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黑家有一只“黑羊”的话，我应该就是那只黑羊。
我在家排行老二，和大哥立言相差十四个月。因为年纪相近，母亲常让我们穿一模一样的衣服，好像我和大哥是一对双胞胎。
不过，我和大哥真的是很不一样。大哥功课很好，常常考班上的第一名，而我呢？如果班上有五十名学生，第四十八名通常就是黑立国。
记得小时候，因为父亲到美国罗耀拉大学攻读硕士，全家跟着在美国住了两年，然后又搬回台湾，学校老师担心我们的功课会跟不上，主动提议要帮我们课后补习，大哥很听话，就参加补习，而老妈虽然提醒我：“如果不补习，会考鸭蛋哦！”我还是死不从命。
考试成绩下来了，大哥的成绩果然很好，而我真的就考了一个零分，而且还很高兴的跟老妈说：“妈，真的给你说中了，我今天国语考鸭蛋。” 哭笑不得的老妈，居然也没骂我，只是对我说：“下次你就会进步，考十分，一个鸭蛋加一根油条。”
除了功课不好，我还调皮捣蛋，从小就对鞭炮情有独钟，常放鞭炮去攻击别人，甚至跟邻居的孩子“开战”，用冲天炮你来我往，搞得“烽火四起”。有时候，玩鞭炮玩过头，甚至连农夫田里的稻草堆都遭殃。
我的脾气也不太好，很容易生气。有一次，老爸开车载全家由L.A.沿太平洋一号公路到旧金山，我大概是晕车身体不太舒服，情绪处于“低气压”状态。经过漫长的车程，我们到一家中国餐馆用餐。餐桌上有个圆形转盘，上面摆了一小瓶酱油，不知道是谁把酱油转到我面前，我突然一股火气窜上来，手一挥，“哗啦”一声，把酱油瓶打翻，很不高兴的说：“是谁要我吃酱油？” （至今，老爸仍不时跟我开玩笑：“黑立国，你还记不记得‘哗啦’？”）
进入青春期的我，脾气就更硬了。那时候，我们又搬到了美国，家里养了只圣伯纳犬，我们几个孩子要负责清理狗大便。有时脾气一来，我就用铲子铲起狗大便，倒在邻居家的院子里，惹得对方很不高兴，跑来向父母亲告状。
到了高中，我功课还是没起色，只对运动感兴趣，老妈开始有点急了，忍不住问我：“你不想上大学了吗？”
我反问她：“为什么要念大学？念社区大学有何不好？垃圾车司机赚的钱还比老师多两倍，你知道吗？” 老妈也够绝，回了我一句：“以你的体格，考垃圾车司机绝对没问题。”
我没把她的话放在心上，继续跑去运动、打球。当时，我的父母应该也对我不抱太多期待了。
然而，突然之间，命运出现了转机。
高二那一年，因为摔跤教练的鼓励，我开始对读书感兴趣，成绩就像加足油门的飞机，一直往上攀升，甚至还申请到UCI（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跌破不少人的眼镜。大学毕业后，我顺利申请进UCLA的医学院，成为一名医生，后来进入西雅图一所社区医院工作，并在二十九岁时担任院长。
从当年抱着零分回家，到现在担任社区医院的院长，有些亲戚还是会跟我开玩笑说：“黑立国，以前看你四肢发达，没想到，头脑也不简单！”
包括我的父母，许多人都认为，是因为高二时遇上了那位摔跤教练，才让我完全变了一个人。至今，我还是很感谢那位教练的鼓励。但是，我也没有忘记，在成长过程中，父母亲用最大的耐心和包容，让我尽情做自己，从不因为课业表现不佳，就觉得自己矮人一截。
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份自信心，才会让这看似神奇的逆转，发生在我身上。
摘自: 大好书屋出版《黑幼龙慢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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