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北京大学的一个课题组透过网路模式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社会的各个群体中，农民的收入最少，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最低。中国农民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为什么这么低？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冉伯恭和三一学院教授文贯中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记者：北京大学的一个课题组有关国人生活质量的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对这个生活的信心和希望最低，不知道您们两位教授听到之后有什么感想。冉教授请您先讲。
冉伯恭：依我的看法是农民对生活和经济方面都没有信心，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希望的问题。中共官方过去采取了很多政策，但是很多农民对这个经济和经济的未来根本没有信心，认为没有希望，我认为经济困难的本身当然是个问题，但是还不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基本问题是真正对将来经济有没有希望，过去在做改革的时候，大家都了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开始发展包产到户、取消公社，最后发展乡镇企业。
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期，中国乡镇的经济情形并不比现在好，但是当时一般农民都很有希望，他认为将来经济会更好，人民精神上，前途是一片信心，对经济发展有信心。现在中共政权怎么样除了在发展各种新政策、新措施以外，给予人们建立起希望。
记者：冉教授就宏观上来讲问题，那么就沿着这个思路往下讲，请文教授讲一讲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农民对生活的希望和信心最低，您听到这个消息您有什么感想？
文贯中：我的感想是两点：一个是说并没有觉得很意外，因为即使没有这个调查，我想在中国各个阶层当中，应该是农民对现状最不满意然后最失望，信心也最低。第二、我在东北也插了好几年的队，所以对农民还是非常有感情，看到他们现在对未来如此的没有信心，当然也是感到很伤心。
刚才冉教授也提了如何提高农民的希望，官方最近这两、三年来对农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像农业税的取消、粮食生产加重补贴。另外，现在确定义务教育资金用县的财政来支持，是出台了一些措施。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说，第一、农民的状况要改变大概不是短期之内能够做到的。
第二、我觉得目前中国现行的制度里面有很多歧视农民的地方，好比说工业化和城市化当然是大量利用农民的廉价劳动力，但是一般农民很难在就业的地方就地定居下来，这个就给农民一个很不好印象，就是说我辛辛苦苦工作但是几乎是留不下来的，在城市里面或者在工矿区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东南沿海的繁荣很难为农民所分享。
记者：对于怎样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文教授有没有什么思考？
文贯中：增收我是这样想，中国的耕地是极为有限，而且每年在慢慢缩小，因为是住宅用地、工业用地和一些所谓交通用地的关系。农民要增收，最主要的方式是农民的数量要绝对大大下降，中国现在农民的数量没有明显的下降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农民到东南沿海打工，到城市那边打工很难留下来。
记者：冉教授对文教授讲的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冉伯恭：我觉得原来过去七十年代在中国发展乡村企业、建立新的小城镇，我觉得那个政策是相当好的政策。我在美国也曾发表文章就是，我对当年觉得限制这个大城市发展，鼓励小城市发展，最近当然中共已经放弃了这个政策，在集中在发展大城市，但是对乡村和企业的发展根本是忽略了，没有再继续鼓励和培植协助。
我是希望中国可以再从新对乡镇企业增加协助，在经济方面、资金筹措方面、设施方面、市场这一方面再对乡镇企业多加协助，这样可以使起码一部分农民也可以说有半农半工半商的性质，增加他们的收入。
记者：咱们现在谈谈教育问题。好像是有一个数据，如果所有农村失学儿童都上学的话，那么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在校生就有1.3亿人，需要经费每年是675亿元。我弄不懂的地方就是说这笔经费国家中共官方真是没有能力来解决吗？
文贯中：从过去几年的情况来说就是没有能力。地方上如东南沿海、大城市周边当然是没问题，但是广大的中西部有很多县很穷，它们就说它们没有这个钱。
记者：冉教授对农村义务教育问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冉伯恭：全国义务教育没有中央协助，当然地方不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但中央有没有这个钱逐年的提高教育经费达到这个目的呢？当然就看中央认为九年教育是不是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和依据各方面的需要来衡量哪个重要？
我相信各国政府都是一样的，很多项目都需要钱，看哪一个项目更重要，比如说国防比较起来，看是国防重要还是九年义务教育重要。
文贯中：我非常赞成冉教授的意见。就是说义务教育的重要性应该把它提高，中央应该认识到这是长期的当然又带有急迫性的，因为如果几亿农民他们现在的小孩长大以后仍然是没有文化的、仍然是素质很低的，那么这个国家是不会长治久安的，所以我觉得教育是最最重要的。
（据自由亚洲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