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7日讯】(亚洲时报 邱鑫撰文) 在香港更换了特首之后，适逢特区各项经济数据好转，2005年全年经济增长更可望冲上7%。因为局势大抵稳了下来，在北京领导人眼中，香港问题似乎已被“边缘化”。也许今年年底之前唯一关于香港而又较为让北京领导人“担心”的事，就只剩下政改方案一件。有趣的是，民主派发起下星期天12月4日争取普选的游行，现在就成为曾荫权领导是否成功的一项“指标”。
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何鸿燊11月26日表示，希望12月4日的游行人数少于五万人。何先生过去在香港特首要换人，以及曾荫权给北京相中治港等事上，都有相当“准确”的评论；所以，不少人也以为，北京也许也是以“五万人”作为民主派要求普选诉求是否得到市民普遍支持的一个指标，而曾荫权任内最大的难关也是要闯过“政制改革”一役。换句话说，五万人也许就是曾荫权上任后第一张成绩表的成败分水岭。
这五万人的数字，是否一个科学化的推算？按道理，应该不是。一个有远见，相信“科学决策”的领导人，更不应如此。
也许五万人的推算，是基于一些当事人的言论以及过往类似事件而来。发起游行的民主派曾表示希望有十万市民上街，而在过去多次游行，香港警方的数字都是民主派估计的一半；所以，大家会有一个印象，认为民主派心目中的底牌是希望有五万人出席。从另外一个角度，2003年大家评估香港最少有五十万人上街，如果这次连当年十份之一都没有，则事件的“胜负”或已十分“明显”。
另一位政协委员胡应湘最近曾表示，如果以游行人数多寡来定夺香港应否普选，这就是“暴民政治”。笔者认为胡先生对“暴民政治”的认知颇有偏差，但如果把他的意见修正为“不应光以游行人数多寡来立即达到结论”，则亦有点道理。事实上，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近日访问香港时，也曾发表类似的言论。
在政治上说，“量”和“质”之间的关系，也谓是十分微妙。理论上，一个十分“质”方面十分突出的意见，应该要受到充份的考虑。可是，谁去决定这个意见是否合理呢？以现时的政治生态来说，这个评论就是北京政府，再按基本法来看也许就是全国人大。问题是，现时北京政府应该考虑什么问题？笔者认为，在特首选举问题上，北京最少应该考虑订立让香港市民可以否决“最不受欢迎的人选”的政制。在2002年，董建华在极不受香港市民欢迎的情况下连任香港特首，结果导致诸多问题，这说明现行政制不能保证“最差的人选遭否决”这一点。在新的政制下，委员人士对选举特首的影响力基本不减，这种情况真的会有利于香港的长治欠安，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吗？北京领导人必须能够在“质”的方面改良香港政制，在制度上确保“下情上达”。这一点，相信是北京绝对不能回避的。
在“量”的问题上讲，关键绝对不在于游行人数，而是如何说服大多数香港人，让香港人相信和接受新的政制方案。一个十分受欢迎的意见如果遭到当局否决，当局一定要提出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理由。如果北京或香港特区政府拿不出这个理由，则特区政府认受性会受到影响，长期来说会出现任何特首在短暂的蜜月期后立即长期跛脚的可能。这一样也是不利于香港和中国的整体利益。
很可惜，在现阶段的政制讨论中，大家的焦点都放在游行人数多少等不算是太重要的问题上，北京和曾荫权政府一直也没有一个很合理的理由，说明为何香港人可以接受现时的方案。现时的局面没有突破，笔者可以预见，曾荫权不久即沦为跛脚政府，香港各路人马又再蠢蠢欲动，争取计划角逐2007年特首宝座，到时即使香港事务边缘化，北京也会为香港而感到烦恼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