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4日讯】本人李惠芳，女，今年46岁，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具有农民的朴实和善良，单身独自抚养儿子读书。父亲是技术人员，解放初期属于国家栋梁之才，1960年父亲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下放农村，当地乡政府腾出办公用房，自留地配置给我父亲，父亲还建了房屋，即本户原居上海市长宁区北瞿路屈家桥980号，当时，一家几代数口人，住在独幢二楼一百多平方的洋楼里，感觉自己是受阳光淋浴，在蜜水里泡大的。我自己经营多家餐馆，善长烹饪，亲自掌杓，我想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到国外去发展，置身一人背景离乡、漂流海外，到欧洲，在法国、比利时等国家，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财富，可谓是生活上丰衣足食，原本回国是想开具未婚等公证，尔后回欧洲。未曾料想可恨的动迁，原全家平安而安祥的生活被迫夺，同时接踵而来的是灾难。彻底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使我李惠芳饱受刨伤，牢狱煎熬、病魔缠身、折磨5年。
彻底改变本人命边的是拆迁人开发，是“代表政府阳光动迁”的官商勾结者；我被成为“第三次革命对像”；第一次革命是针对地主官僚的。第二次革命是针对资本家，走资派的，这“第三次革命”却是把我们这些“翻身农奴、国家主人”成为官商勾结的开发商的“革命”掠夺对象！
2003年5月26日，8月22日，上海市长宁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滥用行政权力，给开发商上海新长宁集团股份公司，商住房建筑项目，核发长拆许字（2003）第18号，第26号两份房屋拆迁许可证，未经依法征地、公告、登记、补偿等合法程序，违法使用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未依法转为国有的土地，并对商业开发项目，非法划拔土地，违反土地管理法等国法，并使国有资产流失，肥了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这些“代表政府阳光动迁”的吸血虫！
我父亲动迁前的2000年逝世，由于动迁对本户适用低标准待遇，本户被剥夺依法应享有的平等的权利，回搬的权利和农村社员的待遇，只给我们全家八口人依货币安置补偿人民币拾玖万元。由于协议不成，拆迁实施单位采用的黑社会流泯手段；母亲李兰英，一个年逾古来稀的白发老人，经受不住拆迁单位恐吓、迫害、动迁开始一个月，母亲含冤而死！
我自幼受到正规的阳光教育，能明辩善恶是非，深信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我对拆迁单位的违法犯罪行为毫无畏惧，坚决要用的自己的正义，微薄的力量来捍卫宪法赋予我们的合法权益，人生权和民生权利。
于是官商勾结，导演了一出又一出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好戏，先是拆迁人向区房地局违法申请裁决。
继是区房地局滥权违法作出《长房地拆裁字（2004）第9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裁决》。再是区房地局申请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强制执行》。
于是乎长宁区人民政府发出《长宁强执（2004）第98号强制执行通知书》，十五日后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执行。立时，乌云布满天空，我家100多平方土地之上的天空再也见不到阳光！从此我足不出户，动迁商24小时监控我，人身自由被完全受到限制，达捌个月之久。这捌个月里，自有当地好心民众为我送水供粮，为我轮流站岗放哨，这捌个月里长宁区人民政府组织属下官兵，动迁流氓对我实施三次强迁，最终于2005年8月7日，出动200多名特警、武警、消防等，借“麦沙台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名义，从晚上六点到零晨二点，投放二枚烟雾弹的作用下，强迁成功，我不服非法强迁，割头胫自杀以此抗争，即送武警医院缝针救治。我家整幢楼房仿佛受到了特级大地震，立时成为废墟一片。包括我养的二十多只猫。
几家欢乐，几家仇！强窃者举杯祝贺，被抢窃者却以“妨碍公务”琅 堂入狱！强迁当天，我被刑事拘留一个月，莫须有罪名，不具备刑事拘留，缺一不可的“两个条件”罪该逮捕，情况紧急，我足不出户，何罪之有？妨碍了谁？强盗也未见得有这样的逻辑！
2005年9月5日刑满释放当天，又被处“取保候审”一年，我被非法限制人生自由，由于拆迁人长期恐吓折磨，由于长达捌个月的“自禁”，由于三次强迁及被刑拘的迫害，造成我病魔缠身，行走困难，大出血，多次就诊，于2006年3月再次急诊长宁区中心医院，即住院半月余未愈，经主任诊断即需开刀，我自行筹集资金，长宁区新泾镇政府商议后，要我到长宁区妇幼保健院就诊，2006年4月26日由长宁区妇幼保健院专家主任医生曹美良诊断立刻住院准备手术。熟料，住院一周后，该院主治医生曹美良、董淑筠、沈佩军竞无视患者生命健康权，在病情上做假，剥夺我求生的权利，然后又勾结某些官员，瞬时，白衣天使成恶魔，我的“病房”成牢房，我被密封，24小时看管起来，两天两夜，紧接着我被栽赃，以“上访滋事,扰乱秩序”名义无罪再次刑事拘留一个月，2006年6月13日无罪释放,却送到劳动教养所,给予非法劳动教养一年的处罚决定。直到2007年5月18日再一次获释，可怜我未成年的儿子也没有监护人的照顾。我原是一个躺在病床上急待开刀的病人，为何一下成了阶下囚，我到底犯了何法?何罪?难道就连最基本的健康权也要被剥夺吗?。(包括在劳教时两次到市监医院就诊,都说无病,我行走困难,强忍疼痛,整整一年病情未得到医治。
我获释后，顾不上回家，既到各家医院门诊治疗，直到再次急诊自费住进上海华东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因未能及时得到医治才造成我重要器官丢失。2007年6月12日出院后，我仍在继续治疗，我成了一名器官不全的残病患者，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我出院后，回到原居地，承租房已转借他人，房东宋春宝受人指使，将我可怜的儿子赶出家门，流浪街头。室内我的财产被有持无恐地随意抛弃，我再次变得一无所有。出院后我也无住处疗伤,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来看望、关心我们母子。2006年5月在长宁区妇幼保健院住院期间的一些财物和药品，我多次到长宁区公安分局要回，至今未归还给我。从2005年5月23日到2007年5月18日，三年中实施诬告、栽赃、陷害，六张公安分局处罚决定书，一案多处理。显然有悖于法律。
天若有情天也老。老天为何对待一个弱女子如此不公?幸亏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优越性，幸亏我们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提倡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我们还有提起诉讼的权利,可以到法院去辨一下是非曲直。由此，我先后对滥权裁决、非法强迁、行政拘留、刑事拘留、劳动教养、行政不作为、警察参与抢窃等案提起行政、刑事诉讼、并附行政赔偿请求；对医院民事侵权、房东抛弃财物侵权等提起民事诉讼。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领导我们的是无比光荣而又伟大的中国共主党，尽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最高权力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完整的法律，可是上海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门一小摄贪官腐败分子利欲悉心，在力量无比的金钱利益引诱下,已经无法无天,视党的领导，视法律如草芥，于不顾法院仅对长宁区房地局滥权裁决一案作出了不公正的判决；其余案件均搁浅在一审法院，如石沉大海，法院已是无赖到底,至今我病情还未全治愈，完全丧失了劳动的能力，孤儿寡母无经济来源，还要独自抚养儿子读书。我如何才能合法维权?
我满腹的辛酸!满腹的冤屈!请世人为我主持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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