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30日讯】(BBC 冯木清撰文)冯木清,历任香港媒体中国新闻主管,《亚洲周刊》“新思维”专栏作者、《多维月刊》社论作者，著作有《危城──新香港启示录》等。
全球金融海啸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基本上是被动应对，表现乏善可陈。
其中新设的经济机遇委员会，更是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因为现有的经济咨询架构中已有“发展策略委员会”，中央政策组亦有类似的功能，因此很难想像，这样的三头马车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香港官僚架构的设置与香港新的历史处境不相适应，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矛盾的长年积累，已对香港的长远发展起着窒息的作用。
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行政架构与战略思维来应付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愿金融海啸能成为香港变革的催化剂。
技术官僚
香港的问题首当技术官僚治港的方略，这在大多数人认为无比正确的选择，其实是历史与香港所开的一个玩笑。
九七回归时，北京错选董建华，而且是一错再错，五年后仍让他连任，导致五十万人上街游行，北京顿时乱了分寸，不分清红皂白的在香港执政人选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回归公务员（技术官僚）治港理念。
如果撇开特定的历史因素，这是没有什么可以置疑的，事实上，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英国在香港的技术官僚制度一直非常成功，如果不成功，香港也不会由一条渔村变成一个国际化都市了。
问题在于，回归前的香港，政治制度及行政框架都是由英国人设计，公务员系统只是一个庞大的执行机器，技术官僚强于执行而拙于思考，且由于中国的长期“不动”，造成两地经济成就的悬殊。
因此这一群体也缺少忧患意识，当中缺乏高瞻远瞩的政治人才，这一先天的缺陷导致了技术官僚群体根本没有能力率领香港迎接新的挑战。
我所指的“新挑战”，不仅是香港在回归以后政治生态的改变，而且还有中国由“不动”转为在经济层面日渐国际化所带来的影响。
在上述的前提下，香港的管治架构因应中国的变化而变革也就无从谈起，香港近年的处境与二、三十年前已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香港的行政架构和之前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差异。
架构未与时俱进
过去几年，政府架构曾做过一些皮毛的改组，但是一些变动不知所云，比如将“卫生”、“福利”、“食物”拼凑在一个局内等等。2002年，我在《危城-新香港启示录》一书中指出：特区政府应设立“中港协调局”，专责处理中港两地政经互动事宜，为香港寻找新的机遇。
后来，曾荫权将无所事是的政制事务局易名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但是至今尚看不出，这个局在“内地事务”方面有何积极的举动。
技术官僚管治其中一个特点是每日看舆论的反应而调整施政，而没有全盘方略及远期规划，例如，有人提议，香港要有一个就长远发展策略进行咨询的机构，特首便在中央政策组以外，制造出一个“发策会”﹔金融海啸后，舆论指出，要有一个应对金融海啸的组织，便又委任一个“经济机遇委员会”，几个性质相近的咨询架构各自独立互不关联，很难想像可以起到实质的作用。
试问，在今后的战略发展方向上，中央政策组、“发策会”、“经机会”各有不同的蓝图，各得出不同的结论，特首应如何取舍？
打破旧架构
香港在经历了九七金融风暴、科网泡沫破灭后，我曾经提出过“战时经济内阁”的设想，即香港社会以走出经济困局为优先目标，政府管治架构因应这一优先目标而作出相应的调整。
我认为，目前有重提这一设想的必要，在今次金融海啸前，香港看似欣欣向荣，但除金融领域表现较佳之外，其它的支柱产业乏善可陈，即便是金融业，基础也是相当的脆弱。例如，金融海啸的源头在美国，但是同一时期，香港恒生指数波动的幅度比美国杜琼斯工业指数更甚。
这些都说明，认为香港已成为“中国机遇”的得益者言之尚早。而全球金融海啸后，香港经济的脆弱性还会进一步的表露出来。我认为特区政府应做出打破常规的改组，由目前的“三司十二局”体制改为由一个“大经济委员会”统辖下的司局制。
并将“内地事务”从“政制局”中剥离出来，组建一个专责中港澳台联系的“协调局”，以捕捉中国未来对经济运转“积极干预”所带来的商机，以及应对珠三角产业提升对香港产生的正反两方面影响。(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