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6日讯】1886年的益和案，被认为是华人对美国法律作出贡献的一场官司。该案为捍卫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起了重要作用。但笔者在此不想赘言该案对美国宪政的影响，而是试图发掘该案对当今中国的人权、民主和法治建设有哪些启示。
案件梗概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华人移民新大陆人数的增多，美国一些地方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歧视华人的法案。典型的如旧金山市政当局在1880年前后通过的14项被称为“洗衣店条例”的法律，其动机就在于排斥华人。为避免与《1870年民权法》和宪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相悖，立法机关设计了一种复杂的许可证制度。从表面上看，该许可证制度对华人和白人不偏不倚，但问题是，没有一个条例规定了给予和拒绝营业执照的标准。这就给了市政当局任意的裁量权，使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批准或拒绝有关申请。结果，所有华人洗衣店老板的申请均遭拒绝，而所有白人的申请则畅通无阻。面对公然的歧视，华人洗衣店成立了一个自卫性的行业协会──“同心堂”──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而进行抗争。在同心堂的鼓励下，经营洗衣店已经22年的华人洗衣店老板益和与其他150家和他有同样遭遇的华人洗衣店主一起，决定无视条例和市政当局的歧视行为，照常经营他们的洗衣店。不久，他们全部被捕，一场官司就开始启动了。最后，官司打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886年，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了一致同意的判决：立即释放益和等人；相关市政条例违宪无效。
启示之一：“主权高于人权”论的荒谬
中国有一种非常主流的观点，就是“主权高于人权”。该观点认为，“主权高于一切”、“没有主权，哪来人权”以及“主权是人权的保障”等，不一而足。这类观点看起来貌似正确、理性，实则荒谬绝伦。它不仅缺乏法理上的依据，更被实践所不断证伪。发生在美国的益和案，使笔者再次搜寻到了一个证伪“主权高于人权”论的生动事例。
在“主权高于人权”论者看来，华人洗衣店老板益和应该是享受不到人权的，或者说，益和的人权在异国他乡的美国是根本得不到保障的。因为，益和背后的祖国──大清国──当时正沦落在西方诸强的欺凌之下，又是赔款，又是割地，主权可谓丧失殆尽。然而，大清国主权的丧失，并不意味着它的子民──益和等华人洗衣店老板──人权的丧失。相反，益和在自己人权遭到侵犯的情况下进行了抗争，最后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公正判决下，捍卫了自身的人权。最高法院在益和案的判决中这样认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适用于美国公民，同样也适用于非公民。在明确了华人洗衣店店主虽非美国公民但仍受宪法保护之后，法院审查了旧金山市政条例违背了宪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看来，人权以及人权的保护是不分疆域、肤色和国籍的；主权与人权之间也并不存在着什么正相关。
启示之二：“国民素质不高，民主法治难建”论的破产
1998年6月9日的《山西发展导报》刊登一篇《国民素质不高，民主法治难建》的文章，把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缓慢的原因，归咎于民众素质的低下。该文的观点在目前的中国仍拥有一定的市场。发生在120年前的益和案，早已宣告了这一谬论的破产。
今天国人的素质再低，也不可能比120年前的洗衣店老板益和低吧？勿需说益和拥有什么民主法治素养，他恐怕连一般的文化素养都不会很高吧。那时去美国谋生的华人，大多是读书识字不多、走投无路的贫苦人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素质不算太高的大清国的臣民，在异国他乡的美国，却懂得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身的权益，并最终把强大的旧金山市政当局给掰倒了。显然，这不是由于素质的原因，而是良好的制度环境赋予了益和等洗衣店老板强烈的民主法治意识。今天国人的民主法治意识不强，就是因为缺乏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即使有些人拥有较强的民主法治意识，但最终也会被这个强大的人治社会所消解。在中国，有很多人因维权而诉诸官司后，发誓再也不打官司，因为，法官“吃了被告吃原告”的恶劣的司法环境，使人们对中国的司法望而却步。如果说好的制度环境能够充分唤醒人们的民主法治意识的话，那么坏的制度环境则会彻底把它泯灭。笔者并非认为民主法治与国民素质无关，但认定民主法治首先应该是一种制度安排。
120年前的益和案已经成为了美国有关平等保护法律的一块主要基石。在讨论宪法平等保护条款时。它被引用的次数最多（125次）！它的“美国意义”已经被人们讲透了。现在是不是应该凸显它的“中国意义”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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