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9日讯】童增简历：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并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国际法硕士学位。曾任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副研究员。现任北京中祥公司董事长。1991年起率先发起民间对日索赔活动，1996年发起大陆民间保钓行动，2003年12月28日担任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筹）会长。
童增先生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首倡者，是大陆民间“保钓”第一人、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笔者与之神交虽久，却一直无缘谋面，常引以为憾。
近一段时期，日本与中国在多方面多层次产生了众多矛盾。先在俄罗斯石油输油管线安排上，日本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以大量的经济利益为诱饵，促使俄罗斯最终将输油管主要走向从中国转向日方；在东海油气田归属与开采争议方面，日本一改前期协商的友好姿态，突然高调向中方提出抗议，并首度允许日本民间机构进入争议地区开发资源；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政府耍弄从民间租赁该岛的伎俩，妄图使其非法占领永久化、合法化；以内阁总理小泉纯一郎为首的日本政府高官及大批议员，多次在敏感日期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日本避开中国，积极游说各主要国家和重要的国家组织，试图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迈入政治大国的门槛；日本政府批准右翼分子编撰的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在日方一系列反华行动的刺激下，中国民间反日情绪高涨。四月，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城市连续举行了多次大规模反日游行。
四月下旬，当局一改表示理解民意的故态，突然变脸，《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凶声厉色指责反日游行受人操纵、别有用心，上海警方随后抓捕四十多名反日积极分子。当此敏感时刻，以童增先生在反日事业中的声望和组织能量，笔者十分担心他的安危，当面就教之心更炽。在朋友的帮助下，四月二十七号下午，终于得偿所愿。
传奇“儒商”会面前，我想像肩抗民族主义大旗、聚民间之力挑战日本政府的童增一定人高马大、虎背熊腰、声若洪钟。甫一见面，不禁为他的中等身材所惊。童先生气质沉静，举止文雅，如果不是他浓密得发青的络腮胡子显明主人有着非同寻常的超人意志，人们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他英俊的面容与一场庞大的社会反抗活动相联系的。
但我深知外表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一旦开口，不是在语气上就会在内容上曝露本来面目。我于是请教童先生如何为自己定位？就我的经验，不要说业已取得巨大成就的人，即使一些距离成功尚十分遥远的人，在谈到自己的时候都不免有很大的局限性，无法正确地认识自己，而其表达之夸张、激烈与专断，更令人无法接受。我原认为，以童先生目前的成就，他至少会将自己定位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首倡者”或者“大陆民间‘保钓’第一人”，没想到他十分谦虚、低调，表述风格如和风细雨。他坦言，自己最早是一名学者，后因从事对日索赔和“保钓”工作，遭单位辞退，被迫下海。开始，给朋友帮忙，一年内从普通职员做到了总经理；第二年，在朋友们的支持下，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几年下来小有所成。如果一定要自我定位，惟“儒商”恰如其分。他笑言，自己之成为“儒商”，完全拜“辞退”所赐，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戏剧性。
走上“歧途”
童增祖籍湖北黄陂，抗战初期举家被迫迁往重庆。路途上，其曾祖多年收藏的珍贵文物字画及一切家财被日本人掳夺殆尽。殷实的家境从此衰落了。但与其同龄人一样，童增对那场战争的了解也只来自于书本和电影。
由于国民党与共产党政府先后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除去屈辱和疼痛，就只有满腔对日寇的愤懑，中国人从来就不知道作为受害者还有要求赔偿的权利。80年代初，日本修改教科书，恣意歪曲历史事实，试图掩盖其侵略的真相，这一举动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童增首次意识到，只有要求日本对中国人民给予战争赔偿，才能让日本彻底认罪。但当时他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思路。
1990年，童增从报上获知，一些放弃德国给予战争赔偿的国家开始要求当时的东、西德对战争受害者给予赔偿。而且自二战之后，西德已经陆续给一些战争受害国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给予了赔偿。通过研究，童增认为，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应该区别开来，我国政府虽然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但对于受害赔偿从来也没宣布放弃。自此，童增开始奔走于各报刊社之间，遗憾的是没有人敢于发表他的研究成果。于是出现了下面的一幕。
1991年3月28日上午，一个衣着朴素的青年人走进了全国人大办公厅信访局，将一份装订工整的《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意见书递交给了502号接待员。这是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召开的第四天。这个青年人就是童增；4天后，北京京西宾馆——人大代表驻地，晚饭后的人大代表们三三两两地走出大门，漫步在人行道上。迎面走来的两个散发资料的年轻人打断了他们的交谈。年轻人散发的正是那份《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意见书。其中一人就是童增。
意见书在人大代表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省的代表团很快进行了讨论，并正式向大会提出“建议案”，但由于提案截止日期已到，未被列入这次会议的正式提案。一年后的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正式提交大会，并最终被列入此次大会的正式提案。
心理路程
1992年3月1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讲话时说：“中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1992年4月，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前，在回答日本共同社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但是，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一石击起千层浪，童增成功了，大量访问与荣誉纷至遝来。1993年，童增入选美国《世界名人录》。其总裁在致童增的信中表示：他把战争赔偿理论发展为政府间的战争赔偿和民间的受害赔偿理论，并极大地推动了民间索赔运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预防战争犯罪做出了贡献。
正当对日索赔和“保钓”活动步入良性发展之际，风云突变，童增供职的单位以其长期从事对日索赔和“保钓”为由，将其辞退；更令他痛惜的是家庭的破裂。一时间仿佛天下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到他瘦弱的身上。但瘦削不等于懦弱，瘦削自有瘦削的强筋和钢骨。童增放下学者与成功人士的全部身段，以超过四十岁的“高龄”，投入从未涉足的商海，不耻下问，从最基层做起，短短一年就重新站立了起来。
回首往事，他说自己不后悔，一切付出都值得，如果从头再来，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尽管已经过去了多年，但当他说到家庭变故时，痛惜伤感之情依然不可抑制地溢于言表。这正是那个英雄不重情呀！
讨回公道
很多国人从地缘政治出发，视日本为中国永远的心腹大患，认为应该从多方面、最大可能地打击与压制日本的发展。童增认为，日本有其不可剥夺的国际法赋予的存在与发展权利，在全球化的今天中日间的相互依存度远高于竞争度，对日索赔和“保钓”只是要讨回早就应该讨回的公道，并无打击与压制日本发展的目的，充分显示出童增善良、宽容、直率的本性。
对这次反日风潮的评析
对今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反日风潮，童增毫不掩饰他坚决支持的态度。他不同意官方 “有组织”的指责，坚持认为是民间自发的行动。他说，六十年来民间对日本的愤怒与仇恨从来没有得到有效地抒解，政府一直强调“中日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掩盖了民间对日的真实情感。一旦遭日方反复挑衅、刺激，愤怒与仇恨就迅速膨胀，冲破了“友好”的外表。他认为，在当今中国，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能力协调全国范围、如此大规模的游行，游行完全是民间自发的行动。如果非说有组织者，惟一合乎条件的只有政府。
对未来“索赔”和“保钓”事业的思考
十多年来，赴日索赔案件已有一定规模，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一起胜诉；“保钓”活动仅限于积极人士，更多的是新闻效应。面对这一系列困境，童增进行了深入地探索，提出了新的对策。他认为，根据有关的国际法规范，战争犯罪受害国法院可以行使普遍管辖权，涉及到有关的民间受害赔偿问题可以一并提起。根据我国民法的属地原则，完全可以在中国起诉日本政府和企业的战争罪行；为使“保钓”活动常态化和参与普遍化，童增提出开辟钓鱼岛旅游专案的新思路。可以相信，随着一系列新措施的实施，对日索赔和“保钓”事业一定会进入一个更加兴盛的阶段。
寄厚望于政府和青年
童增认为，只要建立起法律化保障，有正常的民意沟通，社会活动不论多么活跃，都不会对政府权力有任何威胁，而只会强化政权；他说，青年人不能做民族虚无主义者，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也是如此。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族性越强世界性也越强。
笔者的感慨
采访中最令我惊讶的，是童增供职的单位公开以其坚持“从事对日索赔和‘保钓’活动”为由辞退他；更令我诧异的是，今年四月二十三号，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北京总部被公安查抄，多名工作人员被传唤。我不明白，为什么从事维护民族利益的工作，会受到本民族政权的强力打压？难道中国人只有站到日本的立场上言行，政府才给其以保护吗？
漫漫征途
作为一名埋身于书案间的学者，“民间受害赔偿”理论是他的第一项重大学术成果，他本可以继续沿着学术之路走下去。但他最终还是从书斋中抽身，参与到对日索赔和“保钓”运动的大潮中。因为他实在无法平静地面对一个个找到他的老人、一封封求助的信件；因为他再也不能容忍任何外国继续不受挑战地霸占我国宝贵的领土。他表示，今后自己将全力从事搭建平台的工作，以为更多的有志青年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
转眼间二个抗日战争周期过去了，童增的事业还远没有成功。但可以相信，无论还需要多少个八年抗战，童增与他的朋友一定会将他们的斗争进行到底，并争取最后的胜利。
2005年5月1日星期日于北京香山
(原载“动向五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