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9日讯】多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问题，实际上一直为民间诟病。
近日同时在《民主论坛》上读到张耀杰《公共权力应该还利于民》和方影竹《两个截肢童拷问胡锦涛》的文章很令人感触。前文从宏观现实出发，以大量资料说明中国还是一个公共资源相当匮乏和不平等的国家，进一步上升到公共权力要还利与民的问题。后文则在微观上，仅仅对中、非两个截肢儿童的几点比较思考中，拷问中国目前对对内和对非洲政策的轻重缓急。
据张文揭示：2006年度政府慷慨地拿着大把美元支持朝鲜、古巴、东南亚及非洲各国。本国的下岗职工、失地农民以及高强度工作的汽车司机、建筑工人等工农大众相当多的劳苦民众偏偏没有生活出路，不能享受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该文提出政府的“第一职责是还利于和服务于本国公民”。
被中国医疗队救助的病童是非洲三岁男孩乔丹。他幸运地遇到中国医生的救治，保住肢体。第二个遇到四肢残缺命运的女孩子叫周琳。她致残在中国，但中国没有给她应有的治疗，只给了她上访和乞讨的命运。靠因缘际会，她被一位美国公民带回美国才得以接受八次大手术。
这两篇文章都涉及到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问题，都在中国免除非洲国家债务和继续大规模对非洲国家提供无偿援助的背景下写作的。事实上，中国和非洲的渊源并不深，没有法国、英国那样的历史联系。毛泽东时代有一个支援世界革命的响亮口号，对外援助有浓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色彩，援非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援助，而且这些援助在不同历史阶段被赋予不同内涵，其特点被概括为“无偿”、“无私”、“真诚”，目的据说是为了“中非之间形成和发展全天候的好朋友、真诚合作的好伙伴、情同手足的好兄弟”，而这样的“好兄弟”越南、阿尔巴尼亚耗费了多少中国人的血汗，有目共睹──越战之后，在胡赵时代一度反思这个问题，韬光养晦保留了一个时期的务实姿态。可是这种态势在2000年之后伴随着“多极世界”（中国独占一极）、中国世纪、大国崛起的呐喊再显峥嵘，为的是体现大国“责任”。
目前已经确定：为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促进中非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的合作，中国政府将采取以下八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１、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到2009年使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比2006年增加一倍。
２、今后三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
３、为鼓励和支援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基金总额逐步达到50亿美元。
４、为支援非洲国家联合自强和一体化进程，援助建设非洲联盟会议中心。
５、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
６、进一步向非洲开放市场，把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受惠商品由190个税目扩大到440多个。
７、今后三年内在非洲国家建立三至五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
８、今后三年内为非洲培训培养15,000名各类人才；向非洲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在非洲建立十个有特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非洲援助30所医院，并提供三亿元人民币无偿援款帮助非洲防治疟疾，用于提供青蒿素药品及设立30个抗疟中心；向非洲派遣300名青年志愿者；为非洲援助100所农村学校；在2009年之前，向非洲留学生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由目前的每年2,000人次增加到4,000人次。
中国在非洲的发展虽然很快，但主要是劳务输出和石油进口，其实，中国离非洲还很远。地缘意义上无法和法、英比较，战略意义上无法和美国相比，比外援烧钱无法和欧洲七国比。最要害的是：内忧种种，权力资本、官本位导致的权贵私有化的灾难亟待解决，迫切的是独善其身，而不是“解放天下”，也不是在某些方面与经济强国争脸面，论高低。诚然，非洲有几十个国家，是世界各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最大的票箱，也是中国攫取“道义资源”的宝囊。但是，中国崛起必须融入世界文明主流，放弃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暗昧心态，才可能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而非洲小兄弟啦啦队的作用毕竟有限，不宜舍本逐末。愚以为，中国离中国的苦难和问题最近，离非洲却还远。
（2007年2月6日于青岛咫尺居）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