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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毒俱全的中共(第1集)-贩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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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20日讯】最近看到一则非常有意思的新闻,说甘肃西部商报的一个记者以自身经验做“试验”,试着在一日中帮助人、做好事,在20次的案例中,有19次遭到直接或婉言的拒绝,甚至还一度被误认为别有企图。在所谓的“学雷锋日”,这名记者走上街头,要去体验“雷锋精神”。 连接收听

当天上午,记者首先来到兰州火车站。一名妇女脚下放着四五个大提包站在路边,一脸犯难的样子,记者赶忙上前说:“大姐,我帮您提吧?您这是要提到哪啊?”这位大姐将记者推开,然后一脸警惕地说:“我是本地的!不用提!”记者再三表示是要做好事,帮助她提行李,大姐却不言不语,拦了一辆计程车匆匆离去。

接着,记者看到一名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提着两只大包吃力地走着,记者上前表示帮助他提包,但小伙子右手将一只大包死死握住,还不住地向记者摆左手:“不用不用,谢谢!谢谢!”待记者说明身份和来意后,这个小伙子才告诉记者:“我还以为你不是骗子就是附近旅店拉客的!”

随后这名记者又欲要帮助另14名旅客提包,但还是全遭拒绝。

中午时分,记者来到市内广场西口,看到一名满头白发的老人独自晃晃悠悠穿马路,记者立即跑到老人旁边,扶着她的胳膊说:“大娘我扶您过吧!”谁知这位老人竟然将记者的手推开!记者再三解释,这位大娘则掏出自己的手机在电话中道:“儿子,我在广场呢,有骗子啊!”

记者立刻掏出自己的证件,大娘仔细看完证件后才说:“现在好多骗子就是帮助过马路什么的和我们套近乎,我们一个老年朋友就是被一个自称‘半仙’的人帮着过马路后上当的。

下午3时左右,记者带着水果来到某医院的一间病房,该病房内有一名腿骨骨折的老人。记者将手中的水果放在了老人身旁的桌子上,告诉老人自己是来看望她的。谁知老人听完后,挣扎着坐了起来,喊道:“护士!护士!又来了个陪护的,快来啊!”随即赶到的两名护士将记者请出了病房。此时老人的家属也赶了过来,进入病房后连忙将门锁住。接着病房内传出这样的对话:“谁知道是不是陪护啊,可能是小偷呢,幸亏发现得早!”

随后记者进入一间护士办公室,要将角落里的扫把拿起来,向正在值班的护士说明自己要义务扫卫生,一名护士听完立刻停下手中的工作制止说:“我们医院有规定,闲杂人等不能在这停留,用不着你来打扫!”随即将记者手中的扫把拿走。记者再三解释护士仍坚持说:“肯定是来推销药品的,要不现在的人谁还这样啊,肯定是有企图的!”

为什么“学雷锋”没人理呢?因为中国社会已经没有诚信可言了。其实连设立雷锋这样一个所谓的榜样的过程都是中共一个欺骗人民的过程。当年人们从雷锋的遗物中发现了很多“奢侈品”,比如料子服、皮夹克、鸽子表,这些在当初都是高消费,一只手表要30块钱,而那时候人们的工资一个月才20块。那么这些高消费品对一个每个月才6元钱津贴的士兵如何受用得起呢?而在对雷锋的宣传材料中,还提到雷锋向灾区捐献了200元。但是为什么入伍不到一年的雷锋能向灾区捐献了 200元钱?

其实我们并不想评价雷锋的生平,我们只是从中管中窥豹,看看中共为了宣传,哪怕是一个小兵的故事,都可以造假。其实国外没有什么榜样,但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是很令人感动的。但是互助友爱的事情习以为常,也不需要什么榜样。

如果说中共树雷锋还是小造假的话,我们想到了另外一个中共设立的最无耻的所谓榜样,就是张思德的事情。

一位署名晓庄的曾在网络撰文提到采访一个陕北老红军的故事。该陕北老干部是当年刘志丹的部下,谈起改革开放后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落伍,他便耿耿于怀。谈到陕西地区毒祸猖獗的问题,这位老干部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陕西地区的烟毒泛滥,正是当年抗战时期种下的祸根。

据这位老干部回忆,当年他被派到山西参与掌管一个“根据地”的财政。一九四一年该根据地因为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不得不向延安方面告急。延安方面答应得非常痛快,没几天便派一支部队护送一批毛驴和骡子驮运物资到了山西。山西方面验货时才发现,除了几百件延安生产的土布军装外,还有几百斤大烟土。押运人员还带去了陈云的亲笔信,那信要求山西方面用这批烟土向当地国民党军队或日伪占领区换取必需的军事物资和生活物资。

这位老干部讲到此处,问晓庄是否会唱那首著名的《南泥湾》,然后又愤愤地说:“什么‘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说到处是大烟还差不多!”原来,这位老干部当时因为对贩卖大烟想不通,便被抽调回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根据边学习、边生产的原则,受训期间前往南泥湾,与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一同开荒种地。粮食确实种了一些,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而且,王震的三五九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民党军守备区还是日伪占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

对大烟的使用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例如在土地革命时期,就经常将黄金、烟土这些体小易藏而价值大的东西作为地下活动的经费;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上都是把大烟土当现金使用,随时用烟土与所经之地的老百姓或国民党地方军队交换生活物资或枪炮弹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讲过:“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等等。不过,在抗战时期在边区种植和贩卖鸦片则知道的人较少。台湾陈永发教授在1990年发表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曾系统地阐述过这个问题。

在著名作家张戎女士的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二十六章“革命的鸦片战争”中也证实了这段历史。

当时延安被叫做中国革命的”圣地”,以所谓共产党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著称。真正使延安能够生存发展,靠的是什么呢?

延安有两项重要外援。一是国民党政府(在头几年)的接济,二是莫斯科的大量秘密援助。一九四零年二月,斯大林亲自把援助规格定在每月三十万美金上。这相当于今天的四千五百万至五千万美金一年。

来自本地的主要收入是农业税,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救国公粮”。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公粮数字年年直线上升。有记录在案的头五年的官方数字是这样的(以石计算):
1937年,13859石;
1938年,15972石;
1939年,52250石;
1940年,97354石;
1941年,200000石

一九三九年的急剧增长,是因为那年毛泽东开始大规模扩展军队和根据地,需要钱粮。征粮常常靠强制与暴力,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提道,征粮有“逼死人”的。谢觉哉地位既高,跟毛又是几十年的老关系,所以胆敢一直记日记。一九四零年天灾歉收闹饥荒,公粮仍增加了近一倍。一九四一年,收成减少两三成,可是公粮却再次翻一番。

当地人怨声载道,毛也知道这一点。他后来对高级干部讲了个故事,说一天雷雨中某县长被雷电击毙,一位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声称他了解到农民的反感后,决定减征公粮。事实恰恰相反。那个雷雨天和农民的诅咒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而四个月之后的十月十五日,毛的政府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也就是说,毛得知农民的怒气后反而加倍向他们征收,甚至还添上一项新的税收:公草税,即马料。

另一次,毛提到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打他,”对我有义愤,原因即那年公粮负担重。”他没有提到其他悄悄流传的故事,其中之一说一个农民买了张毛的肖像,把像上的眼睛挖出来。审问他时,他说:”毛主席不长眼睛。”真实的公粮数字此后不再公开。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陕甘宁政府宣布的公粮数字比实际上起码少说了两成。

中共宣传说陕甘宁边区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得多。可是谢觉哉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里写道:边区的农业税跟国民党地区比并不轻,有的人 “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

能为陕甘宁边区带来收入的还有盐。盐是中共本地收入的第二大来源。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出口中,盐占了百分之九十。中共宣传说延安处在蒋介石严密的经济封锁之下。事实上,它跟国统区之间贸易不断。

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后,中共担心苏联不能继续资助他,便是找了个新的收入来源:种鸦片。几个星期不到,延安就买了大量鸦片种子。第二年,大规模的种植鸦片开始。

在小范围内,中共把此举称为”革命的鸦片战争”。在延安,知情的人们含蓄地说着”特货”。中共掌权后,这件事在历史中消失了。当张戎女士问毛泽东的秘书师哲时,他先说:”这个东西传出去,对我们共产党很不利的。”接着承认说:”是有这个事情。””鸦片周围种了很多粮食,是高粱,鸦片种在中间。”

一九四二年八月,在延安的一个苏联人打麻将时直截了当地问毛,共产党人怎么可能”公然种鸦片”?毛不吭声,邓发替他回答:鸦片能赚钱,”有钱我们就能打国民党!”西安报纸上有一个很详细的调查报告,指出陕甘宁边区那年种鸦片的地有三万英亩。

鸦片的主要种植地跟国民党将军邓宝珊的管辖地接壤。邓将军是中共的”老朋友”,他有个中共党员作秘书,女儿也是中共党员,女儿住在延安。他不时造访延安,还把黄河上的两个要紧的渡口拱手交给中共,使延安跟其他根据地的来往畅通无阻。

邓将军本人也种鸦片,号称”鸦片大王”。他跟毛互相开方便之门。蒋介石曾经考虑让邓宝珊换防,毛一听说就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要蒋停止调动,否则他要”用武力”,把调来的部队”消灭之”。蒋只得打消换防的念头。毛对邓宝珊的感谢从他在”七大”上的讲话中可见一斑,他两次特地提到邓,一次与马克思并举,引得苏联驻延安代表孙平发问:”邓宝珊到底是个什么人哪?毛泽东居然把他跟马克思相提并论!

一年的工夫,鸦片解决了中共的困难。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毛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这个数字六倍于陕甘宁边区一九四二年的政府预算七千九百万元。据苏联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卖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鸦片,价值二十四亿法币(相当于今天六亿四千万美金)。到一九四四年,用秘书长谢觉哉的话说,中共很”富”了,而 这”无疑是由鸦片”来的。

北京学者张耀杰也揭露,毛泽东著名文章《为人民服务》中表扬“死得重于泰山”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实际上是在烧制鸦片时,窑洞坍塌被活埋而死。

张耀杰说,他几年前曾亲到延安的南泥湾实地考察过,“据当地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

张耀杰还说,据他的研究中共党史的朋友告知,这些事情在中共内部文献中也有记载。但中共却欺骗了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把南泥湾种鸦片说成是种庄稼养牛羊,而炼鸦片的张思德则被说成是烧木炭。

实际上有关王震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种鸦片的真相在此之前早已在海外有不少报导。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记》、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都有经考证后的详细记载。海外人士还查得一九四五年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所辖淮太西县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征收鸦片烟土税的文件《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有句话描述一个人坏的时候呢,经常会说这个人是“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样样俱全。其实,当我们仔细整理中共的所作所为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个十毒俱全的中共!(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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