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日讯】一、手机发短信也有“敏感词”
本文的写作因一则手机短信而引起。1月8日，我给一个朋友发了一则手机短信：2009：法国大革命22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六四屠杀20周年；镇压法轮功10周年；也是中共政权的花甲之年；经济在高压稳定的基础上持续增长了将近18年。2008奥运：专制政权生死存亡的赌注？还是救命的强心针？抑或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没想到，连续发了几次都发不出去。心想，是否短信太长了？我把短信分成三段又试发了几次，仍然发不出去，每次反馈回来的都是“没有这个号码”。于是想到了网路上会被过滤的“敏感词”，莫非手机短信也有“敏感词”？——我想，“六四”、“法轮功”应该是历来令最高当权者睡不着觉的敏感词，但是，我将这两个词试发了一下，并无什么障碍，发出去了。转念一想，“六四”是两个数字，虽然有些忌讳，总不能不用吧？至于“法轮功”三字，10年前的大报小报，甚至中小学学生的壁报上，不都是批判法轮功的文章满天飞吗？再说，在纪录江某人如何改变了中国的三卷文选上，“法轮功”三字的出现频率不是很高吗？如果这三字不能出现，又如何显示前任总书记的历史功绩呢？仔细研究起来，在我所要发的短信中，仍然令某些人讳莫如深的，应该是“六四屠杀”、“镇压法轮功”这两个词组。因此我试着在这则短信中，把“六四”后面的“屠杀”两字去掉，把“法轮功”前面的“镇压”两字也去掉，一律用**代替之，这一下果然发出去了！再试着单单发“六四屠杀”和“镇压法轮功”两个词组，确实发不出去，反馈回来的也是“没有这个号码”。我又请杭州的朋友试试，看看这两个词组他那儿是否发得出去，其结果跟我一模一样。
阿弥陀佛！奥运之年，触动某些人神经的“敏感词”居然从互联网扩大到了手机短信！我不知道，还有哪些“敏感词”是当权者所忌讳的？看来，六四屠杀19年来，“稳定”得来实在不容易啊，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简直睡觉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我不明白的是，俗话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现在的最高当权者，应该和六四屠杀及镇压法轮功没有多大关系吧？又何必替人家背包袱，为人家担惊受怕呢？难道父债非要子来还不成？
二、“平安奥运”：一项侵犯人权的政治工程
奥运本来只是体育盛事，但对于专制国家，历来是只能举国拥护、不得持有异议的“政治任务”。1936年在柏林举办的第11界奥运会，被希特勒办成了有史以来组织最完善、投入最大的奥运会，其目的却是为了证明希特勒“我是多么成功地改造了德国人民！”72年以后，历史又轮回了：为了办好2008北京奥运，多少民居在血泪中被强行拆迁；多少民工和上访者被驱赶；多少异议人士被打压甚至投入监狱！随着奥运的日益迫近，北京最近又展开了一场驱逐乞丐的运动——党国盛事，岂容衣衫褴褛的叫化子碍眼！所有这一切，为的都是一个目的——显示在一党专制下崛起的大国之何等的欣欣向荣！
北京当局自然心里清楚，奥运是一柄双刃的剑：一方面，奥运在经济、政治、文化、民心各方面无疑都是一注强烈的兴奋剂，它不但可以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还可以借此吸引注意力，消解各种民间怨愤，再次以民族主义凝聚民心，巩固一党专政；另一方面，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又不得不在表面上开放言论和新闻，做出奥运有利于改善中国人权的姿态。可是这个政权害怕真正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害怕民间乘势拓宽言路和其他公民权利的空间，从而给自己带来麻烦。他们为此采取的对策，就是在不断施放出“新闻自由”、“表达权“、“政治改革”、“扩大民主”之类的烟幕弹的同时，加紧打压不同的声音。北京当局所谓“打造平安奥运”，就是这样一项侵犯人权的政治工程。
联系中共当局近期在奥运问题上的种种紧张行为，人们有理由认为，这项以“打造平安奥运”为目标的政治工程，实际上早在2006年秋天就已经开始了。正是这一年的秋天，政治空气突然变得紧张，宁波的力虹、广州的郭飞雄、台州的严正学以及杭州的池建伟等活跃的异议人士接踵被拘捕。但是，他们感到威慑力不够，不同的声音仍然压不下去，于是，2007年他们又进一步加大了打击的力度，继5月拘捕博讯网驻南京记者孙林（孑木）以后，夏天，他们又接连拘捕了黑龙江佳木斯市的维权人士杨春林和杭州的异议作家吕耿松。12月中旬，广西异议作家王德佳（荆楚）也因撰写文章批评北京奥运而遭拘捕。辞旧迎新之际，奥运的脚步声愈来愈急促，他们感到，对已经被长期软禁的维权人士胡佳不实行正式拘捕，作为奥运圣地的皇城北京的声音仍然难以控制，权衡再三以后，他们终于下定了决心，最近对胡佳下手了！
我相信，所有受监控的异议人士，都可以从自己与当地国保打交道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中共当局在“打造平安奥运”的政治控制工程中所采用的基本策略，仍然是惯用的“胡萝卜加大棒”，并且仍然坚持“打击一小撮，教育（威慑）大多数”的方针。不过，由于后极权主义时代的政治控制是通过政治员警的层层责任制实现的，由于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也由于各地政治员警的观念、素质各不相同，“上头”一般只提出大体的目标以及围绕这个目标所设计的考核制度，至于运用什么手段——是“吓”还是“哄”，是“关”还是“请”，是“敲饭碗”还是“许饭碗”，是“明枪”还是“暗箭”，是“官了”还是“私了”，是走“红道”还是走“黑道”，具体执行的基层国保有“自由裁量权”，从而各地政治员警所用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威逼利诱，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既有象北京的“呆霸王”式国保那样抄起钉板砸人的，也有比较文明和节制的。
近日，发起“要人权，不要奥运”万人签名运动的黑龙江省维权人士杨春林已经被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这一事件明白无误地告诉全世界：举办奥运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密切相关——反对奥运，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三、政治赌注和强心针：生死存亡，赖此一端？
当年申办2008奥运的时候，正忙于改变中国的江泽民和他的未来继承人胡锦涛恐怕都没有想到，奥运举办前夕，各种社会矛盾居然会如此尖锐！奥运愈邻近，人们的感受愈深切：自从因六四屠杀陷入困境，邓小平发动九二改革扭转危局以来，目前这段时期，既是中共当局最兴奋的时期，也是最忐忑不安的时期。在他们看来，奥运若能“成功举办”，处于风烛残年的专制政权就可以返老还阳，但是一旦发生“意外”，只怕象1988年的汉城奥运一样，使专制政权处于对抗不利，镇压不能的困境。事实上，国内外学者也有许多类似的猜测。其实，在我看来，中共当局是太悲观了，作类似猜测的一些学者则是太乐观了——中国毕竟不是南韩这样的小国，中共毕竟也不是南韩当时的民主正义党！专制政权的真正危险，不是2008年的奥运本身，而是奥运“成功举办”以后的2009年！
中南海及其智囊们不会没有想到，2009年将是历史上极其敏感的一年：法国大革命22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六四屠杀20周年；镇压法轮功10周年；也是中共政权的花甲之年。尤其是，六四屠杀以后，自1992年开始，依靠高压下的稳定，经济持续增长了将近18年，而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经济能够持续增长20年的先例——而经济一旦出现衰退，对于亿万被物质主义不断吊高胃口的各社会阶层来说将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数千万在掠夺式的国企改革中失去饭碗、苦苦挣扎于城市边缘的下岗工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也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近两亿靠打一天零工混一天日子的农民工来说意味着什么，同样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以每年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规模走上求职之路的大学生和复员军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毫无意识形态信仰、在道义上毫无合法性可言、唯一靠不断引诱的经济利益来维持稳定的政权来说，是最清楚不过的。中南海的当政者心里自然也清楚，现在的所谓“繁荣”究竟是怎么回事，无论是依靠银行贷款或股市圈钱发展起来的企业，还是依靠卖地收入维持的“土地财政”，都不过是虚胖的浮肿病人，经不起任何社会政治风浪。
奥运进入倒计时以后，各种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似乎也进入了倒计时。近年，失业的工人要饭碗，失地的农民要土地，毕业的学生要工作，复员的军人要安置……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静坐示威、罢工罢课、集体上访、甚至暴力冲突，各种大大小小的群体性维权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我不敢说，中国这两年一定会发生什么；但我敢说，这两年中国一定是个多事之秋！面对种种危局，把2008北京奥运看作命系一端的政治赌注或强心针，就成了当政者最容易作出的一种选择。
四、机不可失：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北京奥运是江泽民遗留给胡锦涛的一笔政治遗产，也是对胡锦涛的政治智慧的一个严峻考验。江泽民虽然为人口碑不好，但他却是个幸运儿：邓小平发起的二次经济改革正处于能量释放期、香港回归和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所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建国50周年的全民庆典、“9‧11”事件以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好事几乎全部落到了这个好大喜功的人头上！与作风轻浮、人品不端的江泽民相比，行事低调的胡锦涛给人以务实、温厚的形象。但是，胡锦涛所面对的，一边是民生问题——生态、资源、金融、失业、通胀、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和收入分配不公等等；另一边是民权问题——老百姓对现实日益不满的情绪和日益增长的民主法治意识。便宜全被前任江泽民占了，胡锦涛面对是一根根难啃的骨头。如何处理未来两年所必然要面对并且越来越棘手的种种难题？
遗憾的是，个人品质不错的胡锦涛似乎缺乏政治智慧。从其十六大正式登台、十七大站稳脚跟的五、六以来，其施政的基本方针大体上可以归纳为“抓民生”和“压民权”两个方面，他似乎以为只要解决了民生问题，老百姓是可以放弃对民权问题的诉求的。殊不知，当前种种民生问题的实质或根源却是一个民权问题，诸如官员的腐败、对农民土地的掠夺、对国有资产的侵吞、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乃至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等社会保障问题，其根源莫不在于公民权利的缺失。在当下的中国，不解决民权问题，断无解决民生问题的可能，更不用说对民权的强烈诉求是改革开放以后民生诉求得到一定满足以后的势所必然了。去年十二月，黑龙江省富锦市长安镇、兴隆岗镇、头林镇等10 个镇72 个行政村四万农民，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76个行政村约七万回迁农民，以及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250户农民先后通告全国，宣布自动收回被官商勾结强行侵占的土地所有权；最近，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许多学者专家联名呼吁，要求即将于三月初召开的新一届人大会议启动对劳动教养制度的违宪审查，批准政府十年前签署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些都表明，北京奥运前夕，对民权的诉求已经发展到了不可遏止的阶段。
对于这一切，即将举行的北京奥运或许能够起到暂时转移注意力、振奋人心、舒缓社会变革阵痛的作用。奥运确实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而且早已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我不知道中南海的大佬们有没有想过：对于一个虚弱的病人来说，兴奋剂的作用过后是一种什么状态？当一个人濒临休克的时候，强心针或许是挽救生命所必要，但是，平时不调理生理机能，靠一剂强心针能否恢复一个人的青春活力？这些，都是只需常识就能回答的问题。不容否定的是，中共建政近60年来，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屠杀、镇压法轮功，运动不断，冤狱遍地，积怨难消，这些一直压着的历史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但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历届政府都不敢解决，也没有条件解决，这就使得各种矛盾越积越深，象不断上升的水位一样，压力越来越大。可是山洪一旦爆发，社会又势必失控，中华民族将再次陷入一场灾难。总之，中国的问题，在威权政府的统治下是无法解决的，但离开了威权政府的统治同样无法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后极权主义时代的威权统治就好比一个人体炸弹，它劫持了整个中国，而且时间拖得越久，“砸锅”的危险性就越大，这是中国的社会政治转轨与前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地方——中国只能走渐进式政治改革之路。
六四以后，每当中南海主人换代时，人们总是期盼能够启动政治改革，但是，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善良的期盼总是落空，于是许多人断言，由于六四以后胡耀邦和赵紫阳等改革派的力量遭到了清洗，中共已不可能搞政治改革。对此我不能苟同。诚然，六四以后的中共最高决策层中的确没有了立志改革的领导者，但是，六四以后，完全处于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中共有三个特点：第一，它虽然号称坚持社会主义，但决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政党，而是一个追逐实际利益的分利集团，它在本质上是一个既得利益者的同盟。第二，它实际上已经吸取了六四的教训，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理性和精明——说它变得理性，并非说它再也不会用血腥的手段对付人民，而是说它已经学乖了，遇事小心谨慎，善于权衡利弊得失。第三，由于现任的中共领导人都不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而是一群务实的社会管理者，因此它处理一切重大问题的决策依据，不是党的利益，不是某种制度的维持和运转，而是决策者个人的利益——凡是有利于决策者个人利益的就干，凡是不利于个人的，它就会缩手甚至转向。它从上到下所做的一切，真正的出发点其实并不是维护一党专政制度，而是要实现当权者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应该指出的是，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在许多问题上，当权者个人的利益与整个党的利益，与他所藉以获得权位的制度是不一致的。这三点，是中国仍然有可能在共产党的控制下进行渐进式政治改革的希望所在。我相信，当民间和国际社会的压力大到足够的程度，使中南海的决策者感到政改虽然不利于全党或全局，但却有利于保持个人的地位和权力时，他们就会作出启动政改的决策。
奥运可以成为专制政权命系一端的政治赌注，或者充当暂时巩固专制政权的强心针，也可以成为实现全民和解、启动渐进式政治改革的起点，这既取决于中南海的决策者尤其是胡锦涛对政治改革的成本－收益及风险的预期，也取决于国内外要求民主变革的压力。前者势必是一个双输的结局，后者才是一场多赢的博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南海的决策者如果明事理、知得失、有远见，就应该停止对异见人士和其他一切维权人士的镇压，开启全民和解之门，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
（2008年11月11草稿，13日修改）
《人与人权》08年2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