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9日讯】世界还未从获得“流氓将军”称号的朱成虎发出的核威胁中醒过神来，中国政府又于7月21日宣布实施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由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在今年1月与4月连续推出旨在限制风险资本快进快出的“11号文件”与“29号文件”，堵住风险资本退出的管道，迫使风险资本裹足不前，所以这次国际炒家们倒是没从中国人民币升值中得到多少好处。
汇率制度虽然改变，美欧诸国却笑不出来
但从中国政府这次升值的幅度来看，无论如何都有点让美欧诸国上当的感觉：首先是这种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实际上非常不透明――所谓“肮脏浮动”的“肮脏”就在于这种不透明；其次则在于所谓千分之三的上下浮动区间。――这“千分之三”的浮动汇率并非始自这次所谓“人民币升值”，在此之前，人民币汇率就在1美元兑人民币8.2770元左右窄幅波动，波幅被限制在0.3%。如果要回溯中国的汇率制度则更妙，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的说法，中国早在1994年就已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只是后来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被迫收窄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
唯一的变化是以前是盯住美元，而现在则提出“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在中国外汇储备币种过于单一的情况下，盯住“一篮子货币”多少让一些预测家们失望，因为当时有许多人设想的方案是一次升值到位，继续盯住美元。
如此“人民币汇率改革”，无怪乎中国的纺织业有如放下一块大石头般轻松。有专家估算，人民币每升值1％，纺织行业出口产品利润都会受到较大影响，其中棉纺织行业约下降12％，毛纺织行业下降8％，服装行业下降约13％。假如人民币升值5％，大部分没有技术含量和品牌，靠低价位策略生存的中小企业势必被挤出市场。
而如今只升了2％，今后的涨跌幅度也完全由政府掌控，中国这些基于成本优势、十分脆弱的出口行业如纺织业与家电业，至少暂时可以松一口气，节省一些花费在银行远期外汇买卖项目上的支出。
在外交手段上日渐娴熟且无须讲君子之风的中国，这次真是让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诸多国家尝到了厉害。各国也实在无话可说：中国已经改革汇率体制，做出愿意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的姿态；至于具体升值方案，中国毕竟是个主权国家，哪能事事听人吆喝？
与预期相差太远的“汇率体制改革”
对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各国出乎意外的是汇率浮动幅度与预期相差实在太远。一些媒体报导谈到的所谓“各国反应”，不少只是礼节性的表示而已。倒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给各国提供了一些乐观的理由，他们说，人民币汇率主要是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汇率体制，二是汇率平价。有关人民币升值的焦点虽然集中在汇率平价上，但根子却源于汇率体制。上世纪80－90年代，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先后完成了由固定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制度的转变。这一次中国改变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算是对汇率体制做出改变。而中国既然已经将其他一些货币如欧元、日元等与美元同列为“一篮子货币”，至少表明这些国家货币地位在中国的提高。
对此次汇率体制改革最不痛快的是美国。希望人民币升值的国家比较多，但愿意出面施压的却不是很多，恶人留给美国做是各国的共同想法。尽管人民币升值的要求最早是由日本政府提出来的，但美国在这方面努力最多，欧盟对此的态度是想“搭便车”，在与中国纺织品贸易的利益冲突中也拿此说事，以换取中国某方面的让步，但大文章却等着美国做。连美国的盟友英国都向中国承诺不会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中国也将此看作英国友好的表示，在国内大加宣传。
不痛快的还有日本。早在今年2月八国首脑会议前夕，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正式提出议案，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
从美国方面来说，一直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戈登斯坦（Goldstein）和拉迪（Lardy）认为人民币低估了15%到25%，而美国纺织业界则认为低估30％～40％。估算数值虽然不同，但国会议员们的共同希望是人民币升值至少10％。就在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升值的前一天，美国总统布希还在敦促中国对人民币币值重估。布希在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举行的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上向记者透露，美国一直致力于使中国确信中国改变汇率制度是有道理的。他指出，中国采用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降低了中国的出口产品价格，使得美国公司更难与其竞争。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多方交涉以后，而“汇率改革”却只宣布人民币升值2％，这多少让美国方面有受捉弄之感。
美国财长落力赞扬，国会议员呛声不满
此次美国政府人士当中最感尴尬的是财政部长斯诺。就在前不久，美国财长斯诺一再向国会保证，中国政府已经决定人民币升值，以此要求国会不要通过制裁中国的措施。对于这次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斯诺无论从哪方面说，只能捏着鼻子表示赞扬，说“中国新货币汇率机制的全面实施将对世界金融稳定做出重大贡献”之类的赞辞，但他却没法面对国会的诘难。因为美国国会议员们期望的升值是10％以上，也不止一次表示，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小于10％，美国将对中国贸易采取制裁行动。就在中国政府7月21日宣布调整人民币汇率以后，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中国政府决定调整人民币汇率是一个积极步骤，但远未达到满足他们的要求，因此现在就放弃有关的立法行动还为时过早。
众议院民主党第三号人物、南卡罗莱纳州众议员斯普拉特是众议院一项有关人民币汇率议案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这项议案要求中国允许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否则美国将对中国所有进口商品征收27.5%的关税。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中职位最高的这位民主党众议员对中国这次汇率制度改革表示如下意见：“把汇率调整2％不足以对美中之间1,620亿美元的年度贸易赤字产生影响。”
俄亥俄州民主党人蒂姆•莱恩是众议院《中国货币法案》的发起人，他把中国政府对汇率初步调整2％的行动形容为“用玩具水枪扑灭森林大火”。他说：“中国采取这一行动的政治因素多过经济因素。如此微小的调整对美国的制造业没有任何帮助，也无法把巨额美中贸易赤字降低到一个平衡的水平。”
莱恩议员提出的《中国货币法案》已经得到100多名议员的连署。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茜•佩罗西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暗示，国会暂时不会放弃有关的立法行动。
众议院多数党成员也对中国的最新举动做出了类似的反应。众议院小企业委员会主席曼祖洛7月21日在跟财政部部长斯诺和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举行会晤之后说，中国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允许人民币对美元的兑换率继续升值，并且最终让它自由浮动。
可以说，中国虽然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开了一道窄窄的门缝，但不足以缓解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将人民币升值政治化的到底是谁？
对中国政府决定人民币升值，一些中国官厅经济学家又准备好大量颂圣文章侍候。比如有人说“这一汇率改革时机，的确令人出其不意，中国打出了一个漂亮的时间差！”话中所指的“漂亮的时间差”，不是指汇率升值的时机大好，指的是要刻意让美国财长斯诺8月升值的预期落空。老美既然咄咄逼人地迫使人民币升值，我就要提前那么十来天，让老美预测的准确性下降，也算是“大长了中国政府的志气，大灭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威风”。
其实，这话让中国政府开开心还可以，其实却满不是那么回事。于中国政府而言，中国人民币汇率，既面临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巨大压力，又缘于国内经济压力的剧增。
国际压力逼迫人民币升值，这是近几年凝聚中国政府头顶的一块乌云。但近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凝聚国内人心的主要法宝是混合了国家意识形态与主义意识形态、并被表述为“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它的三个要点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国家统一主要是反对台湾独立，而美国又被中国当局宣传为“支持台独势力”的后台，且经常批评中国人权状态，因而成为中国人民（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的敌人，国际反华势力的总后台。既然美国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不肯认这个帐，以免被国内人民视为“向美国霸权主义低头服输”，因此一拖再拖，已经错过好几次改变汇率体制的最佳时机。
真正迫使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其实是中国国内经济压力加大。
内在经济压力知几何？
正如笔者以前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的，中国反对人民币升值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可能引起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导致中国国内失业增加，对已经相当严峻的就业困难雪上加霜。但近两年来，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造成的负面经济影响也已经渐渐浮出水面，上述担忧其实已经不再被放在首要位置，因为其他的经济压力已经远比这一压力要大得多且深得多。
最主要的经济压力是双顺差与外汇储备条件恶化。
有几位中国学者指出，连续几年，中国出现了大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双顺差。所谓双顺差，是指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均为顺差。经常账户主要包括商品贸易账户、利息和利润以及劳务支付。资本账户是记录所有的资本流动。两者双顺差体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就是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陈仪在《中国双顺差现象报告》中指出，在将近300年历史中，除中国之外的11个大国，只有加拿大在2000年出现了双顺差占GDP比例均超过2%的情况。
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均为顺差，必然导致央行的外汇储备急剧增长，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从1993年的212亿美元，急增到2005年3月末的6,591亿美元。
与此同时，近年来的外汇储备条件恶化。经济学者宋国青指出，“从2003年1月到2004年12月的24个月中，货物进口价格指数累计上升了17%（年利率8.2%），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几何平均值为1.2%。按两项资料计算的真实利率为-6.9%，以当前货物进口价格指数的倒数作为外汇储备真实价值的度量，则外汇储备的期望真实报酬率约等于上述真实利率。可以确定，外汇储备在过去两年遭受真实价值的巨大亏损。”按他的计算，中国外汇储备的真实报酬率损失约为每年5%。
为了降低中国进口石油铁矿石木材等能源产品与原材料的价格支出，节省大量进口成本，减少中国外债的付息偿还成本，中国必须考虑人民币升值。正如笔者几个月前谈到的，人民币升值势在必行，问题是升值时机与升值方案的选择而已。
人民币升值尘埃仍未落定
而中国事实上也早在做准备，这种准备工作在中国各种政策与讨论中均可见到动向。最明显的迹像是中国政府通过新政策，堵死风险资本投机的进出管道。笔者曾在〈中国吸引外资面临转捩点〉一文中谈到，外汇管理局1月24日颁布的“11号文件”，与4月8日颁布的“29号档”，目的都是增加风险投资退出的难度，为人民币升值做准备。这一点，是中国政府充分吸取了泰国1997年金融危机的教训，谋定而后动之举。泰铢原来一直盯住美国，1997年改变成浮动汇率，让对冲基金找到了机会。被国际金融投机资本运用数百亿美元的热钱的快进快出，在汇市、股市双管齐下，导致整个国家的金融崩塌。
中国将选择何种汇率改革方案？其实事前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寻。从6月份开始，中国媒体上讨论新加坡与印度的汇率政策的文章突然多了起来。不少人公开建议，人民币可以实行类似印度模式的“肮脏浮动”，让汇率在随时可改变的范围内灵活浮动，但具体幅度不公布，中心汇率参考但不盯住实际有效汇率，并容许中心汇率随时对所参考的“一篮子货币”升值或贬值――公开讨论这一方案，并不会影响中国政府的实际运作，因为“肮脏浮动”的不透明，让外界无可趁之机。
从中国本身的利益考虑，汇率制度的改变确实需要有个调整期。一次升值10％固然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同时将引起许多问题。基于此种考虑，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李德水7月27日表示，人民币至少在未来5年内都不会自由交易。他指出，“中国银行业体质脆弱，中国的货币体系仍未达到国际标准”，尤其是考虑到全球对冲基金有将近1万亿美元，为免受对冲基金攻击，中国政府无法在短期内让人民币立即完全自由兑换。但笔者相信，这道窄窄的汇率改革之门既然已经打开，中国本身内在的经济压力也会将这道门缝逐步拱开。有无国际压力，结果都是一样。
那么，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到底起什么作用？在中国政府而言，近两年国际压力其实已并非其考虑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因素。压力越大，越有利于中国政府将人民币升值问题政治化。而将人民币升值问题政治化，中国政府自有一套独特的利益考量，至少，在变数多多的中美关系中可以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如同中国政府前些年抓异议人士作为中美谈判的人质一般。如今美国已经放弃人权外交，不太愿意为中国的异议人士买单，中国需要另找筹码，人民币升值就是现阶段最好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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