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日讯】假如明天必须在死亡站下车，我大概来不及想我是怎么上车的了。
真的，我们来不及触及生活的每一天，因为记忆太繁杂，像百万条沉默又挤成一团的鱼，你其实无法选择咬哪一口，就只能张着嘴乱吞。
二十一世纪我只能再活七千天左右。当人生过了五十岁，死了就不算夭折了。活着就像买的房地产般在升值，活一年就多赚一年的命，这也使人更在乎剩下这点命的用场了。
我现在生活在英国的伦敦，一块大海中的岛上，在他妈的英语社会用华语写着中国的人和事。看起来就像是坐在万吨轮船上的游客，船上衣食住行都有，甚至都来得及干一次生死恋。我作为国际旅客混吃混喝，看着这无声无息的社会，但参与不了这船上的任何事，也不能碰坏任何物品，我只是租了个位置，而轮船正在大海中开往一个我不知道的方向。
于是我开始从中文语言的源泉寻找自己的方向了。闪在眼前的就是：从“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仓颉造字”初始，到孔子四处赶着牛车流亡在路上，试图把他的“仁义礼智信”传播开来，最后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成绩接上了原神文化。其实还有修身养性的道和佛都渗入了我的生命细胞。不然我怎会被伦敦的贼抢走钱包，闪出的念头却是“破财消灾”呢。
但做中国人太累了。我每天从书本中感受着传承了五千年的精神文化，每天的笔尖又面对着当代中国的“共产物质文化”造成的心痛。“己之不欲，强施于人”，早己是中国的国策。真不明白，共产党抢了台湾这个岛，他们又会像收回香港般幸福地热泪滚滚了？
“天人合一”代表着祖先的宇宙观，但中国对自然资源的毁灭，己经到了江河无生灵，山川无完肤的地步，这四个字在哪里能安身？被共产党殖民统治的中国，远比被清兵逼中国人留个辨子，屠杀些反判者，制造些文字狱还残忍百倍。
“善恶有报”是中国社会的常识，但至今为止都是“善有恶报”的记录。当下的中国人早就不知道“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大义灭亲”是公共道德，父亲揭发儿子，儿子卖掉母亲等事多得没人再听了。“仁义”这个词只要在赵紫阳的头脑里闪出，他的政治生命就走向了失败。当文化大革命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三教齐灭”，当广西的学生把老师烤着吃光以后，“礼”在中国就完全消失了。而中国人的“智”慧近半个世纪都用在了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上。在现代生活里，我们无所创造，除了筷子，我们用的一切都是外来的。自造的假货早把“信”字丢进历史。当社会把“仁义礼智信”都抛弃了的话，那中国人也不存在了。
我还是个中国人，虽活在西方，死后的墓碑都少不了刻上几行中国字。但是我们红旗下长大的一代身上浸满了共产教育，甚至无歌可唱。在英国城堡里的婚礼上，中国人只能合唱着：“为什么大地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那首歌颂人肉炸弹的颂死歌。这也是做中国人的困境。
当三大宗教全在共产党手里断了根以后，其实也就断了传统，中国人如枯树落叶般散失，哪里还有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要叫也只能称共产党文化，共产党民族。以前共产党总在吹牛他们养着中国人民，今天我看是中国人民在养着共产党了，它是种子，中国人是水、肥料和阳光。经过了几代革命家的传宗接代，己经桃李满天下，改良的新品种己遍布中国。
甚至在英国己经五年的博士留学生，也依然忠于养育了她的祖国。她批评英国传媒只报导中国的阴暗面，依然只看国内的新浪网站，她最崇拜的男人是周恩来，以区别那些崇拜歌星王菲的青年。她爱好文学，从王安忆读到沈从文，我说中国作家高行健获了诺贝尔奖，她不知道有高行健这么一位作家，还好，说会查一查。但谈到其它政治社会话题，她完全认为那都是负面宣传，是给中国人抹黑，都是美国在背后给钱，怕中国强大起来，那是决不能认同的。
中国的海关是查禁书和报刊的。我说。
我可从末被查过。她回答。
中国是新闻出版不自由的国家。
别逗了，我就在北京长大，从未感觉到新闻不自由，相反，连外国的报纸杂志都有。
他们今天还在抓法轮功修炼者。
马建呀，如果你当领导你也会抓。国家不稳定怎么发展经济。共产党又要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又要顶着国际上敌对势力的破坏，也够不容易的了。你们这些反动作家就不能爱点国呀，太自私了吧。
这一代青年人按照党的要求给塑造出来了，活在这些人堆里，我只能感叹中国人都去了哪里，共产党这些年来的造人成功，可以过上太平盛世。今天的“中国人”这三个字几乎就是共产党的“名牌产品”了。
那些中国新年在伦敦广场表演的中国节目，也就是从舞龙打鼓到品茶拉面，那点庙会热闹，看完了直反胃口。那是典型的共产理想破灭又从被革了命的死人身上扒衣服冒充死人。靠民族主义临时来填补共产失败的现代中国文化，是从专制的牙膏挤出来的脏东西，只能污染世界。
想把中华文明从共产党时代复活，几乎是叫阿拉伯人寻回埃及文明一样不可能。住在埃及的阿拉伯人利用古文明养活着就够了。
其实，从现在到钻进石碑底下之前，我对自己所关心的社会，应该是越来越陌生了，这很像是长年被别人在异地带养大的母子关系，又亲且远。
可是，我走到哪里都被一眼认出：中国人，偶然会碰上从未去过亚洲的笨蛋说：日本人。
但我明白，那个被指认的我只是个遗传的脸和生活习俗的中国壳，思想精神的内核早己经被灭绝了。在红旗下长大的我，虽然没把“龙”身上又披着党旗招摇过市，但中国精神真是个空名词了。我们和埃及一样，自豪和自尊都是从地下挖出来的，不是社会和生活里拥有的，我们没有活力传承给别人。
失去了传统精神之国，也就失去了现实之家。没有国家的中国人，活在哪儿又有什么区别。
我也决不会重复三十年代的知识份子的爱国热，回国一头扑到毛泽东怀里为毁灭中国奋斗终生。在共产中国再一次“崛起”，一批批文人作家把自己低调处理为移民作家，以华侨的角色返回中国时，我如一只孤灯，照着自己桌上的计算机手写板，那一个个通过液晶显示的中国字，送走伦敦糟糕透顶的一天又一天。
记得北京西城分局的警察盯着我说：你要再不老实，我就叫你悄悄地消失。
他也用这手段天天对付着中国人。但人为“悄悄地消失”和我自愿“悄悄地消失”是不同的。我虽在英国，但有权决定着生命的长短。在中国我便做不到了，因为我是中国人。
活在一个残缺的时代，我的人生也只能是悄悄地消失了。
转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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