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7日讯】不忘记这是个讲政治、讲服从的国家，遍地是眼睛，各处是耳朵，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处处警惕地生活。
他是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54级学生，1937年生，划成右派刚好二十岁，正是风华正茂的黄金岁月。不过他没有“会当击水三千里”的雄心壮志，更未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改天换地豪情，仅想学成后当一名新中国的机械工程师，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制造出新型的汽车、飞机。他成绩非常优秀，但被党所不容，认为他走“白专道路”，一夜之间将他打入另册，当了二十多年“修补地球”的“牛鬼蛇神”。其实他是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不多言不多语，“整风鸣放”阶段连屁也没有放一个，可到了反对“右派斗争”中，学校天天组织学生学习档，叫大家发言，但面面相觑发不起来。一天读报，讨论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的言论，班领导叫他带个头。说什么呢？他想了想，说了几句不巴题的话：“人家的发言，管他有道理没道理，研究研究一下嘛！”就这样成了极右，大会批小会斗，他不服据理力争，大家说不过，最后干脆剥夺了他的发言权。最奇怪是他的同斑好友郝蕴仓，一个只知学习读书的人，就因为是他的好友也打成了右派。株连九族是封建社会的余毒，株连朋友却是新中国的新发明。他说，北大是反右重灾区，其实清华也是重灾区。北大是文科，笔杆子多；清华是工科，写文章人少。所以现在国内外写北大右派的书多，写清华右派的书极少，几乎看不到。我们动力机械系，我能说出名字就有十一个右派，说不出的更多。全校近万名师生员工，至少有八百多个右派，较有名的是袁永熙、阮铭，以及毕业清华的朱镕基等等。1958年3月5日那一天，就集中处理了103个老右，他名列其中。这些人现在死的死，残的残，幸存下来的人已不多了，活着的也成了化石。
我认识他很偶然，半月前去上海旅游，无意中碰上，一谈及往事竟成挚友。“右派”封号成了当今我们一代人交往的“通行证”，管你认识不认识，只要一提到这两个字，立马比亲兄弟还亲。想不到一千二百余年前诗人白居易的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竟有如此巨大效应！这得“感谢”毛泽东的“恩赐”，若无此“伟大运动”，何能将我们命运连在一起。那天，他来旅店看望我，两手自然紧握，热情万分：“嗨呀，难友！难友！”
他身高有1点8米，瘦瘦地像根电杆，鼻梁上架着付深度眼镜，斯斯文文，细声细语，嗨，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右派？有趣的是太多太多。
我们见面第一句话是：“终于活出来了，活出来了，真不容易呀！”是不容易，据我们推测大约全国还有三万人，堪称世纪“古懂”，奇货可居。
待坐定后，他缓缓呷口茶，开始慢慢说开来：“清华右派和北大右派一样都整得很惨，特别是送劳教和劳改的右派，大部分都整死了！”他屈着指头，念出一个一个熟悉的名字，“仅我们动力机械系就有三十多人送了进去，先在北京汽车制造厂监督劳动，画图纸查资料，日子还勉强能过，到了1960年突然升级。升级的原因很简单，不是我们有了什么新的反党言行，是他们大跃进搞砸了，做贼心虚，怕我们说什么。6月16日那天，厂里突然召开大会，大会场挂着一幅大标语：坚决把抗拒改造的右派分子斗争到底！就这样，我们几十人不明不白地戴上手铐抓到公安局，尔后送到北苑化工厂劳教，再后转到清河农场。你知道不，清河农场原先是日本人监狱，专关政治犯；日本人走后是国民党监狱，也是关政治犯；国民党撵跑后又变成共产党监狱，便专关我们右派了。这个监狱大得很，一片盐碱地，听说关了几万人……”
“你们吃得饱吗？”我在四川很多监狱关过，从省到市到县，无论是看守所还是劳动队，二十三年最刻骨铭心的是饥饿。我想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共产党中央的眼皮下，对犯人一定讲人道，不会打、不会骂、更不会捆，定无饥饿负重之苦。他笑了，一笑脸上全是又深又陷的皱折，像块千百年的老树屹瘩。他说：“老兄，共产党的天下，哪有吃得饱的监狱，穿得暖的劳改队？我们每月定量26斤，可农场又规定六斤菜顶一斤粮，实际吃得到嘴里的不足15斤粮食。15斤粮食怎么活？饿得走路打偏偏，浑身浮肿，两眼昏花，我这么大个子，还不到八十斤。那时我什么都吃，管它生和熟，只要进口能装满肚子，生蚱猛、活蝎子、、蹦蛤蟆，……”我吓得叫了起来：“这能吃吗？”“这怎么不能吃？”他到很安详，微笑地着我这个也曾是饿得来头昏眼花的人，也吃过生包谷、生麦子、生肉、生鸡，却没有生吃过这些东西，不知是饿得没有他们那么厉害，还是缺乏猛勇的胆量。他破天荒地补充一句：“我还吃过生蛇哩！”“生蛇怎么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文弱的书生，清华大学的莘莘学子，能有此种“特异功能”？他说：“吃起来有点像奶油的味道，微甜微甜，有点腥” 他话声柔柔，像水在流动：“我眼睛不好，一天在地里劳动，一条大花蛇被人赶打向我窜来，我举起镰刀将它砍死，去头去皮去内脏，然后放到嘴里一口一口吃下去……”说得好轻松，像是在餐馆品尝野味。
我听得出神，想得心惊，满嘴是血，一口鲜红，蛇肉能通过喉管顺利地进入肠胃吗？能化着营热增加肌体的热能吗？他似乎发现我有点不相信，立即找出个更恐怖的证据说：“还有个叫鞠壁光的难友比我厉害，他抓看活蛇就吃，不去头皮和内脏，捉住就往嘴里放，嘴对嘴那么一口咬下脑袋，蛇痛得扬起尾巴打他两个脸蛋，啪啪啪……”人，二十世纪文明文的人，回到了茹毛饮血的原始人时代，是野兽还是动物？谁改变了他们的秉性，罪孽啊罪孽！
当我心境还未平静，他又讲出一个更揪心彻肝的故事：“清河农场到底饿死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队上干部发现你要死了，就送到场部卫生所死亡队去排队等候，我也被送去了。一天，有个难友要死了，却老是咽不下这口气，望看枕头边的空碗出神。恰好，这时一个干部打从旁边经过，他吃力地坐起来鼓足勇气哀求：报告干部，我要死了，死前想吃碗热汤面，政府能不能宽大宽大？”这个干部还算有点人性，动了恻忍之心，特批伙房给他煮碗热汤面。他端着热汤面，唏里虎努一口就吞了下去。大概饿久了肠子太细，噌一声，断了，热汤面哇哇哇地吐一地。面吐完，人也就死了。这时，睡在他旁边一个等死的难友，猛地跳下床，爬在地上把他吐出的面条，一根一根拣来吃了……”
我听得几乎要呕吐，说不出是是难过还是同情，竟然怔住了。人，万物之灵的人，有人格有尊严的人，难道如此下作吗？是谁毁了他们，改变了他们，使他们变成狗，，变成猪，没有丁点人的价值！他见我听得专注，接着又讲了几个小故事。学工的人都很细心，近似作家观察生活的细腻，不然机械灵敏度何以达到万分之一的精密。他说：“清华老同学马丁和我铺埃铺，早锇成皮包骨头的人，一走路就喘，有时只能抱着腿一步一步往前移。一天收工回队，掉在后面好远好远，管教干部骂他耍死狗。他不申辩，回到工棚连打饭都没有力气，只好托人帮打，打回饭来他已经咽气了。那阵农场每天都要死不少人，埋人组埋不过来，得排轮次。我陪着死了的他睡了三天三夜，也怪，一点不怕，人到这分上了，哪还有恐惧感，一天只想着吃，盼看吃，吃、吃、吃，成了生命中第一要素。可农场就不给我们吃饱，说艰苦才能改造好思想。”说到这里他停了会儿，竭力从记忆的库存中搜索出一大串死亡名单：“清华同学陆洁清也是饿死在农场的，时间是1969年9月16日，我去清理遗物箱中只有一顶皮帽子，是他读书时家里寄来的；还有王庭相锇得来一路走，就一路扯路边野草草填肚子，后来也锇死在我身边；还有……”
一个个悲惨的故事，一桩桩酷烈的追寻，我实在写不下去，望着窗外仍阴沉沉的天，想着何时云开雾散，满地阳光？今日中国有“满清”天下之喻，中共不少当权者都出自清华学子，不知他们可否知道学兄、学长有如此惨痛的经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反右斗争”五十年后的今天，出身清华，贵为中华人民共华国主席的胡锦涛先生，为什么竟不让人们去追思亲人，祭奠亡灵？拒绝回忆，拒绝悼念？难道绝拒就能掩盖历史吗？今天的历史是昨天的现实，今天的现实是明天的历史，不能遗忘啊！
右派都有敬业精神，爱国家爱人民的精英。他出身书香门第，成长于江南水乡，自幼聪明过人，小学未毕业就进入初中，一路高分成绩入选清华，报国良愿竟成灾难！他此生到底错在哪里？我想去想来，可能出在父亲的取名上？他第一个读书名字叫殷畅宙，畅宙畅宙，中国人怎么能去畅游遨翔宇宙？这不翻天了吗！中国人，特别是五十年代的年轻人，只能做社会主义制度的“螺丝钉”，党的“驯服工具”。有鉴此于，“右派改正”后，他更名为殷惕生。名字怪怪，哲理很深，就是要不忘记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个讲政治、讲服从的国家，遍地是眼睛，各处是耳朵，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处处警惕地生活，不能再“畅宙”了！所以几十年来，他从未向人诉说过冤屈，更未对有过的不幸遭遇表示不满，总是认认真真教书，小心翼翼做人，说话细声细语，连咳嗽也不敢放开喉咙，好不容易熬到退修前的1999年，才评上个高级中学教师职称。所幸一双儿女成材，女儿就读华东师大，是江苏全省的高考状元；儿子学软体，成续裴然，而今均在美国工作。为什么有才华的要去国外，我想与父亲遭遇无不有关系吧？他（她）们不能再重陷复辙，虚掷青春，人生有几个二十年？他被关押“改造”整整二十二年。今日中共为了取信于名，虽然羞羞答答提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而却不去消除解决历史积怨，不补发拖欠的工资，能和谐吗？
《人与人权》08年一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