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伴随着民企合法性的日益提升，在相当一部分官员眼中，民企业已成为他们将权力化作私有财富的最佳通道。就像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担负了许多企业之外的功能（比如就业和政治控制）一样，转型期的民企实际上也承载了转移和洗劫社会财富的功能，鉴于中国改革正在逼近产权大规模转移的关键阶段，民企的这种功能将变得越来越明显。基于这样一个判断，我们以为，中国民企有的不是“原罪”，而恰恰是“现罪”，它正在参与一场极不公平的分赃活动。在这样一种“视界”中，今天的许多中国民企显然已经不再是一种仅仅为了利润而设立的单纯的企业组织，它更像是一个从事超经济分配的组织。
股市中的私人知识
许多人可能都已经观察到了这样一个现象：人们不太愿意买当地上市公司的股票。
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们对这些上市公司有比较真实的了解。或是亲自去过，或是听亲戚朋友讲过。只要知道这家公司下岗人数的多少，工资待遇的高低，人们就很容易决定这家公司值不值得投资，根本不需要借助正式的财务报表。而人们之所以“敢”或者愿意买外地的股票，原因则正相反，因为他们对这些公司的印象通常是从正式的报表或股评中来的。他们看到的往往是经过加工的“报表中的公司”。
记得红光刚刚上市不久，我的一位四川的朋友就告诉我，这家公司不能买，早就发不出工资了。看来，人们还是比较愿意相信自己“私人的知识”的。
那么在中国，“报表中的公司”与真实公司相差有多大呢？下面是我所亲历的两个故事，讲给大家听听，或许能够为我们增加一些有用的“私人知识”。
去年我老家有一家公司上市，开盘价高得离谱。凭我对家乡的了解，我断定这可能又是一个报表讲的“故事”。
新年回家，见到一位在建行当行长的好友。问到这间公司的情况时，他大笑。然后他告诉我，这间公司上市，最高兴的就数他们建行。因为他们一亿元的贷款终于有着落了。不过最让我长见识的，还是我这位朋友要债的经历。
自从这家公司上市以后，公司的老板就从债主的视线中消逝了。我这位朋友从当地追到省城，又从省城追回当地，来回折腾了好几回。最后，这位行长心知再这样搞下去，贷款恐怕永远要不回来，只好使出杀手裥。他电话通知那位上市公司的老板：我这里有一个密码箱，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如果再不还钱，我就要对不起，把它送到证监会去了！
这一招果然生效，没几天工夫，一亿元的贷款就回到了当地建设银行的账上。
我不懂财务，也不知道这一亿元对这家公司的报表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我知道，靠募股资金才能还贷的公司，肯定不是什么好公司。可笑的是，从去年到今年，大量股评一直在推荐这家公司。但讽刺的很，上市还不到一年，这家公司已经重组过一回了，可股价却还在17元以上。我真不知道，那些看报表听股评而买了这只股票的人，何时才有解套的机会。没准，哪天爆出更猛的“料”，这些投资人可就真惨了。
第二个故事虽然有些久了。但也值得一提。
这是一家南方沿海的上市公司。成立于90年代初的地产高潮时期。到98年上市之前，这家公司除了几块晒了很多年，已经严重贬值的地皮之外，唯一有点现金流的产业就是一家桑拿浴。在拿到上市指标的时候，这家公司几乎奄奄一息。但拿到了上市指标，苦日子总算告一段落。为了不至于露馅露得太大，承销商一次就给了几千万，让它先修修围墙，买买制服，装点一下门面。
如果仅仅是这样，这个故事显然不够精彩。最精彩的是，这家公司上市的时候是以高科技的面目“横空出世”的，而且开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天价。说真的，对于中国股市，我已经算是一个有足够想象力的人了。因为实在见惯不惊了。但这家公司弄出这么大的场面，还是让我感到非常诧异。一是佩服他们艺高人胆大，二是感慨报表捉弄人。顺便要提醒各位看客的是，这家公司目前的价格还在天上。
听完了这两个故事，你还对大盘目前的指数有信心吗？
今年，三位研究信息经济学的学者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史宾斯的理论曾被应用于股市过度分红问题的研究。对照一下中国股市的现实情况，不得不承认经济学还真有点用。
股市也是一个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市场，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加大获取信息的成本就成为必然。所以，业绩良好的公司总是采取多分现金红利的办法，以期区别于那些分不出红的股市中的“劣币”。哪怕这样做会由于双重征税而加大成本。毕竟，会计报表是可以玩很多花样的。
的确，如果我们没有更可靠、更廉价的“公共信息”的话，现金分红就是检验一个上市公司优劣的试金石。
华融开张卖破烂
华融终于开张卖股票了。从2000年9月获得股票承销资格，到2002年8月太行水泥发行，经过将近2年的操练，华融终于坐上了主承销商的位置。
其实，获得股票承销资格后的两年中，华融一直也没闲着。先是在2001年成功分销了中石化A股，接着又在今年7月担任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IPO的副主承销。可谓练兵不止。今次作为主承销商承销太行水泥，正是华融在中国证券市场多年演练后的成果。按照华融自己的说法，这是华融证券业务取得的“重大突破”。
华融，全称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于1999年10月19日，注册资本100亿元人民币。主要从事对中国工商银行不良资产的收购、管理和处置业务。
由于中国改革的特殊模式，中国国有银行尤其是四大专业银行，积累了大量的坏帐，其比率相当惊人。这种巨大的隐形债务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变得格外刺眼。1999年，为了减少不良比例，继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先行试点之后，中国政府又对口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为华融（中国工商银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农业银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银行），以处理从各大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其中华融一次从中国工商银行行接受不良资产4077亿元，数额为各大资产管理公司之首。中国工商银行成立最早，历史包袱最重，所以华融接受的不良资产也最多，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
对于以资产管理公司的形式来化解银行不良资产是否有效，是非常有争议的。资产管理公司的灵感来自于美国。1980年代末期，美国储蓄信贷机构纷纷进入高风险领域，导致大量不良资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设立了债务处理信托公司（RTC），接受储蓄信贷机构的不良资产。由于这一模式在美国的成功，各国纷纷效仿。中国近年来逐渐为普通人所熟悉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就是RTC的仿制品。说穿了，资产管理公司的核心业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好的价格将不良资产变现、盘活。但这个简单的业务在中国却可能变得复杂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没有成熟的资本市场，不良资产很难定价。
实际上，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以来，处置不良资产的进度十分缓慢，各方人士评价负面。现在看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原来设定的十年存续期将被大大突破，甚至变成一个没有固定期限的永续机构。这种尴尬状况凸显了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某种特殊困境。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股票市场便成为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突围的一个可能途径。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获得股票承销资格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华融并不是一家普通的证券承销商，它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变现不良资产，证券市场不过是变现的一个手段而已。或者换句话说，华融是次获得主承销资格，实际上是打通了中国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资产存量与中国证券市场的通道。鉴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垃圾当作黄金卖的情况将不是耸人听闻。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理坏帐方面并没有多出三头六臂。不良资产就是不良资产，并不能一夜之间凭空消失。虽然资产管理公司是专业的不良资产处置机构，多了一些专业性，但其管理体制以及国有企业的固有惰性都并没有表现出可以观察得到的改进。这一点，让我们颇为担心。
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价格信号失灵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相当低下。就制造不良资产的能力而言，中国证券市场一点都不比国有银行逊色。更让人担懮的是，中国证券市场一直就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方，一堆废铜烂铁，一旦进入中国证券市场就奇货可居，身价百倍。所以，专职处理废铜烂铁业务的资产管理公司进入中国证券市场，就更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警惕。实际上，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过往打包出售不良资产的时候，海外投资者的出价是相当低廉的。惟愿我们的资产管理公司不要因为国内投资者的盲目，而玩出不道德的帽子戏法。
华融此次主承销的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3月，是一家定向募集的公司。河北邯郸水泥厂是其独家发起人。该公司2000年实施债转股改造，其中华融转股债权19600万元，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债转股权6500万元。所谓债转股改造，就是将银行的债权变成股权，从而减少企业的利息负担，并增加企业的报表利润。由于中国国有企业负债率极高，这一政策一经推出，即受到大量国有企业的热烈喝彩。但非常清楚，债转股后，虽然可以马上改善国有企业的报表表现，但并不能从本质上提升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准确地说，几乎所有实施债转股的企业都是还不起银行利息的企业，否则，就没有必要债转股了。 比较滑稽的是，作为一家债转股企业，太行水泥在招股说明书中声称：“本公司是河北省建材行业的骨干企业之一，在银行历来保持有良好信誉，被中国工商银行评定为AA级信用企业”。我们无法考证太行水泥的真实情况，但我们要提醒投资者对此类债转股公司保持必要的怀疑。
据华融网站介绍，除了太行水泥正式进入IPO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还有“2家公司已经进入证监会发行审核通道，有4个项目正在进行上市辅导”。如果考虑到其他三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上市项目，中国证券市场极有可能形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债转股”板块。作为这个板块的第一家上市公司，我们希望华融承销的太行水泥，不要让投资者过分失望。
太行股份如期变脸
用“哭笑不得”来表达我们对太行股份（600553）最新公告的感受，恐怕最为适合。因为太行股份几乎用最快的速度和最粗鲁的态度，应证了我们不祥的预言。
应该说，我们前面的质疑是极其克制的。之所以克制，是因为我们对中国上市公司寄予了某种绝望之后的善意期待。我们期待在经历了严酷的熊市之后，中国上市公司能够知耻而勇，就此“悔过自新”。
在太行水泥上市之后发布的第一个重要公告中（此时离太行水泥上市的2002年8月22日刚刚一个月），太行水泥就狠狠地打了投资者一个响亮的嘴巴。
这则公告称，“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年9月23日召开三届九次董事会及三届四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一、通过了中止控股设立河北省冀中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涉及募集资金20000万元……”
太行水泥在2002年8月，曾经以每股5.73元发行5000万公众股，共募集资金27558万元。20000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量的70％强，这意味着太行水泥上市时告知投资者的所谓“项目”，可能根本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幌子。滑稽的是，这个所谓项目，一直被许多人当作太行水泥的卖点。上市不到一个月，这个卖点就被管理层毫不迟疑地出卖了。对于这个赤裸裸的失信行为，太行水泥公司是这样解释的，由于“募集资金迟迟不能到位，原合作三方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石家庄市建设投资公司、石家庄水泥厂未与其沟通已联合其他投资人启动该项目，目前公司已不便再介入该项目”。好不容易争取到上市资格，募集到急需的资金，一不留神就被人卖了，太行水泥的管理层也未免太容易上当受骗了吧。即便退一步讲，太行水泥真的是上当受骗了，那么投资者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太行股份管理层的能力。白纸黑字写好的协议，被合作伙伴轻而易举地废了，太行水泥地管理层似乎一点都不生气，一点都不在乎。他们似乎早就成竹在胸。不过，准备“长期分享太行水泥的利润“的投资者，恐怕多少要心里打鼓了。当然，对于见惯不怪的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来说，太行水泥这种变脸实在见得太多。我猜想，投资者对太行水泥的这种作为恐怕更多地会表现出麻木。唯一让他们感到些许兴奋的可能是，太行股份竟然如此准确地与他们无奈的预期相吻合。对我们来说，上市公司变不变脸已经丝毫不具备智力上的挑战性，我们要准确预测的只剩下，上市公司究竟以何种速度变脸。像太行水泥这种变脸速度，无疑又创造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项新记录：光速变脸。如此下去，要不了多久，中国股民恐怕只能在上市公司变脸的速度上去寻找所谓炒作概念了：“快变脸概念股”和“慢变脸概念股”。
不过，“光速变脸”还不是太行水泥给我们的唯一“教诲”。在寻找新项目的速度上面，太行水泥似乎也无人出其右。在同一个公告中，太行水泥的管理层迅速为投资者找到了几个“优质”项目，一是“出资7800万元投资控股组建保定太行和益水泥有限公司”；二是“出资5700万元收购北京建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北京太行建宜水泥有限公司57％的股权”。7800万加上5700万，凑起来大概14000万左右，虽然离原来的投资意向总额有点距离，但总算是对投资者有个交代。不过，如果以为太行股份的管理层是心怀愧疚才提出这种弥补方案，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在回答《证券日报》记者提问时，太行股份董事会秘书臧志宪告诉我们“新投资项目回报率会相当不错……，新项目的国内外市场前景更加广阔。”照这个意思，投资者不仅不应该责怪太行股份的管理层，反而应该对他们如此“高效率”的负责精神而感激涕零。变脸无罪，变脸有理。这就是太行股份给我们的第二个“教诲”。如果这个道理成立，广大投资者的确应该好好接受中国上市公司的“再教育”。说的虽然是反话，但从太行股份管理层就其变更募集投资的简短访谈中，我们确实感觉到了某种盛气凌人的教训意味。教训得有没有道理，我们不敢说，但在一两月之内就找到的“优质项目”，能够“优质”到哪里去，投资者心里多少会有点谱。当然，这些所谓新的“优质项目”可能并不是在这一两个月才确定的，太行股份的管理层早就心中有数了，只不过太行股份的管理层要像对待浪漫的恋人一样，给投资者一个惊喜。如果真是这样，投资者在跟太行股份以后的恋爱中就要时刻当心了，因为它随时可能给你一个让你再也醒不过来惊喜。加入这种“恋爱”实在是一种风险莫测投资事业。
在经历了一年多损失惨重的熊市之后，许多投资者（包括我们自己）仍然对中国上市公司心存最后的侥幸，在这个意义上，太行股份的“如期变脸”所带来的教育，对所有的投资者都无异于醍醐灌顶，恰逢其时。
谁套牢了蓝田？
20年来，民营企业一直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成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随着国企无可挽救的衰落，民营企业的快速健康成长已经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决定性力量。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形容也不过分。唯如此，我们才应该将更大的关注投入到这个可能决定我们未来的新生力量上。
比之国企，民营企业之“新”，新在其产权制度，新在其市场精神。这种“新”，与其说是中国民营企业本身具有的，不如说是出于我们对旧体制的厌恶而主动投射到民营企业上的。时光流逝，经过20年漫长且缺陷多多的渐进改革，我们的民营企业还是原有的民营企业吗？或者换句话问，民营企业还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动力十足，天然具有市场精神的民营企业吗？蓝田的崩溃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重要的启示。
蓝田的产权明晰吗？
既然产权明晰被自由主义者标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大优势，那么民营企业产权是否真的明晰就成为推导其未来发展前景的第一个问题。现实的情形是，在中国，民营企业的产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明晰，起码是值得重新打量的。围绕在蓝田股权上种种迷团为我们的审视提供了一个切口。
据公开资料披露，蓝田在1996年首次发行上市时，其第一大股东为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占有36.36%的股权。而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的前身则是由隶属于沈阳市财贸干部学校的三家企业的资产和并而来，其性质为集体所有。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90年代初期的所谓隶属应该更准确的表述为“挂靠”。说白了，就是企业向主管单位交一点管理费。换句话说，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是挂着集体招牌的民营企业。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瞿兆玉先生一位亲戚不经意披露的一个秘密中得知。她说，“蓝田”即瞿兆玉先生的小名。但不管是私营还是集体，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绝对与国有无缘。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从1999年中报开始，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突然变成了农业部全资拥有的中国蓝田总公司（性质为国有）的控股公司。一个个好端端的民营企业怎么一夜之间突然变成国有企业了呢？在一个普遍患有财富焦虑症的时代，我们只听说过化公为私的事情，还从未听说过主动将自己的资产充公的奇闻。我们只能推测，瞿兆玉先生遇到了什么过不了的难关，不得已才将自己的资产拱手奉献给了农业部。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中国蓝田总公司——这个民营企业的国有母公司竟然早在1989年就成立了。而在公开披露的资料中，我们怎么也找不出1992年成立的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与农业部有任何瓜葛的蛛丝马迹。难怪有人语带玄机的讽刺：瞿兆玉是不是农业部的官员？联想到90年代初一位著名案件的主角也曾经半路成为国家安全部的处级官员，所有的人都可能会心一笑。我们要问的是，蓝田究竟是谁的？
由蓝田而其他，我们看到了中国民营企业产权上的一个特殊现象：模糊性。如果我们将这个现象放在更为深远的渐进改革的制度背景中，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大量的民营企业的产权与其说是明晰的，不如说是模糊的；与其说是私人拥有的，倒不如说是“官商共有”的，或者更准确说是“权私共有”的。何时归私人，何时归“权力”，则完全因应形势需要。在蓝田的个案中，我们发现蓝田与农业部最早的关联是在1995年12月蓝田上市之前，正是在这个时候，蓝田股份公司中很少的一部分国家股1828万股由沈阳市国资局划拨给农业部持有。很清楚，没有这1828万股所有权的转移，蓝田是拿不到上市指标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蓝田股份的最初本来很明晰的产权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为了获得只有“权力”才可以获得的特许权力，蓝田不惜模糊其产权，开始与权力结盟。因为只有与权力结盟，蓝田才可能获得权力控制着的巨大资源。在蓝田的盘算中，产权的牺牲是值得的。从蓝田一路走来的股权变更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民营企业一个普遍的困境：不与无所不在和难以抗拒的行政权力结盟，民营企业的发展只能是举步维艰。令人惊异的是，这不仅是我们亲眼目睹的这一代民营企业的独特处境，而且是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现象。对此，我们不由得感慨，从草根起家到无奈的“权私共有”，大概是中国民营企业必然的历史宿命。
我们很担心，在这种产权安排下，我们天天为之高唱赞歌的民营企业还是真正的民营企业吗？那种由于产权明晰而带给民营企业的强大的自我激励会不会变成别的东西？虽然我们很难现在就得出某种肯定性的结论，但我们至少可以指出，民营企业的经济人本性将极大的被“权力”的“政治人”本性所取代，它们将更多地对行政体系而不是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这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将是一个不详的路向。果如此，我们将对中国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带给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力，表示深刻的怀疑。乡镇企业的快速衰落就是对我们这种怀疑的有力支持。前车不远，值得借鉴。
蓝田具有真正的市场精神吗？
如果说具备明晰的产权是民营企业造福全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市场压力并由此而在骨子里被植入了市场精神的民营企业，才是民营企业成为社会健康力量的充分条件。在这个环节上，蓝田又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与中国证券市场上不断涌现的造假明星一样，蓝田造假的手法一点都不高明。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此拙劣的造假却在掩盖多年之后才被发现呢。按照最后给了蓝田封喉一剑的中央财经大学刘姝威女士的说法是：“我没去过蓝田，就能看出这么多明白摆着的毛病。最基础、最简单的分析方法就能看穿的骗局，怎么早没人吱声呢？”。刘女士的问题虽然是一个很常识的问题，但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在最终揭开了蓝田神话之后，刘女士自己所遭遇的凶险处境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蓝田，已经不仅仅是一家民营企业，而是一种权力，一个权力集团浮在水面上的经济承载物。面对这种力量强大的庞然大物，即使有人想吱声，也未必敢吱声。刘女士一介书生，未必懂得这其中的厉害，难怪她要在记者面前痛哭失声。支持这个结论的另一个事实是：如果蓝田仅仅是一家普通的上市公司，是不可能在短短几天之中，就获得对自己极为不利的属于机密的内参文章的。显然，蓝田并非一家普通的上市公司。我们并不关心蓝田背后究竟是谁，我们只想提醒，站在蓝田背后已经是合法化的体制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与权力的合法性连接在一起，而且正在凭借权力赋予的超市场力量在疯狂攫取超市场的利益。一个蓝田这样做不要紧，怕就怕有千万个蓝田。如果真是这样，那只能是市场精神的彻底毁灭。
企业并不是天生就喜欢市场竞争的，也并不是自动地就能够有利于全社会的福利的。正相反，任何企业和个人本性上都厌恶竞争，遑论平等之竞争。企业被驱赶进入市场完全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正是在这种“迫不得已”的外部规制和约束下，企业和个人的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才会被激活，这种竞争才会增进全社会的福利。这个道理对所有的企业都应该适用。如果一个企业能够获得比通过市场竞争成本更低的方式来积累财富，它还能够喜欢市场吗？它还愿意通过平等的市场竞争来造福于我们的社会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蓝田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恰恰是：新兴民营企业在“权私共有”的产权安排下，对市场精神发自内心的蔑视。它们已经堕落为彻头彻尾的权贵资本。由于大量的资源仍然垄断在行政权力手中，权贵企业对市场规则的这种蔑视是非常必然的。在蓝田的案例中，蓝田向各家银行贷款达到20多亿，其中包括农业银行9亿，工商银行10亿。我们很难想象银行对蓝田存在的明显财务缺陷没有丝毫察觉。与这种不同寻常的“疏忽”相印证的是，这几年，证监会三下蓝田，竟然全部无功而返。究竟是什么东西让蓝田获得了其它企业想都不敢想的超市场待遇呢？答案不言而自明：权力。取之于权力，回报于权力。但蓝田却给纳税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包袱：不仅套牢银行20多亿元贷款，而且在二级市场上同步蒸发投资者流通市值25亿元。这样的民营企业难道不是在毁灭财富吗？在一个完全缺乏规制的市场，泛滥成灾的权力对任何企业都是一种腐蚀剂。不独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同样容易感染权力的毒瘾。由于受到文化和制度挤压更甚，民营企业甚至比国有企业有更强烈地投靠权力的动机。这种艰难的处境，我们可以在瞿兆玉在家乡人面前大搞慈善事业的举动中看得清清楚楚。这种一箭双雕（既争取社会同情又炫耀经济实力）的慈善事业好像已经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惯用手腕。只不过，与国外资本家的慈善有所不同，中国的许多民营企业拿的是银行的钱。但可以预见的是，民营企业投靠权力成功之日，即是民营企业的市场精神荡然无存之时。蓝田是一个典型的投靠成功的范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毁灭全社会资源为代价而快速进行私人财富积累的过程，你难道相信这能够同时增加全社会的福利吗？至少我不相信。
值得所有的观察家玩味的是蓝田掌门人瞿兆玉先生的一句话。他说：“1999年蓝田股份承认股票发行上市中的四项违规事实，这是我最后悔的事情，人们动辄就以此说事。”据他说，此后沈阳市政府专门给证券监管部门发过公函，说明此事非蓝田所为。
既然并非蓝田所为，蓝田为什么又要充当吃黄连的哑吧，不将他的苦衷和盘托出呢？既然敢追杀刘珠威，蓝田又为什么不敢挑明事实真相？其实仔细想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瞿先生的苦衷。根深叶茂的权力之网罩住了瞿兆玉，也罩住了蓝田。凭人力之三头六臂，恐怕很难挣脱。可见蓝田与现有权力体系融合之紧密。
我们的论述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结论，在一个存在大量超市场机会的社会中，市场的唯一功能只能是迷惑良善之辈的道具。它不仅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而且会毁灭所有人的市场精神。在资源和市场日益加深的双重约束下，中国民营企业如果不想在这个伪市场中被迫消亡，就必须加速逃离这个市场而萎缩于权力的庇护之下，从而彻底沦为权力资本的附庸。我们尤其想指出的是，一场民营企业大规模消亡和投靠的戏剧，已然在市场的幕后上演。
对于民营企业，蓝田提供给我们的警示是：以权力为唯一推动力量的中国渐进改革所形成的制度环境，正在大规模吞噬曾经生机勃勃的中国民营企业，这不仅是指民营企业的精神，也包括民营企业的财富本身。如果我们不能从制度上消除这种外部环境，民营企业全面蜕变将只是时间问题。果如此，我们就会不幸地重温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现象：弥漫的私人经济却伴随着普遍的腐败和长期的停滞。形式或许会稍有不同，但悲剧的性质却毫无二致。到那时，历史就会给我们这些一直热切地期许着私有经济的人们一个巨大的嘲讽。但愿我们不要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蓝田固然套牢了社会，但又是谁套牢了蓝田呢？这是我们不得不问的一个问题。
民企变质
福布斯的尴尬与民企的冬天
1999年，一个英国小伙子开始以福布斯的名义为中国富豪正式计算身价。从此以后，这个每年一次的排行榜就成了中国公众与新闻媒体翘首以盼的新闻事件。那些一直以来只有机会分享外国资本家成功故事的中国人，现在终于可以观赏发生在自己这块土地上的财富传奇了，其引起的兴奋和好奇可想而知。
在中国，进入主流媒体的报道范围，实际上意味着“富豪”这个题目已经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而了解中国改革历史的人都知道，官方对民营企业的态度已经发生质变。这似乎也颇为符合胡润——这个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策划者的本意：透过中国富豪的财富神话来展示中国20年的变化。然而，令福布斯和胡润感到尴尬的是，在短短的三年之后，他们苦心孤诣排定的中国富豪榜就迅速沦落为人们的笑柄，而这个富豪榜的发布日，简直就成了具有娱乐性质的愚人节。这倒不是因为这个富豪榜的专业水平太低，而是因为这个富豪榜正在以令人吃惊的频率演变成中国民企的丑闻榜、问题榜。
自从2002年年中刘晓庆因税案入狱之后，从富豪榜上消失的富翁数量成加速度增长。而更让人感到难堪的是，2001年分列中国富豪榜二、三位的杨斌和仰融竟然也在“摘牌”之列。当然，这并不仅仅是福布斯的尴尬，更是中国民企和中国改革的尴尬。
与国内的这种趋势相对应，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民企也成为投资者避之惟恐不及的烫手山芋。继格林科尔、欧亚农业之后，超大农业最近也受到审计师的广泛质疑。这等于宣布，象征中国民企高速成长奇迹的民企“四大天王”，在短短时间中已经折损了三家。讽刺的是，就在前不久，香港还试图将大力引进内地民企作为维持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砝码，并掀起了一股民企上市热。但好景不长，对于内地民企，目前香港基金经理最大的感慨就是：让人睡不着觉。不过，最近的事态表明，民企不光是让基金经理睡不着觉了，那些推荐民企在港上市的保荐人也要睡不着觉了。许多愤怒的投资者和政治人物已经扬言要追究这些保荐人的经济责任。
近一年多来，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中共十六大的一个关键议题就是，将把在体制外徘徊多年的中国民企纳入体制内。而一些权威人士更透露，十六大之后将有民营企业家进入地方领导行列。这一切似乎暗示，在经过20多年艰难跋涉之后，中国民企将迎来他们的春天。然而，中国富豪快速凋零的事实却显示：民企在没有等到这个决定性的春天之前，即重又进入了冬天。实际上，许多富豪的快速消失一点都不令人奇怪。因为在我们看来，作为企业家，他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们仅仅是富豪，而不是企业家。
所谓民企，不过是私有企业的别称，而比较宽泛的意义则是指国有企业之外的所有其他企业。在这个为了规避意识形态而发明的奇怪称呼之后，隐藏着中国民企早年的特殊坎坷。在中国民企最新一次发轫之初，民企不仅要在经济的夹缝中寻找企业的生存之道，还要在意识形态的夹缝中苦苦寻求合法性。与现在的风光景象相比，中国民企当年??手胝足的艰辛和如履薄冰的心态，大概早已经被人们忘却。不过，中国改革20多年的历史证明，民企的确有着相当顽强的生命力。他们不仅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而且成为中国经济中再也不能忽视的一股新兴力量。这与国有企业令人绝望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是在西方观察家还是在中国自由主义改革派眼中，民营企业都无可辩驳地成为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信念，完美的像另外一种无懈可击的意识形态。但很显然，这种信念正在受到上述一系列民企丑闻的严重伤害。这种伤害在杨斌事件中达到了高峰。
杨斌，这位有着中国暴发户典型行为特征的中国传奇人物，以一次眼花缭乱但却惊世骇俗的角色转变（由一个富豪一夜之间转变为异国的特首，然后再在短时间中沦为阶下囚），将中国民企最近一段越来越精彩的戏剧演绎到了极致。很难说以后还有没有超越杨斌的后来者，但在中国民企20多年的历史中，杨斌似乎已经“前无古人”。对于那些一直对民企怀有偏见的人来说，杨斌事件不过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的偏见，而对那些沉溺于民企迷信并将民企当作医治中国经济灵丹妙药的自由主义者而言，杨斌事件则不啻于当头一棒。看得出，杨斌事件带给中国自由主义的冲击是相当巨大的。仅就我们初步的检索，杨斌事件爆发后，就有三家颇具影响的自由主义媒体发表了社论。它们分别是香港老牌财经报纸《信报》，中国内地的《财经》杂志及《经济观察报》。有趣的是，这三篇社论不仅立意相同，而且题目也非常相似。《信报》社论的题目是“瑕不掩瑜，民企潜质远胜国企”，《财经》杂志胡舒立的文章是“实事求是地对待民营企业”，而《经济观察报》社评文章的题目则更是直截了当：“欧亚农业只代表它自己”。显而易见，杨斌带给中国新兴民企的创伤是相当沉重的。所以，这三家自由主义媒体在震惊、失望、沮丧之余，一口咬定：杨斌及其欧亚农业仅仅是个案，人们不能由此而推导出中国民营企业的整体情况。的确，就杨斌充满创造力的政治技巧而言，杨斌的确是独特的，个别的。但掩盖在这种技巧之后的，却是中国民营企业一种非常普遍的生存状态。换句话说，杨斌及其欧亚农业并非是个别的，独特的，它所代表的样本群体，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占据相当的比例，决不可以在统计意义上加以忽略。这个事实，或许是许多人不愿意看到的，但欧亚农业及其他一系列事件提醒我们，这是所有对中国民营企业抱有某种期望的人们，所必须直面的事实。
自由主义者之所以看好民企，乃是出于这样一个常识：民企是产权明晰的，而这种产权特征将对民企产生远胜于国企的强大的自我激励，从而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的效率表现。然而，中国民企真的是产权明晰的吗？它强大的自我激励在任何制度条件下都能够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吗？(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