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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超女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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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8日讯】最近在中国民间卷起一股“超女”热潮,“超女”这一字眼在媒体上频频出现。所谓“超女”,就是湖南卫视主办的“超级女声”节目,是湖南卫视借鉴美国的大众选秀节目“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之后推出的一个大获成功的电视节目。超级女声节目声势盖过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歌手大赛。

上届“超女”冠军得主李宇春,前不久被美国的《时代》周刊亚洲版评为“亚洲英雄”。几乎所有的“玉米”都希望收藏一本李宇春为封面人物的亚洲版《时代》周刊。为什么一个文艺类的节目会创下国内第一收视率,成为辐射全国、牵动千百万民众的“大事件”?民众如此强烈的反响,究竟为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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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民众之所以热爱“超女”,是因为站在舞台上被选的不是帝王将相明星大腕,而是普通的“庶民”;而担任评委的不只是几个有身份的专家、权威,用去掉一个最低分和最高分的几个人投票来决定,而是千千万万老百姓自己用发短信来投票选出。“海选”的整个过程不问出身,不问来由,只要愿意,谁都有机会参与;而任何人,不管你是否委员、代表、官员、名流,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你都有权利通过“拇指投票”(发短信)选出你心中的明星。正如许多网友评论的:“广泛民众的投票、参与和观看,在造就’超女’ 的同时,也造就了民众自己的’平等且自由’的经历。”

确实,超级女声所隐含的社会参与激情,令许多人感到了一丝振奋。观众喜欢超女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点,是因为整个活动打破了过去电视选秀的选举规则和程序,体现出从未有过的民主性和平等性,使广大民众有了一个难得的“主动参与和选择的机会”。

人大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说:毕竟中国能够实际的完全用投票的方式进行选择的机会比较少。而中国人又已经普遍地接受了“民主、平等”的观念。有了这种基本理念,总要通过某种方式释放出来,体现到生活里面。而超级女声的竞选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而且是相对透明的游戏规则,使人们对自己的投票结果有自信。

社会学家李银河也认为:“超女”活动使人们体验到自己能够发出声音了,自己的意愿能够表达了,不管表达点什么吧,总之是表达了,而且奏效了,这对于人们摆脱“无力感”是一种帮助。

而上海大学教授朱大可则干脆认为超级女声是一场“美学民选”的预演。它首次允许民众参选、投票和建构自己的偶像体系。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文化本身。

总部设在美国的《中国事务》主编伍凡先生分析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手机、短讯投票,用这种方式把它选出来的,这含意就不一样了,这个就让人们觉得我可以决定谁是我最喜欢的人;你中央电视台二十多年来每一次拿出来的东西,我不见得一定喜欢,我也不能有权利决定我要不要听你的。但是“超女”这个东西出来,我自己有权利可以决定,喜欢他我就投他一票。”

由此看来,许多学者、评论家和公众有一点共同看法,即选“超女”的做法和在其过程中群众表现出的热情之意义,已超过“超女”活动的本身,其民民主选择的精神应该弘扬,群众民主选择的权利应该被尊重。

但是网上也有人感叹世风日下,“一个博士不如一个超女”,认为这才是扼杀人才的利器,但同时认为与权力绝对化无关。这个观点很容易模糊人们的视线,以为是超女打倒了博士,娱乐击败了学术,其实,如果不是绝对权力封杀了所有正常的人类精神空间,刻意地让芸芸众生把自己的有限精力都耗费在饮食男女上面,以追求娱乐最大化为唯一人生鹄的的话,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是不至于如此迅速地沦落到单纯娱乐化的生物学水平上。正是不容说“不”、不容质疑的绝对权力操控了整个古老大地,日复一日,逐渐着将万物之灵长打造成乖顺的奴隶、消费的生物、娱乐的机器。娱乐化社会的背后就是权力的绝对化,就是没有制度约束、没有舆论监督的权力可以任意地发号施令,享受一切人间奢靡,贪婪地攫取经济、社会的所有资源,以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凌驾在全社会的利益之上。在这样的社会格局当中,处在权力集团以外的百姓也得活啊,总得让他们在吃饱以后有个找乐、发泄之处,娱乐就是最好的选择。爱因斯坦曾批评过一根脊髓就可以满足全部需要的生命,也批评过“猪圈的理想”,今天的可怜又可悲的国人们不过多了点“娱乐的理想”。

有人批评现在的媒体“不惜引入色情和无聊来填塞人们空虚的灵魂,目的就是让人们停止思考”。实际上,媒体也是个冤大头,在这也不许报导、那也不许评说的夹缝中,动辄得咎,小到写检讨、罚款,大到抄鱿鱼,甚至被投入囹圄,媒体和媒体人还能有多少作为?毕竟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不可能要求多数人去牺牲自己。对媒体而言,唯一还有点自主性、可以施展身手的也就是娱乐这个方向,从芙蓉姐姐到超级女声占据主流、成为社会焦点绝非偶然。不是媒体天然地想要人们停止思考,媒体的能量还没有这么大,谁不知道媒体头上垂着一把权力的利剑,随时都可以斩断一切人间美好的东西。体会到绝对权力的强大无敌,我们也就只能对媒体的作为表示同情了。同样,对于超女们,对于那一张张或稚嫩、或世故的面孔,对于那些以娱乐为人生全部的女孩子,我们也真不忍心把批评的矛头对准她们。娱乐何辜,超女何辜,她们都是有病的时代的产物罢了。

2005年的超女总决赛,相信许多观众都有一种感觉:企盼了许久的高手对决,最终办成了一场联欢晚会。有访问所谓的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有海外游子的关注,有中共一贯的歌功颂德的歌曲。更为搞笑的是,派来了两位祖母级的超女,给这些超女来个现场的“传帮带”,以示伟大的歌唱事业后继有人。什么马奶奶是大军区副职的待遇,黄奶奶是几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就差赵老师和倪阿姨站在台上,声情并茂地念:“驻守在帕米尔高原某哨所的边防战士发来电报,电报里说,超级女声使他们感觉到,献身边疆,青春无悔。”这就好比空腹两天,专等着一场盛宴,谁承想端上来的是一盘炖得乱七八糟的大杂烩,最要命的是不时还吃出老鼠屎和苍蝇。

其实,这一切已经被许多人预料到的,但民众总希望“奇迹”出现,也许这次老虎打盹了呢?然而谜底揭晓:老虎的眼睛一直睁得大大的。

无论人们对超女有哪些不同的评论,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超女是今年夏天中国最热门的话题。超女创造出新的流行用语、新的收视习惯、新的社会话题,还创造出全新的娱乐偶像,甚至新的审美标准。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改变整个中国电视娱乐的方向与格局。

历史证明,一个伟大的民族,只有每个人能真实地代表自己的利益,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因为每个个体都是人民与国家中的一员。一个人少了一份笑容,这个民族与国家就少了一份笑容。只有每个人以己之喉舌,唱出心底的歌声,才能真正唱出国民之声。

“想唱就唱,要唱得漂亮”。这不仅说出了超级女声们的心声,在一定程度上说,它也是中国人的生活宣言。“我的快乐我做主”就是“我的生活我做主”。换言之,今日中国人的生活,理所应当地由每一个中国人自己做主。中国人的幸福之声,就是要从每个中国人的喉咙里发出,它是原汁原味的生活之声,追求自由幸福的声音。

总结一个开放的社会的特征,法国电视台经济记者弗朗索瓦.德克洛赛在1982年写道:一个好的社会,关键要看流动,人们“能上能下”。抛弃偏见与俗制,一切从零开始。事实上,超级女声之所以能带来万人空巷的盛况,正是因为它为观众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虽然它并不至臻至美,但是借此人们可以在一个相对透明与公平的环境下,见证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孩,从名不见经传到一夜间造就无数自称“玉米”、“盒饭”、“凉粉”的歌迷。一方面,超级女声们凭着自己的天赋与不懈的努力,通过海选与一轮轮晋级与PK,赢得鲜花与掌声;另一方面,同样有许多优秀歌手可以自信地笑在鲜花与掌声之外。

其实,无论冠以多少高尚的修饰词,民主就是这么简单,简单得可以在一场纯粹娱乐性质的超级女声比赛中被不断演绎。民主的精髓无非是两条:让民众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势力操纵地选择自己的利益代言人,通过公开竞争的程序决出由谁来代表最广泛的民意;民主允许不断的试错。如果经历一段时期的观察,民众发现自己选举出来的人并不完全符合心意,在下一次换届选举中,他们会用脚投票,让这个不合格的人下课。

今年的“超级女声”在全国开设了广州、杭州、郑州、成都、长沙五大唱区,但没设北京唱区,因为要顾及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态度。 但愿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不是只能表现在“选举超女”上,但愿这场盛大的游戏,并不仅仅只是游戏!(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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