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4日讯】(自由亚洲电台严九鼎采访报导)年年六四，今又六四，不想回忆，未敢忘记，中国人在16年前淌下的血泊，至今未曾凝固，历史的伤口至今未曾愈合。本台制作的六四事件16周年纪念特辑，采访了几位大时代的过来人，见证者。
第一位是八九民运中的学生领袖张伯笠，六四后他被当局通缉，逃亡几年之后才来到美国，现在他是一位基督教的牧师──张伯笠讲述了自己参与民运的经历，他躲藏于东北乡间，后逃出国境到达苏联，却被KGB关押，后来遣返中国，却没有交给中国警方，他得以继续藏匿，最后逃到香港，辗转到达美国。
张伯笠认为，16年过去，六四成了中国人民心头长久的疼痛，中国共产党可以和反目成仇60年的国民党握手言和，为何不能就六四问题达成政治和解。他认为六四受难者都是爱国者，都是中国人民的儿女，为什么他们在16年后还在受难？张伯笠指出，任何政府都会犯错误，错了就得承认，中国政府起码可以做到抚恤受难者遗属，还给他们作为公民的基本尊严。如果中国政府自己都不尊重历史，如何要求别的国家（譬如日本）尊重历史？
第二位接受采访的是参与八九民运的知识界代表苏炜先生，他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六四后他被当局指为“黑手”，列入黑名单，因此流亡美国，现在他是美国耶鲁大学的语言教师。
苏炜回顾了16年前他和严家祺、戴晴等12学者上天安门广场劝导学生撤退的经过，他认为劝说失败的原因是政府与学生双方都没有作出让步，当然主要责任在政府一方。苏炜说他在大学里，许多美国学生都和他讨论过六四事件，他发现，反而是大陆出来的留学生对当年的大事件完全处于无知状态。这种割裂历史的恶果，将来影响一代中国青年人，真正不尊重、不正视历史的就是中国政府。
第三位接受采访的是1989年广东学运的领袖之一易丹轩。易丹轩当年是广东商学院的学生，六四后被逮捕，投入黄华看守所，关押两年，蹉跎16年之后，他才在美国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业。
易丹轩说六四事件改变了他整个人生轨迹，上个星期他作为一个大龄学生拿到硕士学位，百感交集。回顾当年，他还是一个热血青年，对民主自由其实理解不深，只是作为一种抽象的观念去追求，但今日，民主自由已不是空洞概念，他学会了尊重别人、理解宽容和种种社会行为规范，所以民主自由已是一种生活方式。
最后接受采访的是另一个所谓“黑手”，他是美国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林的普通话很流利，但他是地道美国人，1989年他在北京任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办事处主任，六四后他陪同方励之、李淑娴夫妇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因而被中国政府指为“外国势力”的“黑手”。
林培瑞说，对历史和事实的选择性记忆，牢记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淡化和遗忘不利于自己的部分，这不是某国人或者某国政府的问题，而是不分民族都会如此。比如，六四事件１６年后，一部分人一定要记着这个事情，一部分人一定要忘记这个，与当事人的利益有密切的关系。他说﹕“包括我，我是一定要记得这个事件，我们为什么这么关心２００多人，哪怕几千人的死亡呢，因为１６年来，有在数量上比这个更多的事，比如一年多以前，伊朗有一个地震，一个晚上死了多少人？几万，比六四死亡的多几倍。可是我们不记得这个事情了，为什么都不记得这个事情，一定要记得１６年前的六四呢？因为它有象征意义，它代表一种理想，不只是那两百两千人的理想，是代表一个民族，人类四份之一的理想，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林培瑞对本台讲，本来１６年前杀了几百个人是不对的，可是并不是那么庞大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大跃进死亡的更多。为什么大陆怕被揭露死了几百个人的事情，也是因为与利益有关。他说﹕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共产党，不愿意承认他在六四的事是错误的，因为这影响到他的威望，影响到他的权力，在一个不民主的制度里，威望就是权力，所以你承认你自己错，你就是说我的政权不对。我的政权不对，我没有资格上台，这是极权制度的弱点。
林培瑞说，正因为中国人占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民的事情也是世界的事情。中国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她可以有辉煌的未来，可是中国政府用的是19世纪的方法来处理六四，用一种落后的制度来束缚自己的国家，林培瑞设问：这对中国人民难道是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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