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9日讯】编者按﹕何家栋先生是中共老一辈坚持民主自由理念并付出惨痛代价的知识份子代表人物。本文以问答体评述影响甚大的军方少壮派 精英刘亚洲的战略思想，从而表达作者对中国面对的内外重大宏观抉择的见解，清晰有力，气势夺人，不失老成谋国的热忱。
问：最近刘亚洲、朱成虎两位将军成了网上风云人物，他俩的言论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有人抨击刘亚洲是卖国主义，吹捧朱成虎是爱国主义，也有人对二人都持否定态度。你也当过兵。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中共党军关系的三代模式
何家栋：我比较欣赏刘亚洲，他毕竟是在谈军人的本行：战略战术。朱成虎不值一嘘，吹牛都不是地方。扔原子弹是你做得了主的事儿么？听说他还在什么地方大谈马尔萨斯，要用战争消灭过剩人口，可见他越不懂越爱乱说。战争首先消灭的不是人口中的“过剩”部分，而是稀缺部分，最先杀死的是城里的白领，蓝领，不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无领，更不是白天躲在窑洞里不敢见人的无裤。战争首先消灭的是精华，残留下来的倒可能是渣滓。不过他那些无知妄说也可能起到一点点正面作用，就是客观上扩大了言论自由的空间，突破了官方设立的禁区，朱成虎把老祖宗定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法度都废了，过去是要揪到祠堂里打板子的。听说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中国政府撤朱成虎的职，已被中国官方拒绝，说是“个人意见”。这就是说，个人意见是不受限制的。这可是历史的大跃进，咱们中国也要保护言论自由了。既然现役将军都可以信口开河，平民百姓就更有权利畅所欲言了。这就是说，让焦国标下课、把师涛们投入监狱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一个国家总不能奉行双重标准，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
问：中国一向是党指挥枪，军人从不敢说大话，现在听到穿军装的人在那里指点江山，就不能容忍了。说这是“军人干政”。批评不是指向他们的观点，而是他们的行为。
何家栋：什么叫“军人干政”？就是枪杆子指挥印把子，军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其突出表现往往就是军事政变。朱成虎们现在还没有这种能量，也没有这个胆量。要问政治动机，或许是因为又要开什么大会，他们想提高点儿知名度，捞几张选票。
“党指挥枪”是个虚拟命题，“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才是实实在在的。也可以说谁有枪谁就是党。中国革命的特点如斯大林所说，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岂仅“干政”，还“出政”哩。在中共历史上，枪和党的关系，大体有三种模式，第一代，军党化，为主义而战。党拿枪，枪建党，党军一体，有党权即有军权，无军权亦无党权。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被夺了军权，就只能吃闲饭，发牢骚。遵义会议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他，就等于承认他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就像是毛的政治秘书。毛成了党魁，又成了军头，这个党才能指挥枪。从抗日战争开始，朱德名为总司令，哪一仗是他打的？想打也打不成。
第二代，草头化，为权力而战。邓大人要枪不要党，就因为枪可以指挥党，挟天子以令诸侯，总书记想废就废，捅出漏子就撇开中央，调军队包围自己的首都，在和平时期大开杀戒，继文化大革命之后，又来一场“武化小革命”。历史证明：军队介入国内政治事务，政治斗争，只能乱上加乱，造成军队的不断分裂，不断清洗，文革中“支左”是这样，六四“平暴”又是这样，都使军队丢脸，失去人民的信任和爱戴。军队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既是人民的悲剧，也是军队的悲剧。
第三代，家丁化，为利益而战。一代不如一代，更加不成体统，军队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变成豪强争权夺利的工具了。过去国军中出了个张学良，发动兵变，劫持统帅，标榜是要“抗日救国”，今日的将军东施效颦，“挑选”自己的主子，公然违背党法党规，为任满的头头上劝进表，也有个理由：要“解放台湾”。叫人想起“死了张屠户，要吃混毛猪”。可到底又没打起来。人们不免要问：他们何以如此难舍难分？原来他们已结成利益共同体，要官给官，要钱给钱，跟谁获利最多就跟谁，如同主奴，一切从利益出发。但这种关系是不稳固的，因为凡是标价的东西，都可以买卖，只看谁出的价钱合适。那时党指挥不了枪，人也指挥不了枪，只有利益可以指挥枪。军队还不腐败吗？人民解放军本来是一支高度政治化的革命军，正如名称所示，它是解放被压迫人民的，按道理讲，革命胜利了，人民解放了，它就没事了。应该及时转为一支国防军，承担抗御外敌入侵的任务。但是，军队没有转型，政治化也没有消解，执政党没有经过普选获得人民授权，就直接在那里发号施令，马上得天下，还在“马上治天下”，整个国家还保留着战时体制，没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就像一座大兵营、大监狱。这一切都使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成为不可能。在体制上还为“军人干政”提供了保证。军队中有各级党部，军人不仅在党的各级委员会有自己的代表，在各级民意机关也有自己的代表。军人的发言权是受宪法和党章双重保护的。这就使军队陷于政治斗争漩涡而不能自拔，谁都不能不考虑它的份量，因而也注定要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军中头面人物常被拉出来做为打击对象，“军事俱乐部”、“二月兵变”、“一号命令”，都是罪大恶极，先打倒再说。军队自身也随着政治力量的消长不断被整肃，国防力量也不断被削弱。
人们都赞赏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拍案而起，但很少考虑到他在军政两界拥有的双重身份对他所加的限制。共产党统治的这种结构性缺陷，实际上给每个掌权者都造成心理压力。毛泽东为彭德怀的万言书感到惊恐，不是因为言词激烈，而是因为他是国防部长，加上总参谋长、前总书记也起而应和，毛把它当做政变前兆，准备“重上井冈山”打游击，也就不难理解了。邓大人说，再发生动乱，还得开枪。不知他想过没有，如果拿枪的人也要乱动，出现张学良现象，他又靠谁？军队要成为真正的文明之师，正义之师，就必须实行军队国家化，军人职业化，在政治生活中严守中立，不介入国内政治事务，让政治家在会议桌上去解决他们的分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军事手段处理政治问题。军队只担负保卫国家的任务。枪口对外不对内，违反这个原则，它既不文明也不正义。
实行普选 政权不会易手
问：军队非政治化就是让共产党退出军队，放弃军权。
何家栋：政治体制改革有两个要点：党政分开，党军分开，也就是还政于民，还军于国。前者是通过定期选举，由人民授权，取得执政地位，后者指国家元首直接统帅武装部队。党只管党，手伸的太长，包办代替，就要承担激化矛盾的责任。这对军队也是最好的保护，不因政治风云变幻而影响军队的安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日就该这样做。所谓军队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就是将军队置于少数人的控制之下。中国共产党依旧是一个拥有武装、带有暴力倾向和黑道性质的政治团伙，与现代政治文明无缘。这不是党的光荣，也不是军的光荣，更不是国的光荣。
在强人时代，虽然天天喊“突出政治”、“政治挂帅”，但军人除了背几条语录，对政治总怀几分恐惧，不敢谈什么战略，更不敢发表什么政见。有什么不同的想法，还在脑子里打转，自己就认定它是错的。现在党政军的关系表面是理顺了，但深层问题并未解决。随着强人的离去，强权式微，中国进入一个没有强人的强权时代。而此时军人的政治热情却异乎寻常的高涨起来，的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此军队改制就更为紧迫。改制之道，不是对军人实行高价赎买，而是杜绝政治对军人的诱惑。不要让兵营变成争夺权力的政治舞台。政治体制改革说难很难，说易也易，只要实行总统制（或内阁制），两大难题皆可迎刃而解。总统就是三军总司令，直接统率武装部队，任何党派都不得渗入国防军。朱成虎们要从政，就得脱下军装，去参加竞选。
问：实行总统制，就要实行普选，是不是有触发“颜色革命”的可能呢？
何家栋：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衰落到不堪一击的程度，无论怎为选，政权也不会易手。要说直选需要条件，在共产党能控制局势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条件，趁此机会，建立程式正义，政权有了合法性，哪怕一天换一个政府，只要政权更为程式化，也不会影响国家正常生活。问题是，他们不是怕现在，而是怕将来，不是怕好人落选，而是怕坏人下台。他们根本就不想开这个先例，好让红色江山万世一系一代一代传下去。有人说民主政治选择要尊重历史，我们的历史就是一种变相世袭制：指定接班人。近年来，除去先进国家之外，战乱如伊拉克，贫穷如阿富汗，受教育水平之低如孟加拉，宗教势力之强如巴基斯坦，变化多端如拉美国家，都在搞全民普选，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普选，动辄就用什么“中国国情”、“基层民主”来欺世盗名和拒绝世界主流文明。不过，农村的调查表明：基层实行民选后，好村官越来越少了。也许事情真像刘亚洲说的，他们“正在为多尔衮打扫屋子”。
问：刘亚洲好像是个谜，不容易猜中他的真意。左派说他卖国，右派又说他军国，在他的言说中，都不难找到例证。他既赞扬美国政治制度的高明，又鼓吹社会主义的优越，两边下注，左右逢源。
何家栋：我不想对刘亚洲的战略思维作评价，只想求理解。刘亚洲不是自由主义者，不会主张为一切可能的价值创造发展条件。所以左右逢源就变成“在夹缝中奋斗”。刘亚洲是文人，浮想联翩，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难以捕捉。例如他说，打越南是给美国人出气，不是要救波尔布特。还说这个邻居“不要也罢”，就纯属自我感觉。出气的结果，是美国派了一个俘虏去当大使，给足越南人面子，最近又许诺帮助越南训练军队。咱们也要讲中越两国人民情同手足，患难与共，要世代友好下去了。好像怎么说都有理。刘亚洲似乎是用文艺创作手法演绎政治问题，以形象思维代替理性分析。它有利于煽情，却无助于思考。我猜想，他的“西进战略”是不是在讲一个古老的故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问：东隅指日出处，桑榆指日落处，喻人垂老之年。刘禹锡“咏老”诗：“莫道桑榆晚，晚霞尚满天”。老了老了，还要红火一阵。
民族主义与台海战争、中美对抗
何家栋：这里借用，是指空间概念，不是时间概念。
问：那就是说他在玩避实击虚的游戏？刘亚洲有句名言：“知雄守雌”，可以解作东边装草鸡，西边充雄鹰。你看他一个劲儿鼓吹“西进西进”，直扑中亚，俯冲南亚，板上钉钉，确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味道。但是他说的即使因为台湾独立而引发战争，美国参战，也不要和美国摊牌，却招来民族主义者的声讨，有的骂他做缩头乌龟，有的挖苦他是打进解放军内部的“美国将军”，又一个张学良。
何家栋：民族主义者是一伙伪爱国者，有人称之为“爱国贼”。他们一直谴责国民党政府是投降卖国的民族罪人，夸耀共产党是抗战救国的中流砥柱。但人们发现国民党政府不敢干的事，共产党政府都敢干。不知这些伪爱国分子统计过没有，共产党政府割让给别国的领土相当于几个台湾？
问：有人认为刘亚洲不主张为台湾打仗，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不等于投降，他不过是把台湾当牌打，给美国人消闲解闷。
何家栋：确切的说法，应是不在敌人选定的战场打仗，不把主要甚至全部力量集中于台海一隅和美国纠缠，中国这么大，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中美如果交战，就是一场敌强我弱的不对称战争。毛太祖说过：叫花子不和龙王爷比宝。朱成虎不遵祖训，硬要比宝，一个“斩首行动”，还不知他躲到哪里去。不对称战争，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往太平洋调集重兵，我就大踏步西进，直捣你的老营。这好像是一个当代神话：夸父逐日。东隅台湾如一个小秤砣，只起牵制作用，可收四两拨千斤之效；桑榆之地，则是泰山压顶，雷霆万钧。欧亚大陆桥，一字长蛇阵，击首则尾动，击尾则首动，你顾头还是顾尾，你在进攻中防御，我在防御中进攻，仗也许就打不起来了。
问：刘将军的沙盘作业是从假设的前提出发的，价值几何，还要看实践的结果。也许只不过是赵括谈兵。
何家栋：但这是廉颇们没有想过的问题。近年也有拥有话语特权的人物提出过各种对策、方案，但都是揣摩上边心思，投其所好之作，没有一点想像力；刘亚洲不是写奏折，而是在寻求公众的支援，他把韬光养晦的自欺欺人之谈彻底戳穿了。你那个政治制度就是扩张性的，无论怎么韬晦，也是和世界主流文明格格不入，还当人家不知道。韬晦本来就不是个好字眼，无非是把弓藏在袋子里，别叫人看到你的野心。你说“永远不称霸”，那是力有不逮；只要有几分胜算，还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想“教训”谁就教训谁！一个敢出动坦克车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国家，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政治上不改弦更张，说的再好听，摆的姿态再低也是没人相信的。
问：我们看到政府在不断释放善意。连宋登陆访问，使台海局势有所缓和，但中日关系却紧张起来，由暗斗变成明争，你到哪里他跟到哪里，就像秋天的苍蝇，黏着你，挥之不去，存心要跟中国较劲。
日本骨子里的“皇国史观”
何家栋：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血债累累，罪恶滔天，日本右翼分子还要美化它，不肯悔过自新，连“侵略”“殖民”都不认账了。这算什么“精神自由”？当年日本要摆脱“恶邻”，“脱亚入欧”，现在它却成了所有邻国最大的恶邻，和中韩俄都发生了领土纠纷。小泉说：日美关系越好，就能够建立起同中国、韩国以及亚洲各国乃至世界各国的良好关系。事实证明，日美同盟不是改善而是恶化了和各国的关系。美国主流报纸也开始批评日本右翼历史观和军国主义倾向，担心它有一天又要把日本拖到老路。
问：刘亚洲主张支持日本对俄领土要求，鼓励它北上，我看是一步臭棋，比慕尼黑还黑。日本既定国策是南下，台湾独立，就解除了对它生命线的威胁；日本右翼都有自恋性倾向，岛国心态，富有攻击性，还要顾影自怜，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你讨好它，搞绥靖政策，它就不想攫取台湾了？
何家栋：这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台海缓和，对日台不利，台独的后台是日本，他们都希望台海打起来。日本右翼最不可救药之处是记性太坏，时间并不在他们一边。他们占了台湾五十年，台湾最后不还是回归中国吗？台湾即使独立，也是当日本的次等皇民。皇民化五十年都没化了，现在又搞什么“去中国化”，搞得文化断了根，那个台湾的藤森－－岩里政男还可以回日本认祖归宗，其他台独们就成孤魂野鬼了。
美国在太平洋横行无阻，遏制中国之说也甚嚣尘上。但是，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不能见树不见林，只着眼于台海一隅。必须看到日美同盟有防堵中俄一面，也有抑制日本的一面，在某种意义上说，把日本捆绑在美国战车上，正是抑制日本的一种手段，也更具有战略价值。台海如果爆发战争，最有可能直接介入的将是日本，美国力促日本修改宪法，为重新武装提供依据，就是为日本出兵参战铺路。美日军事一体化，在联手对付中国的布局下，美国似乎留了一手，就是尽力避免和中国正面交战。日本不过是美国手中的一粒石子，占不到多大便宜。真打起来，朱成虎的原子弹恐怕只能投到东京去。如果联合国采取维和行动，过去的苏联老大哥现在的俄国小兄弟和美国的联合舰队就要驶入台湾海峡，隔开敌对双方，到那时只怕朱成虎“画虎不成”。
问：有人说，日本和美国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日美同盟是天长地久的。
何家栋：还有人说日美同盟是不散的筵席。不散才好，散了，就是放虎归山，日本可真的熬到头了，刘亚洲的西进战略也要落空。表面上看，日本是个民主国家，骨子里却是“皇国史观”。它搞的是“日学为体，西学为用”，自由民主人权是手段，不是目的。它在世界哪个地方推进过民主，在什为时候维护过谁的人权？它最有名的尊称是“经济动物”。他们埋在中国土地上的毒气弹，至今还在杀人，又有什为资格谈论人权。皇国史观是日本的核心价值，也是它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根据。驱逐英美，解放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王道乐土。森喜朗公开宣扬过：“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为此，神道政治联盟已经活动了三十年。”小泉纯一郎是森喜朗的徒弟，青出于蓝甚于蓝。和日本鬼子打过仗的人都知道他们那个“共荣圈”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大猪圈，日本鬼子就直称“人圈”，不拿中国人当人，叫中国人是“支那猪”“支那米”（虱子）。在日本右翼眼里，李登辉、陈水扁不过是比汪精卫还小的“支那米”。
问：英国《金融时报》有篇文章，要求“华盛顿应敦促日本像德国那样在国内开展历史教育运动，敦促日本政府公开面对其过去，华盛顿就可能使自己站在亚洲历史问题的正确一方，从而提高在该地区的道义声音和软实力。”如继续保持沉默，其他国家就会认为美国是和日本串通一气，跟中国对抗，使亚欧很多国家在跟谁站在一边的问题上处境尴尬。这个意见应该说是很客观、很公正的。
中美合作应置于中日友好之上
何家栋：日本右翼不会理解绅士的善意。日本脱亚入欧什么都学到了，就是没学到贵族风度、宽容精神。日本西方化，是强化了军国主义。德国是个思辨的民族，思辨是为追求真理；日本是个崇武的民族，崇武必然迷信实力。直到自我毁灭，也不接受教训。
别听人家说日美同盟如何了得，就乱了方寸。其实日美是同床异梦。日本政客在伊战期间外交上确实得了分，一是趁欧盟和美国拉开距离之机，挤了进去，实现了向海外派兵的宿愿；二是在中美之间打进一个楔子，阻止中美接近。二者都提高了它的身价。而美国近年确也感到有点孤独，需要这么一个会来事的小伙计，给它撑撑门面。但日本想的是挑起中美冲突，坐收渔利；美国想的却是鼓励日本出头牵制中国，坐山观虎斗。各打各的如意算盘。中国亲日派主张联日抗美，那是对自己实力估计太高了，而日本右翼根本就没把中国放在眼里，即使中国想和它平起平坐，他们也会认为有失自己的身份。
这有历史的原因。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付出的代价是14：1，日军死亡一百四十万（两颗原子弹杀伤的十几万人不包括在内），美军牺牲十万；在中国战场代价是1：13，日本伤亡（包括平民）二百四十六万，中国伤亡三千二百万。所以日本只承认败在美国手里，不承认败在中国手里。在日本右翼眼里，中国乃是手下败将。美国才是劲敌，赶超对象。真正要向美国挑战的是日本，虽然目前“潜伏爪牙”有点难受。他们所以拼命宣扬“中国威胁论”，无非是吓唬美国人：中国的崛起，就是美国的衰落。诱使美国为它火中取栗。日本政客年年参拜靖国神社，纪念广岛被炸，就有“卧薪尝胆”的意义。靖国神社供奉的头号战犯东条英机，正是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
日本军国主义者忘恩负义，对中国“以德报怨”、“放弃战争赔偿”的善意当做软弱无能的表现。但它又时刻不忘报仇雪耻：报两弹之仇，雪战败之耻。他们反对太平洋战争历史观，说这是成王败寇历史观，要为侵略元凶翻案，把被处死的战犯说成是“为保护民族而战死”的英雄。这分明是同美国叫板，但美国默不作声，它在日本驻有重兵，不怕日本政客瞎折腾。更不会多管闲事，在中日之间充当和事佬，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日本在亚洲被边缘化，重要性下降，当不了龙头，甚至连蛇头也当不成，才最符合美国的利益。日本超强之日，才是美国倒楣之时。东南亚国家二战后获得独立，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当年和日本合作的权势集团没有遭到清算，还继续执政，和日本有一种“剪不断理不乱”的关系，但也未必愿做日本皇民。而日本敌视中国的政策，又使他们处于两难之境，无论支援哪一方，都是对另一方的冒犯。日本越美化自己越孤立，不可能找到朋友。美日都怕对方和中国联手，因此，一项富有远见的政策，不是什么联日抗美，而是理顺中美关系，将中美合作置于中日友好之上，改善中美关系重于改善中日关系。当前改善中日关系已无余地，改善中美关系还有广阔空间。不是把美国挤出传统的活动区域，而是中国进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美国战略重点逐步向中国倾斜，能使中美两国真正成为“利害共担者”，也才有可能迫使日本恢复理性，抑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日本的政策和国家目标是自相矛盾的，它要称霸，就不能依附美国；它要和美国结盟，就不能独立自主。日本搭美国便车获了利，现在可能发现它不好下车。日本靠“傍大佬”成了经济强国，却成不了政治大国。它要做世界的一极，在亚洲称霸，说话跟美国一样有份量，就必须摆脱美国的控制；不摆脱美国控制，它就只算个二流国家，永远别想出头。
日本正在拼命提高自己的软实力，推广自己的生活方式，饮食文化，我看即使世界上每个人每餐都吃寿司、生鱼片，日本也领导不了世界，因为软实力是指吸引他人效法跟进的道义力量体系，世界上有几个人认同它的皇国史观？
世纪文化冲突中尊重宗教信仰
问： 这就是说美日同盟是美国说了算，不是日本说了算。只要美国摁着不撒手，小泥鳅翻不起大浪来。既然“东线无战事”，西进还有必要吗？
何家栋：大有必要。西进不是围魏救赵，不是声东击西。有点儿像炮击金门，告诉美国：我来了，你别走。
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存在一个伊斯兰世界，在历史上起了阻隔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张骞西域探险，只到过吉尔吉斯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那里出汗血马），郑和从海路六下西洋，也只到过东非。十字军几次东征最远打到伊斯坦布尔，都无功而返。欧洲列强直到十四世纪才绕过好望角叩开中国的大门。伊斯兰世界阻挡了西方从陆地对东方的入侵，也使中国发展空间达到地理的极限。亨廷顿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文明冲突的世纪。因为世界最有影响的几种文明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印度教，犹太教，还有非宗教的儒教都集中在这一带，激烈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刘亚洲说机遇易得而机会难求。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百年不遇的机遇，我们岂可错过。“先下手为强”，刘亚洲的确找到了战略感觉。
问：所谓文明的冲突，说白了就是宗教的冲突，打出“文明”的旗号，利于抢占道德上的制高点。刘亚洲对宗教是持否定态度的，不知他进入中亚，如何周旋。
何家栋：宗教是人的精神家园，灵魂的栖息之地，不能简单地以迷信视之。无神论者不信上帝，却将毛泽东乃至邓小平神化，刘亚洲不也惊叹“小平真奇人也”吗？他们都敢做上帝从来不做的事。无神论轻生，有神论重生，你说谁的危害更大？无神论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唯物论者光说假话，你说谁更有麻醉性？有人说，敌人披着宗教外衣活动，但贪官污吏也披着共产党外衣活动，难道也取缔共产党？政府本来就不该管人灵魂的事，你花钱修庙建庙，好像是对宗教的重视，其实是对宗教的捆绑，不骂你骂谁？你掏了腰包就要管事，给他定级别、发工资，处级和尚，科级喇嘛，都成了公务员，这也请示，那也报告，比神管的还宽，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寺院里了。不插手宗教事务，你又不放心，怕它造反。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越管越反，越反越管。
马克思说，“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只有靠改变条件。”就是说，解决宗教问题的办法是在宗教之外，使穷人获得温饱，使病人得到治疗，使负屈含冤的人有处伸雪，使处于绝境的人获得希望。延安人挨饿时诅咒毛泽东天打雷劈，但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时就欢呼“他是人民大救星”了。说到底，宗教是一个道德体系问题，一个文化问题，一个思维方式问题，是人类为自身安全在法律和道德之外筑起的又一道防线，也是加于人自身的又一种约束，没有哪个宗教是教人为恶的。没有宗教的救赎精神，解决不了宗教问题，把它政治化，就是把它妖魔化。逼到无处可退，人就要跳墙了。宗教是一种信仰，时时唤起人的良心，给精神一个安慰，一个寄托。和我们信仰共产主义，提倡延安精神，其实是一回事，只是教徒们比某些共产主义信徒要虔诚一些就是了。
吸取深圳特区的失败教训
问：初次看到刘亚洲的《捭阖策》，觉得他浑身是胆，气壮山河，又是弱化俄国，又是夹击印度，越南“不要也罢”，还要挑战美国：“西方怕什么，我们干什么。”说来说去，都是对手，只有巴基斯坦一个朋友，要无原则、无条件地支援它，可它又自顾不暇。刘亚洲变成大战长阪坡的赵子龙了。亨廷顿认为，在世界冷战结束后，儒家文明势必和伊斯兰教联合起来，严重地挑战西方的价值、利益和权力。这正是“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基础。亨廷顿是否不幸而言中呢？
何家栋：也许这就是我们和刘亚洲的根本分歧之点。不能说亨廷顿的看法仅仅是西方人的偏见，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党政合一，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本质相同而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相对立。但中国正处在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党政合一肯定是混不下去的。我们设想的西进战略，不是去争夺，而是去合作；不是去对抗，而是去和解，进入中亚是为了“入欧”，不是“脱亚入欧”，而是“引亚入欧”、“引欧入亚”。我们对一切都应是有原则、有条件的，不能还是老思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自由主义没有敌人，或者说，不预设敌人。现在都在谈全球化。怎么化？在哪里化？就在这里化！因为这里是世界主要文明的荟萃之地，而且正在此交锋。现代化既不是西方化，全球化也不是谁吃掉谁。诸文明主体的价值观念，在交往中发生碰撞，互相渗透，经过中和，融会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必将形成新的普世文明，中国也在融合的过程中，完成和平民主转型。
现在美国和欧盟都出现了“和中国融合”的主张。融合比和平演变好听一点，但内涵是一样的，你融合我，我融合你，你演变我，我演变你，融合演变出一个和平来，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什么多极化，战国时代，合纵连横，都是屁话，不知所云。所有这些概念游戏都没有超出毛泽东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都是以争夺霸权为目的，必然导致冷战的复活，历史的倒退。最后是军备竞赛，实力较量，军事卷入，和平死亡。
刘亚洲主张建立西部经济特区，打通欧亚大陆桥，是个好主意。西进要有落脚点，要有交流的平台，表演的舞台，就先由“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但是，为吸取深圳的教训，这个特区不应只限于经济，而应是一个全方位改革的试验区。深圳最大的失败是它放弃了“特事特办”的优势，用祖传秘方来包医百病。它本来应该是冲向全球的龙头，却变成了展示“中国特色”的窗口；它本应眼睛向外，带头进入世界文明主流，却眼睛向内向上，处处向传统回归，向左看齐；它本应全部吸纳国际先进城市的管理模式和经验，建立起新型的廉洁高效的行政系统，却培植出一个贪污腐败、结党营私、为曝丑闻的官僚特权阶层，一个见利忘义的既得利益集团；它本应营造一个资讯畅通、思想活跃、文化多样，维护人权的社会环境，却把它造成一座舆论一律、精神压抑、公民权利被侵犯、劳工利益被剥夺的血汗工厂。深圳创业时，一些老人去参观，曾有“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哀叹，今天人们看它会以为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建起的反帝防修的坚固堡垒。一个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
问：我们宁可再建一百个香港，也不想再建一个深圳。至少香港公务员比较廉洁，贪官污吏没有那么多。开荒牛不是五月花。我们有牛没有花，在雪山之麓是否也开一枝五月花？我甚至想，新特区就叫五月花，从欧盟聘请一位行政长官，由他搭个班子，带上全部行头，来演一场精彩纷呈的大戏，这并不损害国家主权，因为他们都是国家的雇员。民国时代，中国海关、邮政都曾聘用外国雇员来管理，颇有成效，也没出那么多贪污犯。
承认美国天下共主地位对我有利
何家栋：这要看中国政治走向如何。中华文化世界化，正逢千载良机，理应更加开放。但红色江山王位的继承是一种由老王指定的新型世袭制，内斗内耗、打扫屋子还来不及，哪有功夫引进外来人才。中国政治体制带有《水浒传》排座次的梁山遗风，谁坐第几把交椅，出场先后，出镜频率，都有定制，它传达什么资讯？无非是等级森严，不可逾越。世人看在眼里，都觉得滑稽可笑。
反恐战争打响以来，美国已深入亚洲腹地，脱身不得；上海合作组织应时而生，正是八方风雨会中州，上合组织如果发展为经济共同体，为中亚人民造福，也为在这一地区铲除恐怖主义根子创造了条件。中国应坚决摒弃划分势力范围的旧思维，不排斥任何国家，各国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协商解决一切分歧，增进理解，减少磨擦，中美关系也可能因此转为良性互动；如果钻个空子，也可讨些微利，但接下来又可能在其他方面遭到反击，得不偿失。像中国媒体那样采取幸灾乐祸态度，巴望把美国拖垮，或迫使美国撤军，退出中亚，伊斯兰世俗权力土崩瓦解，神权政治强力反弹，不仅欧亚融合将化为泡影，中国也将引火烧身。哈梅内依已经宣告他们有自己的“大中东计划”，也要称霸，内贾德声明主宰“大中东”是伊朗无可争辩的权利。阿富汗、伊拉克民主功亏一篑，内战再起，美国还得卷土重来。我们主张美国留下，中国介入，助它一臂之力，就是希望有关各方坐下说话，不要站着打架，避免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没有美国的参与，中东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问：和美国对抗的前景对中国少壮军人诱惑太大了，从《超限战》到《大国策》都表明，他们渴望有个一试身手的机会。太子党需要以丰功伟绩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以出奇制胜来博得众人的喝采，否则他们就永远是被人鄙视的纨裤子弟。现在中国确实面临一种现实危险，特权阶层为自身利益，不惜孤注一掷。
何家栋：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是一个事实，领导权的确立又是以和欧洲结盟为基础的。但是美国因为单边主义，经常引起欧洲的不满；又因为反恐的双重标准和对人权问题的干预，引起中俄的疑虑，中国还因为台湾问题而使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中俄两国都游离于美国领导之外，并不意味着中俄是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者，而只意味着领导权的实现是有条件的。领导的前提是必须代表被领导者的利益，“没有共同的利益就没有共同的目的”，这话是马克思说的，你不代表它的利益，它就自作主张，自行其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好像还不明白这个道理，而中国的民谚早已道出其中奥秘：“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要建立霸权统治，可以通过单边主义、先发制人，以各种胁迫手段达到目的，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干，不管别人同意不同意。但领导权的确立却必须获得被领导者的支持。对于中国来说，承认美国天下共主的地位就是承认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尽管有不合理之处，也比无政府状态要好。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甘心“做小”，不服气，当第三世界龙头老大，又没有本钱，就只能上窜下跳，做些无用功，弄得美国摸不着头脑，反而于我不利。
中国没有力量改变美国的政策，但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就是不在世界上制造分裂，不站在矛盾的任何一方，和另一方对抗，而是站在矛盾之上，寻求利益共同点，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妥协。中国没有超级大国的硬实力，但应有超级大国的软实力，这就是中国学者提出的以道德银律和道德金律做为行事准则的大家风度，银律出自孔夫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金律来自马克思：“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折冲樽俎，排难解纷，利益共用，由此建立起互信互助互利关系，引领中国进入世界文明主流，完成中国的民主转型。这种前景对于少壮军人也应该有吸引力，为此建功立业，不战而胜，同样名垂青史。
中国特色就是“共产党主义”
问：有人认为，中国如果发生动乱，将由和传统思维决裂的强力部门来收拾残局，恢复秩序，但看刘亚洲们的表现，这种想法似乎没有多少现实性。刘亚洲是在一场“苦迭打”（政变）中走上仕途的，手上没沾血，脚下却踩着尸骨。他的政治立场不能不使他时时要扮演社会主义捍卫者的角色。他说他对战争是有选择的，但又认为徐勤先、何燕然的选择是“操蛋”，赵紫阳的选择是“嚣张”，都是“政治上不行”，只有他一贯正确。他要自圆其说，又说命令不能选择。就是说，他本意是要选择正义战争，却不得不服从非正义的命令。这种选择，不也是扯淡吗？刘亚洲反对在精英和平民间制造分裂，我举双手赞成，但想知道，他在什为时候曾经和平民站在一起？当他把个别人亵渎士兵尸体的行为看作民众群体的暴行，对天安门母亲说你们的孩子死了活该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在挑动分裂？如果他有幸做了多尔衮，是不是也要来个“嘉定三屠”、“扬州十日”？
何家栋：我不知道刘亚洲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他有双重身份，自然有两套逻辑，聪明人总是有办法走出困境的。他说：在军人中他是读书的，在读书人中他是军人。人们欣赏的也许是他读书人的一面，而不是军人的一面。作为军人，有些话不得不说；作为读书人，有些话又不能说，而最不好说的就是那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大人就表示过，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说不清还怎为“坚持”？后来又说：只要共产党领导，怎么干都是社会主义。这分明是共产党主义，与社会主义什么相干？说它是共产党主义，也不是马克思创立的那种“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的共产党。欧洲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原产地，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许多是从欧洲开始革命生涯的。西进战略打通了中国和世界主流文明汇合的道路，也可以说，西进是一场梦幻的寻根之旅，使我们有可能发现文明在扩展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异。刘亚洲说：社会主义是发展中国家必然的选择，想必他也了解下层选择的是公正，上层选择的是威权，上层和下层选择的不是一个东西，虽然都叫“社会主义”。没有自由民主人权的社会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马克思说，他的全部理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条件。如果刘亚洲是尊重马克思的，那么，在重建中国文明模式的事业中，他就不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转自《开放》２００６年２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