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日讯】阿涛：在下想就严正学的事与阁下做些交流。交流的目的不只是为放人，也不是只放严正学一个人：既然你干涉了高耀洁老人赴美领奖的事，就证明你知道你的人在这个老人身上干了什么，并且知道谁对谁错，证明你对你的党面临的处境有着清醒的估计；从而也可以证明你对严正学、力虹、杨天水、陈光诚、高智晟……等等一系列案子有着与我等一样的价值评估：你知道他们是冤枉的。并且你是以不残酷、不暴力、不冤枉百姓就不是共产党，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个先验的心态为出发，才使你即使看到了那惨不忍睹的画面，听到了撕人心肺的呼救也装作没见到、没听到的。
你知道你的党是世界上最贪婪、最无耻、最残暴的，由你的党所主导的案子就没有一件不是冤屈的。你一再地向你的党发出警告──被历史所唾弃、退出历史舞台等等，你为什么不变空洞的警告为实际的行动呢？
问题不在于你看没看清，而在于你有没有政治远见、你是不是政治家。政治家首先得懂得自己是人子、不是党匠！你至今还没从党茧里挣脱出来回到人间，回到人的立场，还不明白你是应对同类负责、还是对根本什么都不是的党负责。你身上没有气象，这才是你的悲剧的要害之处。
我要说的虽是严正学的案子，但谈的却不是案件本身。我向你恳求的是从党的概念的束缚里挣脱出来、回到人世间。
一、哪有什么敌对势力？
被你挂在嘴上的“敌对势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实都是你的自欺。你不妨照我的提示想一想：人又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事实，而是自然界里的；人的全部性质都是客观的──在还没成为能主观之前就已经了的，不是那个人自已想要就能要、想丢就丢得了的。人的性是从天那里来时就带有的，这才是本质，且人只有这么一个本质。本质里哪有什么“敌对”性？只有主观意志才能体验到敌我──所以“敌人”、“反革命”、“敌对势力”……等等都是个人意志的误用，纯是欲望膨胀时碰上障碍由意志完成的一种假设，没有一点根据。请阁下想想：我们说的“我”字，不就是意识的发生源吗？所以每一个“我”都天生就从我出发，“我”怎么会不把一切违背“我”的力量理解成抗阻呢？对抗只是主观的感受，不能在客观世界里被证明──人人都是客观世界中的。你把它想成敌人它则是敌人，你把它想成盟友它则是盟友──管夷吾之对齐桓公有谋杀之仇，当然是敌人。可是要想使国家“崛起”，他却是人才，就又成了“仲父”，管夷吾的努力使齐国成为霸主。所以才有“齐桓用其仇，一匡天下”。魏征对李世民，也有谋杀之罪，却演绎出君臣相知的典范。可见“敌对势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只是主体的一念之差！彭德怀、刘少奇的“反党”还不都出于毛皇帝的一念间？齐桓公、李世民通过一念的调整而化敌为友，你胡锦涛也不是不可以，只在于你有无这个觉悟与境界，只在于你是对生灵负责、还是对党负责的觉醒！
就以邓小平为例吧，老毛高了兴他就是接班人，不高兴就是走资派；又一高兴就从走资派变成可主持军委的副主席，再一不高兴又从副主席变成了还乡团……敌对不敌对还不是任着毛皇帝的高兴不高兴？哪有什么客观的标准？可是，那“１＋１＝２”呢，对毛泽东、邓小平、张春桥、赵紫阳却都是一个价。主观意志再顽固也不能对着它使性子。
你阿涛就得拿“１＋１＝２”这样的可靠性来让“敌对势力”获得对人人都有效的证明，若不能得到这样的证明，就得废除这个观念。
毛泽东活着，你胡阿涛能举着小红本往下活；毛死了，邓小平清算了他，你胡阿涛也能在邓小平的环境里往下活，这不是证明环境里那个观念既可以有也可以扔掉吗？扔掉“反革命”、“敌对势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人不还是人吗？人不还是在吃、在喝、在劳作吗？试问，留着这些观念是能当粮吃、还是能当衣穿？胡阿涛你不妨扪心自问：尧、舜、禹、周公、孔子、孟子、诸葛亮、康有为……他们中的哪一个能如你这么抱着死尸跳舞？躺在馆材里自美“社会主义优越”，你何苦来呢？
试问：谁的主观看法不是个别的？不带着自我的痕迹？
什么力量批准说你们所带的痕迹就合法，别人带的就不合法？
毛泽东说的“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不是真理，这句话只有对着他的皇帝梦才是“真理”。这个思想是为扫清通向皇帝路上的障碍才建立起来的。但想当皇帝却只是个人动机，没有一丝一毫的普遍有效性。这个思想对着当皇帝是有效，但他想当皇帝却未必在公众的条件下有效，他怎么把自己的意志普遍成为公众的呢？其奥秘在于──意志对于认识是先验设定的：从心理学分析上讲：动机一旦形成就自动演变成出发点，出发点处在认识之前，是支配认识的力量却不能成为认识的物件，逃避在认识之外。想当皇帝这个动机本身是对是错因它是出发之点，就象我们脸上的污点不能被自己所观察一样──眼睛是视觉的出发点，只能投射到物件上，不能倒过来往后观看自身。要想看到自已就得反观──用镜子，只有在对着镜子的条件下自已才能成为自己的对象。意识也是一样，那在做皇帝梦的是意志，能被思考的却是通向皇帝道路上的障碍，决不可能去认识和思考皇帝梦的立志到底当不当。凡通向皇帝梦的障碍，很自然地就是智慧的对象，并不需故意就陷于被认识，必被思维。但想当皇帝这个立志却是在发动认识之前已确立下的，认识活动就只能追随着它，服从着它，实践上认识只能用在任务（即立志）的成功，不能用为立志的证明。所以毛泽东思想仅仅是个“如何制胜”的操作术，并不是人生境界的学说。“制胜”得围绕着具体任务或目的，所以毛思想充其量只是人生所涉及的内容，并非人生境界，只有对着生活的某些实际方面才成为必要。制胜与人生相比，那是支节中支节，微不足道，根本不足以做成全社会的理念。不能与回答整个人生境界的孔、孟思想相比较。孔、孟建立的是“我如何才能成为至善的人”和“如何使社会达到至善”，要解决的是人生境界。而西方各先哲的学说也都是从他们观察到的那个方面来回答整体人生问题的，都建立在对人的客观性的探求上，是用来回答各种主观性原则是否有根据──即是否合法的。他们所要追求的都是什么才是普遍的善和如何达到普遍的善。而毛泽东追求的却是“我”如何才能成功。普善原则下的所有子系统至少都不是攻击或侵犯，在为求取成功这个目标却是不分善恶的，且是以攻击为条件的，说穿了，毛泽东思想就是攻击术。
人虽是客观的事实，却生活在主观能力内，所基于的原则就全是主观的、个别的，没有一个人的立场可以被无条件地认为为可靠。揭示“人生究竟是什么”就势在必然，因为“人生或人究竟是什么”所回答的是客观世界中的问题，而人既是客观世界中的就是直接的客观事实，却又生活在主观能力中。
人是一种客观里的主观。
任何个别的立志都有一个符不符合法度的问题，这种合法性是不能在主观立场里被证明的，就只有将主观的原则还原回客体的生命，以求证出主观原则在客观性里是否有确实的根据。应合法的永远都是主观力量。
共产党是一个主观事实，共产主义也只是一个主观意志，它们是否合法都还未被证明。从合法性尚未被证明的事实出发的“反革命”、“敌对势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就更成问题了，它们本身都只是些主观意志，其合法性还需要还原才能被证明，所合的就是它自身的客观性。毛泽东要当皇帝也是个没被还原回客观生命里加以证明的主观志向。他的全部思想的真理性只有在服从他当皇帝的志向的条件下才畅通。
可是这只是毛泽东个人立志的畅通。别忘了毛泽东以外其他任何一个人也都与他一样是平等的客体事实。毛泽东当皇帝能合法，刘少奇、彭德怀、林彪……来当当又为什么不合法呢？我们不能证明他们在自然的宽广怀抱里有什么资格上的不同！如果他们中确实有人要谋杀毛泽东，所犯的也是杀人罪、而非反革命罪。“革命”总是个难免被自认自设的，所以“反革命”是一切自认“革命者”的互认，不是有法源有出处的。
先哲们都是为人生境界才创立学说的，唯有那姓马名克思的来茵河娼妓是为夺取政权提供方法论。人生所面对的都是实际的生活问题，人一旦陷于某一具体的主观欲求就一叶障了目，《共产党宣言》走向对人的反动就是必然──它的传入适逢了毛泽东这个独夫民贼对方法论的渴望。从现在发掘出的史料和毛泽东那些不打自招的调侃来看，他清楚自己是枭雄恶棍。但没有证据证明他清楚人的意志对于认识的先在性关系──思维、认识对于先行确立的立志是无能为力的。
毛泽东心里明白把刘少奇、彭德怀等打成敌人是他的心灵的恶毒，是阴谋，但没有证据证明他意识到“敌人”、“反革命”、“阶级”……等等观念其实根本就不是客观的，不是从事实里求出的关系，是不着边际的仇恨心理的肆意制造。为什么处在与国民党对峙的时期他不打他们反革命？那时的形势和任务不允许他有这个念头，凡有利于杀伤国民党的都是皇帝梦所需要的；可他当了皇帝后的肆无忌惮伤害了社会，致使他的同僚们也怨声四起时，他才能把“自己人”想像成皇帝宝座的威胁，才有把自己的亲密搭挡们打成“敌人”的必要。毛泽东既能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兄弟般相处几十年，就证明“敌人”、“反革命”在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敌人只是任凭脑子的假定，是欲望的滥用，是完全没有的事。
我辈从孩提时代往今日过渡，毛泽东心里想些什么、怎么个想法、是阴谋还是阳谋，那不是你阿涛与我孙丰这些毛孩子能洞察的。我们还不到洞悉的年龄，就象捏塑匠手里的泥巴，还不是任着外力任意捏塑？！毛老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这样做对不对、以及这样做对伦理的扫荡……都不是我们所能关心到的；但是虽不能关心却不妨碍我们跟着去喊这类口号，唱这类歌，看这类电影……我们还未知觉也就被这些口号、歌唱、电影所化育，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个仇恨模型塑出来的作品，在我等还不知什么是观念时就被这种仇恨观念所规定，在我们还不知世界是何物、人是何物时就已不自觉地用对立的眼光在看世界了。所幸的是我孙丰既没有城府又傻里巴叽，就有机会较早地回到世俗世界，恢复到纯真的自然之物，就从党话里回到人话的世界，谁都不能在我的行文里找到一点点意识形态痕迹。而阿涛你却成为共产主义僵尸的遗老遗少，抱着僵尸亲嘴还自觉其美。
难道这个事实还不能使你阿涛明白──“敌人”这个赐号是毛老人造出来的，世界上根本没有“敌对势力”──共产党不是用庄严的决议为以上所举的那些人平反了吗？可别忘了，共产党能用庄严的决议平反那些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可决议再庄严也不能扫除盘根在脑子里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你胡锦涛就是典型。其实那被毛泽东称为“阶级斗争”的思想，不过就是人的狭隘的排他意识，只是被毛皇帝用刀釜架着赋予上一些公共性色彩罢了。今天你阿涛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过是毛的排他观念的新形式……做为观念（观念是自已所不能自觉的出发点）它还顽固地在那里，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化，其形式不断地获得更换：从“反革命”演变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再蜕变为“敌对势力”、“国际反华大合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定共产主义伟大理念、主旋律、稳定压倒一切、三个代表、共产党的先进性、和谐社会……这一些统统都是仇恨哲学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变种，主导着这个社会的依然还是排他性观念，只是在刑法上把“反革命罪”换成“颠覆政权罪”罢了。
我孙丰对你的交流不是平反冤假错案，因为平反冤假错案太没价值、太没意义、太小儿科。我向你提出的是彻底扫荡“反革命”、“敌对势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概念背后那个对抗性的观念，扫除由共产主义实践给人心带来的全部毒化！让人只做人，不再对什么狗屁的党负有义务。永远地在人类生活中把党的痕迹清除，让人自由自在地只说人话，只七情和六欲。把你把持下的中国官方的以敌视为动力的价值观永远地埋葬。你为什么就不能考虑扫除它，以求永恒的世俗价值呢？
严正学（包括高智晟、力虹、师涛、杨天水……等等全部“颠覆犯”）怎么就成了敌人呢？敌在哪里？胡锦涛你能不能学点法源原理？你不能只根据你们的法，你们的党、你们的法的合法性都还成问题，你得从法源上找出颠覆罪成立的根据。你得知道《刑法》所规定的犯罪除了政治罪其他行为都能从客观性上追出根据，唯有这政治罪的“反革命”或“煽动”是完全出于主宰者的主观意志。试问“敌对势力”有什么不好？你得回答：不敌对、不颠覆哪来的政党？社会不就是从政党间的“敌对”来获得活力吗？不敌对又怎么能形成出正义前提下的平衡性呢？政党在本质上就是敌对合法化的桥梁。
不错，我等是坚决地反对共产主义，以彻底否定共产党为目的！可胡锦涛你别忘了：共产党既把自己叫做“党”，就意味着它对自己的被反对作了最郑重的承诺！因为──政党是功能的产物，当然就是功能事实。
一切政党的功能都是先验的，就是用来反对和被反对的。
政党既是功能事实，除非它不存在，只要存在了就不能不具有功能性。正是在政党功能的先验性上，共产党犯着举世无双的错误。
政党做为名词反映的就是理性内的反对和被反对。正是应了反对和被反对，政党才可能成为社会的事实──它就是实现反对和被反对的组织形式。这是一切政党先于它的党章就应完成的承诺。党章只是一些人交出自己的部分权利而完成的约定，在他们把自己联结为政党的同时，也就把被反对的允诺交给了全社会──你怕反对就别组党，组了“党”就得承担政党的义务──被反对。就象天平，要么，你别上去，你上去了就别怕从另一端与你发生对比。但实践中，人们能够自觉到章程或纲领，却较难意识到党的本质先于章程和纲领，因为党的章程是主观确立的，而党的本质是却先于经验，是理性必然性，只可对之做认识而不能被经验。
其实所有政党都共一个本质──即人类理性的类的共同性和存在、运用上的个体性。无论全类的共同性、还是存在上的个体性，都不是主观商量的，而是不可抗拒的必然。人类理性的共一性决定了政党内部一致性，存在和运用上的个别性决定政党之间的对抗性。所以不管以什么心态建起了党，它的功能都表现为反对和被反对，即使党的主宰者不让它具有这种功能，也无济于事。在共产党的创建时期，实际上存在着许多政党，共产党的创建者认识到这个功能与否并不特别重要，由于事实是多党的这个问题就给校正了。由于“共产”宗旨，它必然发展到非强化反对别人却不许别人来反对不可。但是它既存在着，反对与被反对就非做为功能被发挥不可。不是合法的发挥，就必然是非法的发挥：共产党党内的矛盾，它与国家与民众间的日益深化着的矛盾，就是政党的功能得不到合法发挥的表现。共产党既叫做党，也就是承诺自已是一个颠覆和被颠覆的实体。你既叫自已是可被反对的实体，我们反对你们又有什么不当呢？又罪在哪里呢？如果你们一开始就认识到政党的功能是不可抗拒，能出现今天这个局面吗？你们既把自己表白为对抗的实体，对你们的对抗当然就天然合法！
如果我的这些证明还不能使你开窍，那你胡锦涛就是无从救药的了！阿涛呀，醒醒吧，在我的苦口婆心下你还无动于衷，那你就只有受审判！共产党的灭亡已经提到眼下，你为什么非要等着经济链条的中断或环境破坏造成的灾难来完成这个进程，而不是由自己的计划来完成它呢？有计划地完成共产党的终结所带来的冲击是最小的，所造成的灾难对民族、对民众、以及对你们自己也都是最弱的。明知后果就是那样的，为什么不采取积极的步骤争取最好的结果呢？我与你的对谈要解决的不是严正学、陈光诚、力虹、杨天水、郭飞熊……们的有罪无罪，而是希望你明白和接受政党就是相互作反对的实体，被别人反对是所有政党所天然应承担的。
二、一切政党都是功能事实，共产党又焉能例外？
功能意味着什么呢？功能意味着它是一种天然能量，这种力量来自机体各部分间的联系，不是来自主观的努力。能量做为事实是受制于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又存在于这种必然性之内。你自觉到它、不自觉到它都不能阻止它。你要它如何、不让它如何，它都不能不如何。党虽然是由人能动地创立的，但这种创立的必然性并不是来自人，可是创立上的可经验性就障蔽了对必然性的觉察。共产党是这种障蔽的最典型的例子。你胡锦涛上台以来的所谓八大理论，没有一条不是主观意志，根本就不是理论，理论的要害是得在客观上被证明，你们这个80多岁的党竟然不知政党是功能事实。
是功能事实就意味着你让它发挥什么作用、不让它发挥什么作用，其实无济于事，它必然要在你的要求外发挥功能性作用。这是一切政党的本性。这种必然性是什么呢？就是人类意识的类的共同性与存在方式上的个体性之间的机制联系。阿涛你想想，这么大一个地球，五大洲被无边无际的海分割开来，几千年前的人类先祖被环境圈在狭小的范围里，意识是在被严格分割限制的条件下各自形成的，根本无力去商量，各约定自己的，可是在分割的未曾商量的条件下所完成的约定却是相通的。可见：只要是语言都是意识的物质外壳，都是用来意识自身和世界的。所以，不管什么语种，反映的都是（1）世界物件；（2）内在的感觉；（3）事物的性质；（4）事物的量；（5）事物的联系。所以，几千年前未经商量独立约定语言所完成的意识却是同一个──几千年前的人类先祖创立语言时并没设想有一天意识要成为全人类统一的，可证人类意识的统一性不是主观努力的结果，而是意识的本质，只有相通才能意识。这种统一性是主观上能阻止的吗？这就是它自身的功能性。
一切政党都是由意识的功能所造成。这是实践者所无从把握的。但他们却能把握到他们为什么“要”立党，他们就不自觉地只用自己所把握到的“立党”的要求来充当政党本质，这是一个根本性错误。也就是说，你胡锦涛的实践路线，你所谓的八大理论就是围绕着你们的“要”才形成的。不管你们要什么，都是得在政党的共同功能里才算合法──即这是互相反对中的内容。你们是没有谴责别人反对你们的资格的。这个资格是由党的功能先天地赋予了的。中国社会动荡的所在正是──共产党不从政党的功能上开展活动所造成！共产党不知道──政党的立党之本不是立出来的，而是先验的，就是人类意识的功能。
◆胡锦涛，请把一切政党天然就是反对和被反对的组织形式还给人民！
◆因而必须立法废止共产党不能被反对的所有禁令！
◆无条件的释放严正学等人是你受不受正义审判的试金石！
胡锦涛，历史等着你！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