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爱茗采访报导)北京的自由撰稿人刘晓波在互联网上发表题为《整控媒体新手法透视》的文章，分析了中国政府从2004年以来，对媒体采取的镇压和收买双管齐下的政策。
他认为，目前官方对媒体的控制采取了更隐秘的方式。但是，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带来希望，终将驱散中国的政治严寒。记者夏爱茗就此邀请在北京的刘晓波和旅居美国的政治学者方觉进行讨论。
记者︰首先，刘晓波先生，在您的这篇文章里面提到胡温上台以后，除了在应付SARS危机时有过短暂的宽松之外；从2004年开始，“胡温新政”就变脸成了“毛氏旧政”，那么政治气候进入严冬，媒体遭到了整肃。您是不是认为胡温是应该直接对媒体的遭遇负责呢？
刘晓波︰当然啦！这个就是整个政治气候的“左”转，肯定是来自中共最高层的嘛！
记者︰那么它们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和方法？是不是这些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和个人风格所决定的呢？
刘晓波︰对，这个当然是与它的意识形态和个人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说，民间对于现存知识的不满、对贫富差距的不满，而社会底层的官民冲突，不断的加剧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按照中国这种思路，要想遏制住底层的这种官民冲突不让它扩大、不让它加剧。
那么它们能够想到的办法，不是用另一种方法，就是说给民众建立一种合法的、一种组织化的利益表达依据；它们要做的反而是压制这样的一种声音，就把这个声音尽量消灭于萌芽状态。
这几年由于说有很多事情成为公共事件，都是由于媒体舆论的介入之后，才成为备受关注的公共事件。所以说它自然想到通过封锁媒体，是它维持所谓的现在这样一种稳定的方式之一吧。
记者︰那么方觉先生，对于近来出现的比如说《新京报》、《中青报》的《冰点》等媒体，遭到换血、关闭等等。您认为这些是否直接来自于中共高层的压力呢？那么，这些媒体这样的遭遇，这个责任由谁来负呢？
方觉︰一是来自于中宣部的主要领导人，这位主要领导人现在是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副书记兼中宣部的部长刘云山先生。这一位职业的党报记者的和职业的新华社分社记者出身的人，他的思想一贯是很“左”的。在刘云山先生之上的政治局委员当中，主管宣传的那个常委，也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记者︰那么我想在中国这个政治体制里面，任何主管部门的这些领导人，他们难道不会揣摩上级的意图？而且这些媒体遭到打压的消息，在国内外受到广泛的关注，那么胡温他们难道不有所耳闻而加以干涉吗？
方觉︰这就是共产党的政治特色。最高层领导人他知道这个情况，他不表态。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处理媒体的工作责任和政治责任，推给了中宣部。
记者︰刘晓波先生，您对于方觉先生刚刚的观点怎么看？
刘晓波︰我觉得这种下打压媒体这个具体命令的单位，肯定是来自中宣部啦！但是2004年这个向“左”转，是一种整体性的，不光是媒体性的。比如说对于异议人士的监控、对维权人士的打压。那么这整个政治上的这种严寒、这种“左”转，显然来自最高领导人。
记者︰那么总的来说，您认为在中国被整肃的这几个媒体，他们被整肃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在新闻媒体自由方面做得比较出色，才遭到整肃呢？
刘晓波︰凡是遭到整肃的，相对来讲，起码在社会评价中是比较开明的媒体。这几大陆有一个特点，因为媒体要推向市场去竞争，在这种娱乐化这条路基本竞争饱和的情况下，那么有很多媒体，特别是在一些优秀新闻人的带动下，它就尝试着走这种时政新闻、时政评论来争取这种市场份额。
刚刚有这么一点苗头的时候，我称为这是媒体自发的走向市场化、独立化、民间化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它现在这种打压媒体，就是一个堵住出路，叫你重新回到喉舌化，特别是在时政新闻这一方面。
记者︰那么方觉先生，中共官方对这些媒体的打压，对于中国新闻媒体的进步来说是意味着什么？这些媒体在促进中国新闻媒体进步方面，您认为做得怎么样呢？
方觉︰我觉得受到打压的这几个媒体，在促进中国新闻的进步，尤其是促进新闻的客观性方面，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我同时认为，也不要过高的看待被打压媒体的立场。
这几个被打压的媒体，除了反映一些民间疾苦和中国官场的腐败行为以外，好像也没有提出更多的新闻自由，或者说政治改革，或者说是客观反应现在的国际形势。中宣部以及中共的其它主管的机构，对于这几个媒体的反应，我认为是过度反应。
记者︰刘晓波先生，经过这么多年的中共当局对您的监视呀、拘禁呀，那么您为什么还敢于在互联网上继续发表您的这些不同于政府的观点？那您有没有担心当局对您的打压会升级呢？
刘晓波︰我觉得我坚持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在道义上站得住脚的，是正义的嘛！那我当然要坚持啦。至于要付什么样的代价，谁也不愿意去研议。
当然在中国的这种情况下，从我个人讲，我想在这个环境中，我并没有那么高的理想，救国救民哪，我也救不了；我只是先救我自己，我坚持做一个有尊严的说实话的人。
记者︰在您文章的最后，提到了民间社会的力量与政治高压的对抗，那么您认为中国媒体的春天将在什么时候到来呢？
刘晓波︰这个很难预计。就是说大家按着你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去做，能够在自己能够承受风险的范围内，讲真心的话这就够了。因为它现在不同于以前了嘛，官方这种意识形态，它在人们心中的贬值甚至破产，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了。
记者︰那么方觉先生，您对这个中国媒体以及民间社会发展的前景怎么看？
方觉︰我觉得中国媒体适度的开放和获得初步的新闻自由，恐怕要在中共的明年秋天的“十七大”以后。“十七大”以后，有可能中共会向温和化的方向，去调整一下它的意识形态政策和知识份子政策，甚至可能调整一下它的互联网的管制。
至于民间社会呢，我觉得最近两年发育的比较快，尤其是民间的维权活动，可以说是比较丰富的。现在的问题是需要把民间的维权运动和中国的政治改革结合在一起。如果说在共产党体制之下，没有政治改革的话；仅仅依靠民间的维权运动，不太可能取得制度性的变化。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