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0日訊】像我這樣一介平民書生來悼念紫陽先生，總難免有作秀之嫌。即使如此，我還是要表達這份哀思。
二十多年前經歷的那場因批評毛澤東而遭遇的煉獄，據說是因為有了時任省委書記的紫陽先生的過問，才得以最終解脫。不過，這還不是我悼念紫陽先生的主要理由。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當改革開放方興未艾，思想理論界也比較活躍的時候，我想，知識分子們在書齋裡弄出那麼多理論，也在各種研討會上慷慨陳辭，平民百姓究竟知道多少？領會多少？接受多少？於是冒出一個念頭，能否用電視表現的手法宣傳一些理論同實際結合的改革案例？當時恰逢軍隊開始重視電化教育的時候，我就策劃了一個“中國農村改革發展模式”的系列片。1986年，拍攝這個系列的第一集，我兩次到了當時頗有爭議的浙江溫州實地採訪，後帶攝制組拍攝。這套專題片獲得成功不說，殊不知，正是這種實地採訪和實證研究，使我對當時的經濟政策逐漸有了比較深切的領會，這些體會勾起我對1975年在四川插隊時了解到的紫陽先生主政四川時制定的一些政策的回憶，由此逐漸領悟到紫陽先生在中國政壇上那極為珍貴的為政風格和政治智慧。
紫陽先生從來不說大話，為政不事張揚。從他的口中，我們從來沒有聽到“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那種令人肉麻的作秀之語；也聽不到“不管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將……死而後已”那種嘩眾取寵的慷慨陳辭。這不是因為紫陽先生缺乏自信或者口才不好，不善言辭。在十三大的閉幕式上，紫陽先生這方面的過人能力已使中外記者折服。我曾想，如果紫陽先生沒有這方面在中共高層超凡脫俗的能力，“六四”對話或許還有可能。說不定鄧小平李鵬們私下盤算過：對他媽什麼話！大家一面對學生和市民，還不都是你趙紫陽的風頭！豈不有辱咱們形象！
然而，從來不說大話的紫陽先生所制定的一些政策，所體現出來的卻是一種大智慧。
文革期間，四川農村土地產出率極低，我親耳聽年輕農民述說如何吃掉了死去小孩的屍體。我插隊的那些地方原本比較富庶，那年月也弄得連芭蕉根都被挖出來充飢。老實說，不是親眼目睹那些飢餓農民的慘狀，不是親耳聽那些老農說中共治下農民的災難並不是開始於文化大革命，而是早在農業合作化和大躍進時期就開始了，像我們這種老爺子還為中共洒過血的“紅五類”，那裡會那麼年紀輕輕就產生異端思想？
1975年，紫陽先生作為文革後期第一批獲得解放的省級幹部，在內蒙古短期任職之後到四川主政。從那以後，我就感受到了經濟政策上的一些微妙變化。僅舉幾例。
當時，按照慣例，每年都要安排機關幹部們下鄉支農。了解情況的人都知道那純粹是搞形式，因為在地少人多的四川農村，根本不存在農民勞動力滿足不了農業生產需要的問題，而是農民沒有積極性。城市機關幹部下鄉支農其實是擾民，給農民增加負擔。就像在這些地方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擠佔本身已經十分緊張的農民耕地一樣。
大約是從1976年開始，城市機關幹部的支農開始改變一律下鄉的傳統做法。可以採取多種方法，我記得其中一種叫做種“堆堆苕”。苕就是紅薯，四川人稱“紅苕”。是一種耐旱、防病虫害能力極強、高產的旱地作物。“堆堆苕”就是說在田間地頭房前屋後那些空閑的地方，把土刨在一起堆一個土堆，種上苕苗。誰種誰受益。
要知道，那個時候土地還沒有承包，而“堆堆苕”卻極大的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提高了土地產出率，卻根本不涉及體制，不涉及政治上爭議姓“社”姓“資”。
紫陽先生主政四川時，還有一個發明叫“大集體”。我曾在紫陽八十五歲生日時那篇懷念紫陽時代的小文《“大集體”與減員增效》中有過介紹，不再贅述。
“堆堆苕”和“大集體”只是兩個很小的例子，他卻足以說明紫陽先生非常善於在這個僵化而野蠻的體制內做那些從表面上看可以被這個體制容納，而本質上卻是同那個體制的精神實質背道而馳的文章。用今天的話開說就是“以人為本”。
紫陽先生為政不事張揚最為典型的例子是撤銷人民公社。那是他在四川廣漢最早搞的試點。
今天中共主流媒體的宣傳把改革開放見年後農村的根本性變化僅僅歸結為只“包產到戶”，這是很不全面的，甚至可以說沒有抓住要害。
人民公社是一級政府，是中共制度下農村的最基層政府。這個級別的政府甚至有調動武裝力量——公社基幹民兵的權力。在哪個年代，每到夏收季節和年底農民殺豬準備過年的時候，總有公社幹部率領基幹民兵到比較偏遠的生產隊去巡邏，抓獲那些少繳公糧和不公社規定的地點宰殺生豬的農戶。
有過哪個年代農村生活經歷的人不難理解，如果不把這一級政府的手腳捆住，包產到戶不可能順利進行，也就是說，“農業生產的自主權”不可能落實到農戶身上。安徽小崗村的十幾個農民最初私下搞承包時留下那一份著名的沉重的遺囑，道理就在這裡。這就告訴我們，要落實產權責任，必須對政府體制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可惜的是，直到十多年後，可憐的江朱還不懂或者不願懂得這個道理，他們在那裡絲毫不觸擊政府體制和政治體制，片面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自以為思路清楚，殊不知卻是頭腦簡單的愚昧之舉。正是這些愚昧政策導致了《中國農民調查》中揭露的、以及城市動拆遷中演出的那一幕幕悲劇！
我相信，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治學嚴謹的弗裡德曼對紫陽先生管理一個泱泱大國的經濟智慧和才幹讚賞有加，決不是逢場作戲。張五常對此已有專文記載，不作贅述。
紫陽先生主政中國經濟十年，中國踏上了市場經濟的不歸路。只要我們想想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核心上台後第一次發布的公開言論竟以“領導幹部要講政治”為題，就不難想像，如果沒有紫陽先生那十年為中國市場經濟奠定的基礎，今天的中國將會是什麼樣子？
一些人批評紫陽先生只懂經濟不懂政治，也有人攻擊他在抓發展市場經濟時不管腐敗問題，這完全是書生之見或別有用心。要知道，中國的經濟改革走的是一條“放權讓利”的漸進改革的路子，在下放權利和規範使用權利之間，肯定有一過程，這就是通常說的“轉型期”。問題不在於轉型期是不是發生了腐敗，而是作為決策者是否在有意識地縮短這個轉型期？有效應對其間發生的問題？紫陽先生1989年離開中國政治舞台，從那以後的十幾年來，“政治”講了不少，經濟體制方面實質性的改革沒有什麼，腐敗卻愈演愈烈。這只能說明兩個問題：紫陽先生後來的執政者不是由於低能而無力防止腐敗，就是蓄意縱容。而紫陽先生在改革的重心從農村轉入城市後的二、三內就萌發了以政治體制改革遏制腐敗的思路，這不僅說明紫陽先生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對防止腐敗的問題不僅意識清楚，而且棋高一著！ 1988年，當時的中伐擇一些傳統農牧區設立綜合體制改革試驗區（所謂“綜合”，就是要突破經濟體制改革單兵獨進的改革路徑）則已經是在實驗紫陽先生的思路了。不久即問世卓資模式，意味著這種改革思路開始收到成效。後來，正是這種綜合改革的思路的夭折，才導致了《中國農民調查》中記載的那一幕幕悲劇！當年，我曾兩次到安徽阜陽（當時的農村改革試驗區之一、也是《中國農民調查》中那些是故事的發生地）實地考察，對此深有感觸。
紫陽先生的大智慧還表現在面對中共這樣一個極權制度，他不僅尊重而且敢於和善於利用體制外力量。沒有紫陽先生的那種智慧，像體改所和世界經濟導報那種處於體制邊緣的機構不可能發揮那麼大的作用。
我常常再想，紫陽先生為政的大智慧來自那裡？在中共的圈子裡怎麼還可能出現紫陽先生這樣的人物？通過在1989年他在天安門廣場上那一番言辭，我終於明白，他的大智慧來自他在中共高層圈子裡摸爬滾打幾十年卻沒有泯滅的人性的光芒！
紫陽先生投身中共的年代是一個救亡圖存的年代，他是那個年代湧現出來一批有使命感、有獻身精神的民族精英中的傑出代表。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民族主義的救亡圖存也沒有多麼高尚。然而，哪個年代，在這面旗幟之下集合起來的這一批人物，比起因科舉制度瓦解失去入仕機會轉而佔山為亡聚嘯山林的毛澤東們的境界，畢竟不可等量齊觀。事實上，正是中共黨內這一批力量推動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那本來是中共最後的機會。
在中共的語境中，鄧小平的最大功勞是恢復了“實事求是”。但是，中共的文膽們始終沒有把這個“是”講清楚，因為鄧小平本人也不清楚。在他最後的公開言論中說還是使用的“三個有利於”那種含混不清、價值模糊的機會主義語言。其實，“實事求是”並不重要，關鍵是求什麼“是”？這個“是”是什麼？紫陽先生以他制定的一系列具體政策、告訴我們，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以人為本”。
正是紫陽先生“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鑄就了中共前所未有而今後也不可能再有的聲譽。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用他的政治智慧改變中國曆史的紫陽先生，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序，也不經過任何公開的政治程序，竟被囚禁15年！當年，還在同中共作戰的國民黨，在處分以武力綁架國家元首的軍閥時，還要經過一個法律程序，七十多年前過去了，這個以泱泱大國自居、以中央政府自命不凡的政權，居然隨隨便便暗箱操作就拘禁法律上的最高領導人！這難道不是這個政權自己的恥辱？難道不是對二十世紀人類文明史的踐踏？
每當想到那野蠻一幕，以及從那野蠻一幕之後整個中國向黑暗縱深墜落的種種鬧劇和悲劇，我就禁不住發自內心詛咒：“我厭惡我所生活的這個國家！”我對兒子說，我這一生一個最大的失誤，就是二十多年前走出中共監獄之後，面對那麼多機會，沒有“逃”出去！你今後一點要逃離這個國家！兒子說：老爸，我出去之後，您同老媽怎麼辦？我說：我們老了，無所謂了！
但是，紫陽先生沒有老！
紫陽先生不僅是不死的，而且是不老的！他為今天和今後中國的政治家們豎立起了兩塊豐碑。一塊是政治智慧的豐碑，它啟迪今天和今後中國的政治家們如何運用自己的智慧，充分利用體制內力量和體制外力量去撬動這個斑斑鏽痕的制度的基石，使中國在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不歸路上奮力前行！一塊是人性的豐碑，他告訴我們：人的價值才是政治的最高價值。他啟迪我們，任何社會變革都不能無視大眾的生存狀態；因此，有志於推動改革的知識分子，必須關心社會的公共事務。前不久，在中共的主流媒體上掀起了一股討伐“公共知識分子”的濁流。這表明瞭在中共統治集團內確有一些人已經十分害怕知識分子關注大眾的生存狀態，參與公共事務，為權利遭受侵害的弱勢群體伸張正義。最近發生的一系列對維權人士的迫害足以表明，正在成熟起來的公共知識分子已經觸動了當局敏感的神經。
紫陽先生以他的卓越膽識和過人的政治智慧鑄就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業，他的非凡貢獻已經羽化為新世紀的曙光！
紫陽不老！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