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0日讯】 “非典”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我这里之所以要把“非典”和“腐败”联系起来，是因为我觉得首先如今的腐败案情很像当时的“非典”疫情。其一是腐败的危害象“非典”，“非典”致人死命，腐败忘党忘国害民；其二腐败的传染性象“非典”，“非典”的传染性极强，往往一人刚住院，这边就跟进一大片。现在贪官污吏如过江之鲫前“腐”后继，尤其是一些地方的“窝案”，说明“腐败病毒”也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再者，在那场抗击“非典”最终战胜“非典”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更值得我们在“反腐”工作中总结和借鉴。
反腐败喊了不止一年，坐牢杀头也不止一人，甚至对那些省部级的高官也都用了极刑。但大小贪官污吏象中了瘟疫一样比赛着贪，不仅所贪财物数量越来越大而且贪官的职位也是水涨船高。尤其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一些地方的“窝案”，贪污犯罪动辄十几人、几十人。众所周知的辽宁省及沈阳市从上到下数十名官员一起成了贪官。据新华社报道，福建省周宁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就是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周宁县，近年来丑闻频曝，除出了个闻名全国“三光”县委书记林龙飞（所谓“三光”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道德败坏的县长孙某（与同住一楼的县纪检委书记的夫人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外，该县还有两名副县长及十多名科局长因涉嫌受贿罪、贪污罪、行贿罪、挪用公款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河南省连续三任交通厅长相继因贪污受贿落入法网后，2004年初，一直在交通厅任职的前河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经理、懂事长童言白，又携脏款举家外逃澳大利亚……等等。可以说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旦主要官员腐败，往往上行下效，一个比着一个贪，最后就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
“腐败病毒”就像当初的“非典”一样正在肆虐，几乎凡有官员的地方就有腐败，且一挖就是一窝硕鼠。如果说我们对防治腐败的重视程度不够似乎有点冤，能把反腐败提升到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足见忧患意识之强了；如果怪我们党员干部自身缺乏免疫力不能抵抗“腐败病毒”的侵入，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人性本身就有“善”与“恶”的两重性，不抑恶何以扬善？而抑恶主要依靠外力；如果说我们反腐败手软不力似乎不合实际，这些年大大小小贪官坐牢杀头的也不少，用刑之严厉世界他国罕见，然而贪婪之人就是不怕死！
那么“腐败病毒”蔓延扩散难以遏止的根源究竟在那里呢？原因固然非常复杂，但是毋庸讳言这里有“政治体制”的原因！说起“政治体制”许多人感到神秘深奥，其实简单的理解就是“政府官员产生的机制”。从一些贪官的腐败历程中我们惊奇的发现，贪污受贿往往是从“买官”开始的，现实中升官的主要渠道就是要得到上级主要官员的肯定，有些人没有能力没有政绩就用钱来买，然后在新的职位上再做“权钱交易”，获取更大的利益。由于一级官员只对他的上级官员负责，因此在本级便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包括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另外法律法规存在不确定性，难以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比如说法律以贪污受贿多少多少元钱为立案标准，只要不超过这个标准便万事大吉。可是正是由于这多个“小恩小惠”，最终使他们滑向深渊，最终“成就”了一个个大贪官。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不可逆转的融入了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之中，公平、公正、公开的现代经济体制，必须要有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否则，面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大潮，我们将有更多的政府官员被无情的淹没，反腐败的道路也会更加漫长和艰辛，反腐败投入的成本和收益也会更加不成比例。
曾几何时“非典”来势汹汹不可遏止，其原因首先是我们在“非典”初起时重视程度不够；其次是因为我们对“非典”病毒认识程度不够，导致我们的防治措施不得力。但后来当我们发现“非典”已经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与“非典”的斗争已经是“你死我活”性质的时候，我们用上了所有“先进”的东西，包括制定防治措施，建立所需的体制、机制，与国际卫生组织合作等等。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我们对待舆论和媒体态度的转变，使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获得最广泛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从而调动了最大的决定性的群众力量，这是我们最终战胜“非典”的决定因素。
抗击“非典”的许多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我们在“反腐”工作中借鉴的，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建立“依靠群众让群众做主”的机制，即实现“官由民选”，让人民来监督“公仆”，让“公仆”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上级“老板”负责；进一步制定具体的可操作性法律法规，真正使法律法规对腐败起到“防范和警示”作用。这样才能彻底消除“腐败病毒”得以滋生的温床和土壤，从源头上斩断“腐败病毒”的基因链接。
转自《民主论坛》2006-04-09(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