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4日讯】不久前，率团访问澳洲的中国著名的自由派法学家、原贵州大学法学院院长袁红冰，向澳洲提出了政治庇护的申请。这次的出逃事件，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再次引发各界对中国的知识份子生存状况的关注。新唐人电视台的时事论坛节目请该节目的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就这一问题进行评论。
主持人：袁红冰的出逃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媒体对此进行了采访，您能不能把这个大致的经过给大家介绍一下。
盛雪：其实关于这次袁红冰的这次出逃事件，在网络上已经有很多的报导，而且有好几个媒体，都对此作了详细的采访。基本的事实就是：7月21日时他在澳洲提出了政治避难的申请。因为他在这之前，主要是写作和参与了几个重要的事件，所以遭到迫害，特别是在89年的时候，他当时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北大教师的声援团，被认为是北大教师中唯一的一个非官方的支持89民运的一个组织。后来为此受到了很多的迫害，还有他在国内进行的写作，也是一直给他带来很多麻烦。我相信，袁红冰先生应该有足够的理由，在澳洲申报难民，并应该得到接受。
主持人：但是，我在采访里面也看到，袁红冰在中国的头衔实际是很多的。有贵州法学会的会长，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有很多的优越条件，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出逃的想法呢？
盛雪：按他自己的话来讲，他接受这些头衔，也是一种对自我的保护措施，因为在那样的一个体制下、环境下，如果你不做某种程度的配合的话，我相信，他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空间和余地进行他自己的创作。因为像他自己讲的，从89年之后他就一直处于那种受监控的生活状态。等于自己想做什么也做不了。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政策也是这样，他就是对一些可以用的人，用一种拉拢的手段，让你来为他服务。那么我想，袁先生在这上也是一个计谋，他自己也是这么讲的。
主持人：袁红冰其实原来是在北京大学任教，后来就像您的介绍，他参加了几次事件之后，用他自己的话是被流放到贵州，当时给他提出的条件就是，永远不许回北京。
盛雪：其实很多在国内的知识份子， 都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像他这个出逃事件，我也想到，这么多年以来，中共建政50多年以来，每一个时期都有人采取他这样一种方式。50,60年代那个时候可能更困难，能够出国的机会更少。而且那个时候，对一般老百姓，被管制的更严格。从这当中，我想起一个事情，实际上，我们不知道他这个结局会怎么样，早年有一个著名的自由派知识份子楚安平，被认为当时是最有才气的一个学者，在66年文化大革命以后被打倒，从反右的时候他就被打倒。但是，66年的时候他就失踪了，几十年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后来我记得在吴祖光的一篇文章当中讲到，他当初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有人跟他讲，在美国的街上见到了楚安平。问到后来怎么样，他说，看到后面有一个老人在行走，就觉得特别像楚安平，然后他就在后边叫：“楚安平先生”。没想到这个老人回头看了一眼就撒腿跑了。当然后来也没有确认，这个老人是不是楚安平先生。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让人有特别悲凉的感觉。那个年代，经过那个时代的种种政治运动的人，就可以想见，他们仍然是处在那种恐惧当中。有些人已经在迫害当中死去了，就算是保全生命的人，已经出逃出来的人，其实还是没有摆脱这种恐惧。
主持人：我看到，袁先生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在国外把他的4本书出版之后，再回国去做中共的大牢。您认为他会这样做么？
盛雪：这当然是一种勇气了。我觉得，他自己这样想，当然是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从中国出逃出来的知识份子，到了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末期，最著名的事件是89年的6.4屠杀事件，导致一大批中国知识份子逃往海外，那个时候的学者，学生很多人，当时应该是数百人。而且这些人到现在为止，大部分都不能回国，还都继续过这种流亡生活。
主持人：另外的一个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何清涟，她也是由于在国内写了一本书《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所以被迫流亡到美国。
盛雪：对。2001年6月份，她也是借助一个学术会议的机会。在这之前她也是做好了安排和准备，因为已经不能够在中国进行创作，也不能发表作品，而且日常生活也受到很多的干扰，特别是每天被监视，监控。等于说，这个日子根本都过不下去了。那么最后也只能选择逃亡。
主持人：像刚才您提到的，中国的知识份子出逃应该是有历史了。从50,60年代开始到现在，每个时期，都有这种知识份子，以各种方式来逃出中国，在国外选择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您认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
盛雪：其实在中国，不单单是知识份子或者学者有这样一个逃亡的现象，其实你看看中国的社会不同的阶层其实都有。比如说，从90年代初期开始，大量的难民潮，其实就是中国人的逃亡潮。这个逃亡潮中不单单是知识份子，沿海地区的农民、合法偷渡的、合法留学的、投机的…像我们在加拿大比较熟悉的一个事件是99年的时候，前后有4船从中国福建来的难民，在温哥华登陆，当时是600多人。这也是一种冒着生命危险逃离中国的历程。因为当时我也在电话中采访过，那些人当时被关在拘留中心，被采访船上的人跟我讲：当时这个船行驶的过程当中，在大海上有一个30多岁的妇女生病了，两天之后，大家看她没有好的迹象，就把她抬起来扔到海里去了，而且她8岁的儿子就在船上。这样一种逃离中国的一个经历，历程，这种潮流，我看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停息下来的迹象。
主持人：像您说过，文革那时候有大批的逃亡，6.4之后又有大批学生的精英和知识界的精英逃往，最近我看见，法轮功在中国99年被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也是通过各种途径逃亡到国外。
盛雪：其实就是政治迫害和宗教迫害，是中国人逃亡的主要因素。99年之后，法轮功修炼者的逃亡逐渐成为了主流。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对这种法轮功的迫害是非常的严厉，可以讲很多时候官方是不择手段的。致使这些人在中国就根本无法生存，无法工作，像我在这边也采访过几个逃亡出来的法轮功。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原来在北京大学学天体物理的，在自己的专业上非常优秀，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结果被北大开除。后来进了一个研究员又被研究院开除。所以他最后只好借助申请独立移民的机会出逃到加拿大来。
主持人：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加拿大难民局了解的情况，确实有很多人以法轮功的名义申请难民。但是好像这里面真正练法轮功的人并不多，但是好多人因为加拿大政府有这个政策，因为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所以容许他们留下来。
盛雪：其实在这个现象也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一直在为很多中国人出来在西方民主国家申请难民制造理由，你比如说，89年6.4刚过的时候，我相信，几个主要的西方民主国家，都遇到了大批中国人因为6.4事件，在中国受到迫害，在海外申请难民。像加拿大就有很多人。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宗教迫害，一段时间的对气功团体的迫害，后来对法轮功的迫害，当然给一些人，不管他实际上是什么理由有什么原因出来的，这个至少可以在国外申报难民，并且能够获得通过的一个理由。
主持人：我还看到一个现象，6.4之后很多中国朋友获得了大家俗称的6.4绿卡，到了加拿大给了永久居民的身份，这些人实际上对海外的一些异议人士并且包括向您说过的何清涟这些人士提出批评，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
盛雪：其实这是中国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这种控制，管理，这种专制，强权这种制度下的一个产物。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久了之后，你自然对于他那种制度有一种惧怕，有一种服从，而且慢慢的形成一种习惯。那么还有一点，共产党对体制下的人的严密的控制程度，使得你能够明白，如果你不跟他合作，如果你跟他对抗，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比如就像海外的很多留学生也好，还是海外华人也好，他们知道，他们如果不合作、不服从，至少你可能不能回国、拿不到回国签证、你不能送孩子回国受教育、你不能去探望亲属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他们渐渐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惯式，有些事情他就不希望去触碰，即使心里明白这个问题，他也不愿意去想。
主持人：我碰到一种人不是这样，他就是另一种爱国主义。不管什么原因留在国外，如果你提出批评中国的一项政策也好，或者是某项不太合理的一些现象也好，他认为你是不爱国。很多留学生也好，或者早期的华人也好，有一大批是有这种想法。您认为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盛雪：其实说，谈到爱国，我相信从中国流亡出来，逃亡出来的一些人，比如说89年6.4之后逃亡出一个学生领袖叫张伯笠，当时他是北京大学写作班的，后来因为6.4事件他被追捕，他逃到前苏联，又从前苏联被遣送回中国，又从中国逃亡出来。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逃亡》──逃离中国，像这样的书你会感受到，他对中国的那种情感，那种热爱真得比许多人，比许多人像你所说的这样的海外华人要强的多得多。
主持人：对，像我接触到的这些人，像何清涟，还有袁红冰也好，他们对中国的爱是非常至诚的那种感情。
盛雪：对，正因为他们对中国抱有这种至诚的热爱，有这样的一种责任心，他们才会在这种体制下，跟这种体制，进行这样的对抗和这种冲突。所以说，说到热爱祖国，我相信，像袁红冰，何清涟，张伯笠等等许许多多知识份子、学者、学生，甚至很多普通的民众，他们对中国的那种感情，要比那些拿着西方国家的护照、两边做生意，或者帮共产党的体制说话，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下出来做一个表态，两边不吃亏，什么便宜都占的这种人，这种感情要比他们真挚得多。
主持人：像您刚才说的，像何清涟，袁红冰这些有良心的知识份子，是对中国的民众、对中国的未来付出更多的心血、更多关心的人。
（转载自新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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