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31日讯】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在“中国事务”网站看到张鹤慈二00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发表的文章“厦门模式”后，给该网站主编伍凡先生发去一封反驳张鹤慈观点的短信，今天，我想把这封短信发展成一篇更详尽的文章，进一步讨论张鹤慈对中国维权运动的简单、僵化的“模式”分析。
张鹤慈对中国维权运动“模式”分析的简单、僵化在于，他只认同一种维权“模式”，即，不触动中共极权政府要害、根本利益、或敏感问题的维权“模式”，而其他维权“模式”他都视为“过激”。
当然，人民的任何维权“模式”都属于人民的正当维权，无可非议。“厦门模式”是正当维权，无可非议。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的所有问题的上书的维权“模式”也是正当维权，也无可非议。天灭中共、抵制奥运、人权圣火、成立过渡政府更是戳中共要害的维权运动，更无可非议。应非议的是张鹤慈的以一种维权“模式”去否定、诬蔑、攻击其他维权“模式”的僵化的思维方式和混乱的思维逻辑。最低劣的攻击是张鹤慈这段诬蔑说辞，“而那些所谓的政治维权、抗暴维权，不过是把维权当做夺权的一种手段，是把维权民众当枪使。这样的‘维权’不能培育维权民众的公民意识，只能培育他们的暴民意识。”
更可笑的是，通过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和混乱的思维逻辑，张鹤慈荒谬、错误地总结厦门维权成功的原因，并错误地认为，“海外高调民运的不介入，反而是厦门事件，民间可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实际上，厦门维权成功的原因是再明显、清楚不过了。在厦门市区建造一个如同于放了一颗原子弹似的剧毒化工厂，不但威胁着百姓的生命，也威胁着地方官员以及他们的孩子和亲属的生命。所以，反对在厦门建造剧毒化工厂这一维权活动成为中共政府官员和百姓的共同利益了。
厦门维权运动成功的原因确实如此简单，在一个城市中，官民同受污染之苦、同遭生命威胁的这个共同利益是厦门维权运动成功的必要条件、根本原因。因为，三十年之久的、以环境和人民生命为代价的经济发展使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最后终于感到，以破坏环境来发展经济已经威胁到权益者自己的生命了。
所以，厦门维权运动是属于官民利益一致的维权活动，它的成功全在人们意料之中，与“海外高调介入”与否毫无关系。
厦门维权运动不同于任何一个触动中共极权统治根本利益的、势必会被中共政府镇压的维权运动，也不同于以下几个张鹤慈文章中褒贬不一的对中共独裁统治有直接冲击的维权运动：维护新闻自由的维权运动(张鹤慈谈的所谓“冰点模式”)；组织新党的维权运动(张鹤慈诬蔑的百姓自行组党的活动)；停止迫害法轮功的的维权运动(张鹤慈耿耿于怀一直攻击的05-06年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维权运动)。
张鹤慈费尽心机地摆龙门阵，摆出他所谓的“必要条件”和“模式”，其用意无非是要误导读者，无非是想用厦门维权运动去否定他指出的和他未指出的所有他认为“过激”的、触动中共极权统治根本利益的维权运动。
张鹤慈最想否定的是他两年来一直在诬蔑的、使他臭名扫地的05-06年的维权运动─高智晟律师发起的停止迫害法轮功的维权运动。由于厦门维权没有出头的领袖，他就僵化、简单地作出推论，影射05-06年维权运动的领军人物高智晟律师是“人为制造的英雄”。他说“维权运动最需要的不是英雄，而是大众出于内心的共同参与；维权运动更不需要人为制造的英雄。”
厦门维权运动的特殊性和简单性在于它牵扯到了每个人的生命，因此，厦门维权运动没有唤醒民众的艰难，所以，厦门维权运动不需振臂一呼的英雄、领袖，只需手机联络就可把共同利益的民众轻易地联合起来。试问，在中共铺天盖地地恐怖镇压下，为法轮功维权有那么容易吗？！
停止迫害法轮功维权运动是直戳中共死穴的维权运动，它与厦门维权运动的本质截然不同，张鹤慈把这两类本质截然不同的维权运动混为一谈，极尽诬蔑，并用一种否定另一种，不过是小儿科式的偷梁换柱“模式”。
世间事务多种多样、千变万化，更何况中共极权侵犯人权、作恶多端的“模式”更是种类繁多、变幻无常。所以，人民大众对中共暴政的抗争、维权也不得不因此随之不同，维权“模式”也因此不计其数。某些“模式”也就自然涌现出英雄、领袖，民众运动的历史也证明，民众运动必然会产生英雄和领袖。
在冤情遍地、怨声载道的中国大陆，大、中型人民维权抗争运动一年就达八万多起，而“厦门维权”只是其中一起。在众多维权种类和“模式”中，“厦门模式”也只是其中一种、其中一式。而且，像“厦门维权”这种官民利益一致的维权“模式”只是众多“模式”中的极少数的“模式”，而大多数人民抗争政府侵权的维权“模式”都是官民利益相对立的、政府必定会采取极端手段屠杀镇压的“模式”。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因为，专制统治者首先关心的是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而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常常是和民众的权利和利益不一致，甚至相反。
所以，虽然“厦门维权”成功了，但是，它并不说明中共极权政府反人民的本性会因此而改变，也不说明中共腐败政府的侵权行为会因此而减少，更不说明暴力起家的中共政府会因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广东省汕尾市东洲村的维权案例就是政府无视人民利益，用极端手段杀戮镇压维权农民的众多恶行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二00五年六月，汕尾市政府在东洲村征地建火力发电厂，村民自发组织在汕尾红海湾风电厂前静坐抗争。抗争至今两年多来，东洲村民已遭受了数次严酷的镇压。
二00五年十二月六日，汕尾市出动数百名警察和武警进驻电厂主控楼，拆毁村民们搭建的竹棚，并逮捕了带头的三名村民。逮捕事件激起了数千名村民前来包围了电厂，随后一千名武警赶来增援，与村民们形成对峙。警方先发射催泪瓦斯，随后开枪镇压，镇压导致多名平民伤亡，死亡人数说法不一，从三到数十人不等。
两年来，汕尾东洲农民一直没有停止抗争，就在两个星期前，二00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近千名武装警察再次进驻东洲村，抓捕维权村民，村民抗议要求放人遭警犬及武警镇压，警方施放催泪弹，导致数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九个月大婴儿。
政府对东洲村民这两年来的镇压说明了什么？东洲村民长达两年半的维权不能成功又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极权政府无视人民利益、反人民的本性必定导致它采取极端手段杀人的必然规律。
那么，是不是由于极权政府反人民的、残酷的杀人本性，人民一方就会因此停止抗争、俯首帖耳了呢？根本不会，因为维护自己的权益乃人之天性，人之本能，这天性、本能是杀不尽，灭不绝的。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私房、财产是百姓的命根子；信法轮功是法轮功修炼者的命根子；拚死维护自己的命根子实乃人之天性和本能，决非“过激”。所以，这种抗争、镇压；失败再抗争，再镇压的“模式”会反复地、此起彼伏地较量、进行下去，而且会彼渐弱我渐强地发展下去，直至人民最终成功。
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抗争、反暴政的历史早已多次证明了此点。这种政府与人民对立的利益之争都是在镇压和抗争的无数次反复较量下进行的，虽然抗争一方的人民总是要经受长期的、无数次的失败，但是人民的抗争既不会因为这种较量的失败而消逝，也不会因为极权暴政的残酷而停止。高智晟律师这样的有良知和勇气的英雄还会不断涌现、前仆后继。今天中国维权运动的现实也已经证明了这点。
那么，掌握武警、军队的极权政府与手无寸铁、无权无势的村民发生暴力冲突的责任在谁？无庸置疑，责任当然在大权在握的专制极权政府，决非在被剥夺了天赋人权的、激愤的民众。
张鹤慈们以“过激”、“策略”来咬文嚼字地胡诌八扯，自以为是地高谈阔论，对实际行动的维权人士指手划脚，真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有些人还竟咬文嚼字指摘说，“维权”是因为本来有权可维，中国人根本就没权，为何叫“维权”？试问，那些被强拆的私房、被抢夺的财产算不算人家本来就有的？天赋人权是本来就有的？还是本来就没有的？人家在实际维权，他在那跟用词、“模式”纠缠不休，这些酸腐至极的所谓律师、独立作家们，怎么不令人反感，失望？！
张鹤慈这两年发表的众多胡搅蛮缠的歪理数不胜数，他的不要过度刺激中共的谬论绵绵不绝，并且已经形成一种所谓独立作家们的独特思维和行为的“张鹤慈模式”。
“张鹤慈模式”对一切不附和他们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的维权都采取否定态度。如果人民对极权政府必定要镇压的维权仍然坚持抗争，如果维权“模式”触及了中共敏感神经或法轮功这样的要害问题，张鹤慈们就会发出他们的深奥费解的“模式”来唬人，什么过激啦；什么所谓的政治维权、抗暴维权，不过是把维权当做夺权的一种手段，是把维权民众当枪使啦；什么高处不胜寒，与魔鬼做交易啦；什么维权不要政治化啦；什么不要做国家敌人啦；什么反抗的起点是在共产极权造成的人性废墟上啦；什么自我膨胀为“一览众山小”的道德傲慢啦；总而言之，几年来，这些不可能再酸腐、再深奥、再抽像的、说教加攻击的“模式”引得我这样的、对国内维权关心并“高调声援”的海外侨民，不得不“高调”反驳如此酸腐荒谬的“张鹤慈模式”。
“张鹤慈模式”只字不谴责中共对人民抗争维权运动的残酷镇压，反倒总是在旁边对惨遭中共镇压的维权运动进行负面渲染。可是，“张鹤慈模式”很难奏效，因为连共产党的杀人“模式”都灭不了人之天性、本能，张鹤慈们的纠缠不清、深奥难解的“模式”必然很快就灰飞烟灭，化为乌有。
我在此“高调”呼吁，我们海外侨民不但要“高调”声援中国人民的一切抗争维权运动，我们更要“高调”声援那些势必要被中共镇压而失败的维权运动，因为只有这种触及中共极权统治要害的维权抗争才是中国取得自由民主达到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只有这种触及中共极权统治要害的维权抗争才能最终使中国走向自由。
二00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原载《自由圣火》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