去，我要陪小凯好好散散步，然而，今年一月，按约再给小娟打电话时，小娟告知由于小凯病情加重已提前回澳多时，现时已不能散步了…，之后就知道他要去美国治病，再之后，当越来越感到时间紧迫，必须赶紧完成这篇文章时，我就接到了那个报丧的电话，呜呼！…
…七月十四日，带着朋友们的嘱托，经过一整夜的奔波，我再一次来到墨尔本，来参加杨小凯先生的葬礼，追悼会在墨尔本 Glen Waverley 区的圣巴拿巴斯圣工会大教堂 (St barnabas Glen Waverley Anglican Church) 按基督教传统仪式举行，小凯的家人，生前中外同事、好友及教友近230人参加了追悼会，其中包括曾给予小凯极大帮助，同是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的黄友光教授和澳洲首位华人联邦参议员陈之彬先生，在庄严的气氛中，莫纳什大学商学院院长 Gill Palmer 教授、澳洲著名经济学家、小凯先生的好友 Ian Harper 教授、长女杨小溪及 Markus Richardson 牧师先后致词，Gill Palmer 代表莫纳什大学高度评价了小凯的学术生涯，Ian Harper 以朋友的身份，回顾了杨小凯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他在悼词中说：“小凯的一生只能用不同凡响来形容。” Ian Harper 说：“小凯学术上的成功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其学术成就的深远影响今日尚无法充份估计。”“他本来极有可能成为第一位为澳大利亚赢得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
在小凯短暂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基督耶稣给了小凯极大的精神力量，他改变了小凯的生死观，Ian Harper 这样描述：“小凯辞世前几天，我坐在他的床边亲眼见证他内心的平静与日俱增，不再有对死亡的恐惧。”小凯在临终的最后时刻轻柔地说：“我正想去天国。”然后合上了双眼。
女儿小溪则感谢给予生命和厚爱，并深情地表示她终将追随父亲而去。
追悼会后，我们跟随着灵车来到墓地，这时，天下起了小雨，似是上苍哭泣，五时许，我们向小凯做最后的告别，向小凯的灵柩献上最后一束花，撒上最后一把土，祈祷时我忽然想：小凯，你虽一生短暂，却深受世人爱戴，你的品格令高山仰止，你的才华令景行行止，死足何惜？“你这最后的解脱未始不是福气，不是聪明，我该当羡慕你才是”，小凯老师，安息吧！
──源自《议报》159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