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5日讯】如果没有以丁子霖为代表的由伤残者和失去亲人的父母、妻儿所组成的“6．4”难属群体，天安门事件就没有那么血色苍凉、悲欢离合的沉重感，也没有在挑战权势和显现人性的险恶环境里、始终坚持见证历史和寻求正义的现实震撼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坚韧的母性，“6．4”的记忆才不至于被中断、反而增添了新的份量，其精神才被延续不止地流传至今。
作为天安门事件的旁观目击者之一，我看见了血腥，也看破了体制，看见了人性的丑恶，也感受到母性的伟岸。
1995年初春，我因为多次向各地大中专院校投寄匿名的“6．4”真相传单，终于在春天刚刚来临的时刻就被宣布监视居住。一时间，各种各样的人身攻击和将要严惩法办的风言风语，一股脑地侵袭到我的生活中。我做好了承受和面对一切的心理准备。
4月的一个夜里，我那备受人生磨难的知识型父亲，悄然来到了我的房间。他的忧愁惶恐和责怪埋怨，以及黯然泪下的神情，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压力。是啊，他给了我尽可能多的物质支持，成为我改变未来的精神寄托，但此刻根据他的往昔经验，所有这些可能就要全部丧失。这时，我也开始后怕、开始绝望、开始不吃不语地面对司法的恐吓、社会的白眼、以及家庭的忧郁。
这时候母亲听说了全部的事实，在一个夜晚陪着父亲再次来到我的住处，问生活、问饥饿，劝导我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问心情、问案情，开导我不要和政府较劲对抗。没想到的是：母亲听后居然以坚定的语气告诉我：“不怕他们：我们一没有偷，二没有抢，就算是说错了几句话，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我吃惊而且充满谢意地望着母亲──这是我在绝望时所听到的最有份量、最能安慰并且鼓舞我的一句话。父亲则痛苦地摇摇头，仰天长长地叹口气，说了一句遇到什么都要挺住的话。
翌日，父亲很早就来我住处，憔悴中带有些许的轻松样子对我说道：“我和你母亲商量了一个晚上，我也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顶多就是开除教学单位！没什么。没有生活费了？我们给你。”就是这两句话，使我从独孤的绝望中挣扎出来，也是这种藐视权贵的自信，给了我走出困境的胆量和终身享用的智慧。
2004年的初春，海外和国内发起为“6．4”正名的签名呼吁活动。我询问母亲是否也愿意加入到签名的行列。病卧床上的母亲稍加思索后非常爽快地回答道：“我这把老骨头只要还有用、签名能作数，那就算是我为国家再做个贡献吧！”我又说，这个呼吁很理性，风险也不大，响应的人一定会不少，肯定会给新政府产生一定的压力和改变被动局面的决心。我还给母亲承诺说，如果能够实现这个诉愿，我一定带着她回到自己的故土，了却多年的愿望，让她感受新政的开明和务实的作风。母亲有些心动，就又说道：“告诉你的两个哥哥，就说很好的一件事，问问他们是否也同意。”就这样，在母亲的带动下，全家委托我在2004年的正名签名活动中，庄重地代表他们签署我们对“6．4”正名的美好愿望，和对新政所寄托的真诚祝福。
谁知道，6月4号那天，久病的母亲突然发作，在没有意识的昏迷中于8号中午走到了生命的终点。那一天那个时刻，刚好是西方信仰的太阳女神回荡人间的时刻。我深信我的母亲被她召去，成为我无所不能的灵性图腾，继续扶持和监护着我从事捍卫良心的正义事业。
我和许许多多天安门一代，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母亲，她们不但关爱着我们，还鼓舞着我们的良心，认同我们的正义行动，与我们一起承受因为善行所引发的来自专政者的“惩罚”。我们的母亲因而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全世界善良人类的同情、支持和敬重，成为了永恒的“天安门母亲”。（20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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