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30日讯】像我这样一介平民书生来悼念紫阳先生，总难免有作秀之嫌。即使如此，我还是要表达这份哀思。
二十多年前经历的那场因批评毛泽东而遭遇的炼狱，据说是因为有了时任省委书记的紫阳先生的过问，才得以最终解脱。不过，这还不是我悼念紫阳先生的主要理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改革开放方兴未艾，思想理论界也比较活跃的时候，我想，知识分子们在书斋里弄出那么多理论，也在各种研讨会上慷慨陈辞，平民百姓究竟知道多少？领会多少？接受多少？于是冒出一个念头，能否用电视表现的手法宣传一些理论同实际结合的改革案例？当时恰逢军队开始重视电化教育的时候，我就策划了一个“中国农村改革发展模式”的系列片。1986年，拍摄这个系列的第一集，我两次到了当时颇有争议的浙江温州实地采访，后带摄制组拍摄。这套专题片获得成功不说，殊不知，正是这种实地采访和实证研究，使我对当时的经济政策逐渐有了比较深切的领会，这些体会勾起我对1975年在四川插队时了解到的紫阳先生主政四川时制定的一些政策的回忆，由此逐渐领悟到紫阳先生在中国政坛上那极为珍贵的为政风格和政治智慧。
紫阳先生从来不说大话，为政不事张扬。从他的口中，我们从来没有听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那种令人肉麻的作秀之语；也听不到“不管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死而后已”那种哗众取宠的慷慨陈辞。这不是因为紫阳先生缺乏自信或者口才不好，不善言辞。在十三大的闭幕式上，紫阳先生这方面的过人能力已使中外记者折服。我曾想，如果紫阳先生没有这方面在中共高层超凡脱俗的能力，“六四”对话或许还有可能。说不定邓小平李鹏们私下盘算过：对他妈什么话！大家一面对学生和市民，还不都是你赵紫阳的风头！岂不有辱咱们形象！
然而，从来不说大话的紫阳先生所制定的一些政策，所体现出来的却是一种大智慧。
文革期间，四川农村土地产出率极低，我亲耳听年轻农民述说如何吃掉了死去小孩的尸体。我插队的那些地方原本比较富庶，那年月也弄得连芭蕉根都被挖出来充饥。老实说，不是亲眼目睹那些饥饿农民的惨状，不是亲耳听那些老农说中共治下农民的灾难并不是开始于文化大革命，而是早在农业合作化和大跃进时期就开始了，像我们这种老爷子还为中共洒过血的“红五类”，那里会那么年纪轻轻就产生异端思想？
1975年，紫阳先生作为文革后期第一批获得解放的省级干部，在内蒙古短期任职之后到四川主政。从那以后，我就感受到了经济政策上的一些微妙变化。仅举几例。
当时，按照惯例，每年都要安排机关干部们下乡支农。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那纯粹是搞形式，因为在地少人多的四川农村，根本不存在农民劳动力满足不了农业生产需要的问题，而是农民没有积极性。城市机关干部下乡支农其实是扰民，给农民增加负担。就像在这些地方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挤占本身已经十分紧张的农民耕地一样。
大约是从1976年开始，城市机关干部的支农开始改变一律下乡的传统做法。可以采取多种方法，我记得其中一种叫做种“堆堆苕”。苕就是红薯，四川人称“红苕”。是一种耐旱、防病虫害能力极强、高产的旱地作物。“堆堆苕”就是说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那些空闲的地方，把土刨在一起堆一个土堆，种上苕苗。谁种谁受益。
要知道，那个时候土地还没有承包，而“堆堆苕”却极大的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却根本不涉及体制，不涉及政治上争议姓“社”姓“资”。
紫阳先生主政四川时，还有一个发明叫“大集体”。我曾在紫阳八十五岁生日时那篇怀念紫阳时代的小文《“大集体”与减员增效》中有过介绍，不再赘述。
“堆堆苕”和“大集体”只是两个很小的例子，他却足以说明紫阳先生非常善于在这个僵化而野蛮的体制内做那些从表面上看可以被这个体制容纳，而本质上却是同那个体制的精神实质背道而驰的文章。用今天的话开说就是“以人为本”。
紫阳先生为政不事张扬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撤销人民公社。那是他在四川广汉最早搞的试点。
今天中共主流媒体的宣传把改革开放见年后农村的根本性变化仅仅归结为只“包产到户”，这是很不全面的，甚至可以说没有抓住要害。
人民公社是一级政府，是中共制度下农村的最基层政府。这个级别的政府甚至有调动武装力量——公社基干民兵的权力。在哪个年代，每到夏收季节和年底农民杀猪准备过年的时候，总有公社干部率领基干民兵到比较偏远的生产队去巡逻，抓获那些少缴公粮和不公社规定的地点宰杀生猪的农户。
有过哪个年代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不难理解，如果不把这一级政府的手脚捆住，包产到户不可能顺利进行，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的自主权”不可能落实到农户身上。安徽小岗村的十几个农民最初私下搞承包时留下那一份著名的沉重的遗嘱，道理就在这里。这就告诉我们，要落实产权责任，必须对政府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可惜的是，直到十多年后，可怜的江朱还不懂或者不愿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在那里丝毫不触击政府体制和政治体制，片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以为思路清楚，殊不知却是头脑简单的愚昧之举。正是这些愚昧政策导致了《中国农民调查》中揭露的、以及城市动拆迁中演出的那一幕幕悲剧！
我相信，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治学严谨的弗里德曼对紫阳先生管理一个泱泱大国的经济智慧和才干赞赏有加，决不是逢场作戏。张五常对此已有专文记载，不作赘述。
紫阳先生主政中国经济十年，中国踏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只要我们想想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上台后第一次发布的公开言论竟以“领导干部要讲政治”为题，就不难想像，如果没有紫阳先生那十年为中国市场经济奠定的基础，今天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
一些人批评紫阳先生只懂经济不懂政治，也有人攻击他在抓发展市场经济时不管腐败问题，这完全是书生之见或别有用心。要知道，中国的经济改革走的是一条“放权让利”的渐进改革的路子，在下放权利和规范使用权利之间，肯定有一过程，这就是通常说的“转型期”。问题不在于转型期是不是发生了腐败，而是作为决策者是否在有意识地缩短这个转型期？有效应对其间发生的问题？紫阳先生1989年离开中国政治舞台，从那以后的十几年来，“政治”讲了不少，经济体制方面实质性的改革没有什么，腐败却愈演愈烈。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紫阳先生后来的执政者不是由于低能而无力防止腐败，就是蓄意纵容。而紫阳先生在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后的二、三内就萌发了以政治体制改革遏制腐败的思路，这不仅说明紫阳先生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对防止腐败的问题不仅意识清楚，而且棋高一着！ 1988年，当时的中伐择一些传统农牧区设立综合体制改革试验区（所谓“综合”，就是要突破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独进的改革路径）则已经是在实验紫阳先生的思路了。不久即问世卓资模式，意味着这种改革思路开始收到成效。后来，正是这种综合改革的思路的夭折，才导致了《中国农民调查》中记载的那一幕幕悲剧！当年，我曾两次到安徽阜阳（当时的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也是《中国农民调查》中那些是故事的发生地）实地考察，对此深有感触。
紫阳先生的大智慧还表现在面对中共这样一个极权制度，他不仅尊重而且敢于和善于利用体制外力量。没有紫阳先生的那种智慧，像体改所和世界经济导报那种处于体制边缘的机构不可能发挥那么大的作用。
我常常再想，紫阳先生为政的大智慧来自那里？在中共的圈子里怎么还可能出现紫阳先生这样的人物？通过在1989年他在天安门广场上那一番言辞，我终于明白，他的大智慧来自他在中共高层圈子里摸爬滚打几十年却没有泯灭的人性的光芒！
紫阳先生投身中共的年代是一个救亡图存的年代，他是那个年代涌现出来一批有使命感、有献身精神的民族精英中的杰出代表。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民族主义的救亡图存也没有多么高尚。然而，哪个年代，在这面旗帜之下集合起来的这一批人物，比起因科举制度瓦解失去入仕机会转而占山为亡聚啸山林的毛泽东们的境界，毕竟不可等量齐观。事实上，正是中共党内这一批力量推动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那本来是中共最后的机会。
在中共的语境中，邓小平的最大功劳是恢复了“实事求是”。但是，中共的文胆们始终没有把这个“是”讲清楚，因为邓小平本人也不清楚。在他最后的公开言论中说还是使用的“三个有利于”那种含混不清、价值模糊的机会主义语言。其实，“实事求是”并不重要，关键是求什么“是”？这个“是”是什么？紫阳先生以他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告诉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人为本”。
正是紫阳先生“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铸就了中共前所未有而今后也不可能再有的声誉。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用他的政治智慧改变中国历史的紫阳先生，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也不经过任何公开的政治程序，竟被囚禁15年！当年，还在同中共作战的国民党，在处分以武力绑架国家元首的军阀时，还要经过一个法律程序，七十多年前过去了，这个以泱泱大国自居、以中央政府自命不凡的政权，居然随随便便暗箱操作就拘禁法律上的最高领导人！这难道不是这个政权自己的耻辱？难道不是对二十世纪人类文明史的践踏？
每当想到那野蛮一幕，以及从那野蛮一幕之后整个中国向黑暗纵深坠落的种种闹剧和悲剧，我就禁不住发自内心诅咒：“我厌恶我所生活的这个国家！”我对儿子说，我这一生一个最大的失误，就是二十多年前走出中共监狱之后，面对那么多机会，没有“逃”出去！你今后一点要逃离这个国家！儿子说：老爸，我出去之后，您同老妈怎么办？我说：我们老了，无所谓了！
但是，紫阳先生没有老！
紫阳先生不仅是不死的，而且是不老的！他为今天和今后中国的政治家们竖立起了两块丰碑。一块是政治智慧的丰碑，它启迪今天和今后中国的政治家们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充分利用体制内力量和体制外力量去撬动这个斑斑锈痕的制度的基石，使中国在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不归路上奋力前行！一块是人性的丰碑，他告诉我们：人的价值才是政治的最高价值。他启迪我们，任何社会变革都不能无视大众的生存状态；因此，有志于推动改革的知识分子，必须关心社会的公共事务。前不久，在中共的主流媒体上掀起了一股讨伐“公共知识分子”的浊流。这表明了在中共统治集团内确有一些人已经十分害怕知识分子关注大众的生存状态，参与公共事务，为权利遭受侵害的弱势群体伸张正义。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对维权人士的迫害足以表明，正在成熟起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已经触动了当局敏感的神经。
紫阳先生以他的卓越胆识和过人的政治智慧铸就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他的非凡贡献已经羽化为新世纪的曙光！
紫阳不老！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