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9日讯】黄维才：
刚才听了远宏老师的主持发言和雨樵老师的主讲,我很受震动。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起因和演变因素,他们进行了很多理论上的探讨,我认为都说得很好。特别是他们提到了每一个参与了文革的人都应该反省和忏悔，我是深深同意的。所以在这里我不准备多说文革的动因和个人的遭遇，而是想做一个深切的忏悔。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就跪在床上向主做了一个长久的祷告，为今天的这个讲座，也为今天要谈的这个话题。
我当时脑海里涌现出的是一幕幕自己参与文革时的画面和场景，这种场景和画面过去也是经常会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但过去想起它们时心里翻腾着的更多是不平、失落、愤怨甚至还有仇恨。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辜的受骗者，也是一个遭受了苦难的受害者。但自从认识了主以后，曾经麻木着的灵魂开始苏醒，曾经闭着的管理良知的第三只眼睁开了，它让我遇事不再是只往外看，而是要往内看。加上在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朋友向我推荐的几篇文章，就是范学德先生的“文革忏悔录”和郑义先生的“清华.北大.红卫兵和我”，还有这位朋友写的“心殇”，使我的灵魂受到了极大的震颤。特别是郑义先生文章中引用哈威尔的那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是集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让我对自己的“过去”也进行了不断地深省、反思和一次次的拷问。在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真的就史无前例的无辜吗？我的灵魂真的就那么史无前例的纯洁吗？不错，在文革中我家因为成分问题也遭受过“抄家”；我也因为参加派性斗争而被毒打、被游过街；我的一个亲哥哥也在武斗中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从这点上讲，我算一个受害者。但在文革中我在学校里也写过大字报批判老师呀，而且就因为自己出身不好想挣“表现”，写大字报批老师还比一般同学更积极呢？这个时候，老师是受害者，我却成了施虐者；文革中的成都，到处硝烟叠起，派与派之间争斗得你死我活，我不也积极地参与了吗？在那时所谓的“文攻武卫”掀起的血雨腥风中，多少人死于非命？难道我们这些曾经的拥护者就没有责任吗？；那时的各种舞台上，都是高唱铿锵有力的“毛主席语录歌”，跳的是雄纠纠气昂昂的“忠字革命舞”，我不是跳得比谁都起劲吗？…..
而当我的父亲被挂着“历史反革命”的大牌子弄到院子里面来游斗时，我心里虽明知他是非常热爱毛泽东的（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知识份子的悲剧，被人卖了，还无知地帮着数钱呢），因为他经常都在教育我们要热爱党热爱毛主席，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他怎么会是反革命呢，但我却不敢站出来大声地说一句，“他不是反革命！”只是和我妹妹在家里放声大哭，只会用恸哭来表达自己的痛苦和不满。
细想着在文革中自己面对着这一切非理性非人性的罪恶行径，我不仅没有清醒的认识，而且还积极地拥护和参与，除了当时对毛泽东个人的绝对崇拜，一切行动都以他的指示为准而外，这中间难道没有自己个人的自私、狂妄、偏激、软弱等性格缺陷的因素吗？我还能无愧地说自己只是受骗上当，是“无辜”的，是“纯洁”的吗？
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本来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的我们，他在我们的心中播下了良知、责任、公义和爱的种子。可我们从小听到的是被歪曲了的历史，受到的是虚假伪善的各种教育，又生活在被毛泽东和他衣钵的接班人搞得污七八糟的社会环境里，我们的心灵远离上帝之后，蒙垢纳污，变得麻木冷漠了，变得自私贪婪了，变得“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了，变得“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了。
想想吧，为什么毛泽东一手发起和操控的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危害这样大，遗害这样深，至今还流毒未清，不就是因为撒旦借着毛泽东瞅准了人心中的这些缺陷，将嫉妒、仇恨、暴虐、残忍这些东西塞了进来，并且煽风点火，才会有那么多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悲剧发生吗？
雨樵老师说得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我们这些曾经亲身参与和经历过文革全过程的人来说，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毛泽东发起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动因，还应该反省和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不让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不让我们的下一代再遭受到这样的苦难？作为个人，我们应该怎样清洁自己的灵魂，怎样认清和反省自己的理性，才能在真理和谬误之间作出判断，愿意顺服，坚定自己走上帝公义之路的决心。
今天，当我跪在主的面前向他祷告时，我发出了这样一个心愿，过不多久就是清明节了。我决定在清明节的那天禁食一天，向在文革中无辜冤死的亡灵们致以哀悼，也为我的“过去”向主献上我的认罪和忏悔。
李航：
我非常赞同刚才雨樵老师他们提出的我们对文革要进行反思和反省的说法。我个人认为我们如何去进行反思还要从我们的国民性，从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个方面来说反思。其实文革的发生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和思维方式。因为存在决定意识，有什么样的人民他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不能说有一个形而上的政府完全可以脱离这个土壤，脱离这个人民。所以首先要检讨我们中国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在起作用。我通过自己的思考和看了一些书，特别是有一本书是法国一个作家叫布留尔的写了一本叫《原始思维》的书，这本书里就谈到了非洲和美洲一些原始部落里的人的思维方式，也包括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方式有一个缺点叫做遵从一种“互渗率”。什么叫“互渗率”呢，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它不按逻辑关系，它是反逻辑的，是遵从一种神秘的直觉性的东西，而把一些不相关的看起来完全无关的东西凑在一起。举个例子，一个原始人用一支箭射死一个人，这个原始人从不会去看这支箭与被射死的人之间的逻辑关系，他会认为是一个巫师给这支箭下了咒，所以就把这个人射死了。所以这个人实际是那个巫师杀死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互渗率”的例子。
他这本书里面也分析了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经常遵从一种“互渗率”，就象我们非常熟知的许多人对问题不去深究，不去追究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其中的逻辑关系，而且完全是一种情绪化的，情感化的，把一切都纳入他自己的情感模式之中。比如举个例子来说，当一个东西出现在面前了，我们不是首先客观地看这个东西是什么，而是从一个我的情绪需要，比如说我很恨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正好跟我恨的那个东西有关联，于是这个东西就被当成一个可恨的东西了。他不考虑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而是考虑这个东西对我的情感的影响是什么。
为什么文革这个现象出现，实际上文革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思维方式和我们大部分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毛泽东他倒是要讲斗争讲辩证法,但是多数中国人对这些东西恰恰是差得很远,距离很大,包括想问题的方式都不一样。比如我造某个人的反，在毛泽东的观念里面这是一种斗争，斗争是相互促进的，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你在成长他也在成长，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但是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他不管你是什么，只管我是什么。比如说他要把你批倒批臭，他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情况，他只管我需要把什么东西符号化了，我需要这个符号化的东西是很臭的，要被踏上一只脚，万世不得翻身的，于是就把他踩趴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
虽然现在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从文革中走出来了，但这种思维方式还是在有些人的精神深处存在着。而这种思维方式会表现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宗教生活。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宗教生活中依然存在着情感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就是把自己交给上帝，上帝替我们背了罪了，一切都交给上帝了，你就用不着去想了。我们要反对把一个非基督教的或反基督教的东西划成一个撒旦的范畴，然后你就是撒旦了，我们大家就要去反对你了。我认为这种思路跟文革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就象在文革中把某一些人划成黑五类，对他们踩上一只脚，让他们万世不得翻身这样是一个思维模式的产物。
我觉得中国人反思就要反思我们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必须要引入一种基督教的理性精神。什么叫基督教的理性精神呢，实际上基督文明还有一个很强的优势就是理性精神。它要分清楚，它非常讲逻辑，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它本身客观上是什么，我们要尊重它的客观事实，我们不要更多地带着我们的感情色彩，把自己的感情色彩和客观事实分不清楚，但我们必须要分清楚，这才是基督教精神。应该引入我们中国来改造我们。
（整理说明）：
在这次讲座上有邱老师和唐老师的发言因为录音笔断线未录上，故在此将他们的观点简要说明。他们俩位老师认为文革的罪行就应该由毛来承担，老百姓纯粹是受害者，没有罪过，不应当承担罪责。所以不太赞成反省和忏悔。
在他们表明观点后范美忠先生发言：
在座有人对刚才发言者说到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每个人都应当反思忏悔的说法表示异议。认为应当负责任的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或者造成其他灾难的决策者或者说领导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普通的参与者，仅仅是作为工具而利用，那么，这些作为大多数的群众有什么责任呢？
我反对这种大多数人无罪的说法，一个国家由那么多人组成，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或积极主动地参与罪恶，或被动地配合，或冷漠而胆怯地容忍？少数人又焉有能力兴风作浪，制造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全国性的大灾难？今天我们政治的黑暗腐败，自由的受压制，社会的不公正，较之文革时候又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呢？我们的愚弄了好几代人的掩盖历史真相和颠倒是非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是谁编出来的呢？那些中学政治、历史教师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地充当了愚民的工具，难道说为了生存和内心的恐惧就能作为借口吗？你怎么会没有罪？那些制造出假新闻的人是谁？那些压制新闻的宣传部的人是谁？如果你是其中一员，你怎么没有罪？那些充当共产党帮凶的国安局人员是谁？如果你是其中一员，你怎么没有罪？那些加入共产党这个专制而罪恶的政党的人是谁？如果不是他们为捞取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加入这个，支持了这个罪恶的政党，它的专制统治能够如此长久吗？
如果你并不是上诉这几种状况或类似的人，你就没有责任吗？所有对这些罪恶和谎言保持沉默的人都是有罪的！不仅如此，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罪又或多或少地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这个国家的苦难，你怎么没有罪呢？有的人说，我们不要去发掘和反省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和人性中之恶，而应看到我们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的崇高一面，难道我们能够因为我们的罪恶是因为所谓崇高的理想而造成，罪恶的结果以及我们的责任就可以被忽略吗？在至善的神面前，我们有谁是如此纯洁和崇高的？你的内心和灵魂真的如此高尚吗？
我知道我内心的黑暗与罪恶，也就不敢相信那些自称为绝对崇高的人。有人问，那些饿死的人也有罪吗？一个人饿死与否并不构成在罪上的实际差别，且不说这种结果可能是幸运与否的关系，或者可能是他所处位置不同而已，如果我们的反思仍然不是根植于普遍性罪恶的反思而仅仅流于一种世间的控诉，而不是对自身罪责的反思，那么灾难可能会不断重演。
有人说，我们仅仅是被利用了，难道说一个凶手用一把剑杀了人，这把剑也有罪吗？问题是，你并不是一把剑，剑乃无生命之物，它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不能进行主体的选择，因而无所谓罪可言。但你是一个有自由意志有选择可能的人，那么你就可以选择做还是不做，你也可以选择拒绝作工具的，如果你忠实于自己的良心，忠实于真理，你怎能如此义无反顾的作出如此残忍的行为而没有良心的不安并居然认为自己没有罪呢？你既然选择了充当工具，参与了罪恶，那就是不能以任何理由加以开脱的。
（在此次讲座上还有陈志强先生和纪廷孝先生发言，他们除了控诉毛发动文革的累累罪行之后，有一个观点是在文革中间对当权派的斗争并不为过，因为这些人在以前就做了很多欺压残害群众的事，群众的怨恨很深，当时斗他们也是活该的，是他们咎由自取。这些人就是经过文革也没有得到教训变好一点，现在还是变本加厉地盘剥和欺压群众，如果再有一次“文革”，还应该把他们斗争得更厉害些）。
针对这种观点，范美忠先生作了如下发言：
有人说，文革没错，因为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当时确实有腐化和特权的趋向，难道我们不该起来批斗他们吗？现在贪官这么多，如果还来一次文革，我觉得这些人还该杀，对于当时参加文革，我决不后悔。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腐败确实很严重，政治也确实很黑暗，几乎没有对人权的尊重和正义可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暴易暴，进行一种非理性的报复。社会的专制特权，腐败和不公，一个新建立的政权逐渐腐化，这是一个专制政体必然带来的结果，历代中国皇权专制王朝莫不如此。所有的最后王朝末年，体制崩溃，整个社会陷入大动荡，进入灾难的无政府状态，人民起义对压迫者进行残酷的报复。现在又是如此，我们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忍耐，一旦报复不受惩罚的时候，我们就肆无忌惮，任心中的仇恨和怒火肆虐，使得人间一片血腥。
但要知道，如果没有程式正义，实质正义也是可疑的。手段的非正义就取消了行为目的的正义性。作为个人的我们是没有权力进行审判和裁决的。我们更应诉诸法律的手段。但现在的黑暗的法律制度已经堵塞了我们用合法的手段使正义得到伸张的可能，正在发生的事件似乎也使我的这种愿望看起来虽然用心良好，却未免因不可行而显得书生气。但是历史的恶性循环难道仅仅增加灾难积累仇恨，而我们却不能从中学到任何东西吗？
既然灾难的发生是因为体制，我们就应坚持不懈地谋求建立一个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体制，追求新闻自由，追求人权得到保障，而这一切都应以持续不懈的启蒙和非暴力的努力来争取，虽然这可能并不是那么痛快的，需要坚韧的意志和非凡的勇气的。但成熟的知识份子和公民不诞生，民族的未来就没有希望。既然灾难因为人们的罪，难道不应当让我们这些罪人来到主面前跪下来忏悔我们的罪吗？如果我们真正追求正义和着眼于民族的未来，那么让自己被撒旦控制，图内心的一时之快是决不可取的。而袖手旁观，不履行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肯定是有罪的，而且毫无疑问的应该被谴责。
我们这个国家仿佛电影《卡珊多拉大桥》中那辆驶向深渊的火车，作为火车上的乘客，我们是毫无作为呢？还是为了个人利益向深渊方向加一把力，或者向相反的方向用力，力图阻止火车坠入深渊？历史的未来和我们的个人结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今天做了什么，在似乎无可更改的灾难历史宿命面前，人平凡而坚韧的努力将彰显出自己活在真理当中的伟大和尊严。愿神看顾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和挣扎于其间的人们！
（最后说明：这次讲座还有部分朋友的发言也是因为录音丢失而未能进行整理出来，特在此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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