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采访报导)继今年六月河北绳油村农民被袭击事件后，广东佛山又发生因土地纠纷引发的暴力事件。开发商和农民的土地迫迁冲突已经成为目前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
据香港《太阳报》报导，最近十年来，中国农村土地每年以几千万亩的速度减少，原因之一是：一些农田被强制征用做各类非农业建设用地，从而引发农民的抗争，土地迫迁冲突已经成为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国土资源部副部长鹿心杜在接受《太阳报》采访时说，目前征用农村土地的补偿标准确实存在普遍过低的问题，有些土地征用补偿费，每亩只有8毛钱。
辽宁省抚顺市会元乡农民赵宝林说，前几年因为公路建设，他们村的土地被征用，但他本人至今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费。
赵宝林：那个不用说是扶贫啊，就是我应当得的钱，现在催腾都不给我，我们的催腾阿，国家修补路占用的土地给的补偿费和安置费就这个钱，现在催腾他都卡我，他都不给我。
记者：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赵宝林：我今年68。
记者：种地也是种不上了。
赵宝林：对，我种地也是，跟我的夫人也是费尽了办。
记者：您觉得这个问题是扶贫还是拆迁这个公路款项，是不是因为这个乡村的这个干部的腐败引起的呢？就是得不到老百姓的…
赵宝林：对对对对，上面怎么来的，那是说不上，你们到底的话，那就是从干部说了算，从干部说给谁就给谁。
中国国土资源部副部长鹿心杜说，引发纠纷主要是征地的目的性。政府称，征地是为了公益，但公益界定不清楚，所以存在过量征用农地的问题。另外，补偿标准是按土地的年产值估算，标准过低。他指出，政府过去征用土地时，对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审诉权尊重不够。去年，国务院制定严格土地管理办法，其中的一项原则是，保证被征地的农民生活水平不会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但是，抚顺市会元乡的农民赵保林说，中央的政策到了地方上根本得不到落实，而且村民求告无门。
赵宝林：我的问题现在已经是60几年的时间了，一直到那里就是解决不了，上级政府我也找了，其实下级政府就是包庇。
记者：上级政府找了转到下面来，下面又不管，可能是这样。
赵宝林：对对对。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主席刘青说，中国建设部的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全中国涉及征地、拆迁问题的上访人数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上访总数的一万八千人，此外还有大量上访人员被官方驱赶回乡。
刘青：“因为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这个土地的使用权，不管是出租、出卖、转移都必需跟所有人，也就是说本村的农民应该全部知道，而且应该是通过讨论、通过商业性的谈判，最终才能完成。那么做为一个村或者一个镇的这些官员，他们私下把这些土地卖掉，当然是越权；而且卖掉之后呢，很多钱都被他们或者是贪污，或者是挥霍浪费掉了。”
“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说，6月11日发生在河北定州的事件令人震惊，定州绳油村数十名农民因反对低价征地，搭窝棚日夜死守土地。6月11日，这些农民遭到了200多名头戴安全帽、身穿迷彩服的男子的袭击，造成6名农民死亡，48人受伤。刘青指出，定州事件再次证明，土地迫迁冲突已经成为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
刘青：“在中国这类的事情相当普遍，而中国的法院、中国的司法方面对这种事情没有进行追究，实际上是纵容、放纵了这些官员，随意侵犯农民的这种权利和经济利益。”
刘青指出，他希望中国有关方面能够严肃处理定州事件的肇事者，为受害的农民伸张正义。
刘青：“那这种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怎么能够不追究呢？但是在中国，我们看到大量的这种事情发生，却没有听到有谁受到了法律的追究，所以司法不作为，也是这种情况氾澜成灾，一般农民遭受到了各种侵犯和迫害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权”组织主席刘青指出，中国政府应该允许农民成立农会，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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