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8日讯】丘吉尔和劳合—乔治代表了自由党中主张彻底进行社会改革的那部分人。他们是从自由党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考虑社会改革问题的；他们的政治战略思想是“预先想到劳工阶层的要求”，以便让工人群众明白，他们能够比工党更多地为劳工阶层带来好处。
在1909年间，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件事，一是政府内部关于海军建设计划的政策分歧，一是劳合—乔治编制的财政预算以及对新税法的争议，而这两件事情则又是相互关联着的。
丘吉尔对国家防务开支问题极为关注。他在对军队的地位作用的认识上继承了父亲伦道夫勋爵的观念，因而在反对陆军预算的态度和策略上也与其父一脉相承。他认为，陆军不应考虑在欧洲大陆进行战争，不能以此为目标进行备战；若单纯考虑殖民地事务的军事需要，则陆军的力量已有富余。因此，一年节约100万英镑以上的军费开支是完全可能的。为此，他竟为陆军部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改革计划并力图说服内阁予以接受。由于遭到陆军大臣霍尔丹的抵制，丘吉尔未达到目的。
在海军的财政预算问题上，丘吉尔与劳合—乔治看法相同。他们都对英国将与德国开战的忧虑持怀疑甚至嘲笑态度，因而坚决反对海军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向内阁提出的在1909—1910年建造6艘“无畏号”型战列舰的海军预算方案。首相阿斯奎斯曾对妻子抱怨说：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正隐晦地暗示辞职（这是废话）……，有好几次我都想立即将他俩撤掉”。后来，内阁于1909年2月勉强达成协定，即按照先前的计划只建造4艘“无畏号”型战列舰；如果形势发展表明确有增加的必要，则可再建造4艘。其后不久即有情报说，除德国外，其盟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也在建造“无畏号”型战列舰。在这种情势下，争论的双方都同意建造8艘了。
身为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根据新情况，提出了增加海军经费和社会改革拨款的财政计划。因为这项计划涉及到对财产，尤其是对地产征收新税的问题，并特别提出养老金不应具有捐助的性质，故而引起了富有的权贵们的不安，并对这项计划提出了批评。但劳合—乔治的计划赢得了自由党内多数人的支持，起到了促使该党主要力量恢复团结的作用，令自由党重新获得了政治上的生机。丘吉尔自始至终与劳合—乔治站在一起。
劳合—乔治的计划中的有些内容，比如建立发展基金，用于诸如植树造林或修建道路等财政项目，以便为周期性经济萧条时期提供额外的就业机会，就与丘吉尔1908年3月向阿斯奎斯提出的计划完全一致。显然他们曾就此交换过意见。同年10月，丘吉尔在丹迪市发表演说，提出设立“平衡机构”来调节劳动力市场，这就将劳合—乔治的计划阐述得更为具体清楚了。
保守党在下院春末和夏天的会期中，逐条批驳了劳合—乔治的财政计划。11月，他们凭借在上院的多数地位，否决了劳合—乔治的财政预算。但是保守党的这一做法极不明智，因为在英国的政治传统中，长期以来上下两院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默契，就是上院不得否决下院已经通过的财政预算。保守党的行为，打破了250年来的英国政治传统，自由党人认为这是对英国立宪准则和立宪传统的破坏，这将使自由党在未来的大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他们可以利用“贵族反对平民”这一口号来争取选民们的支持。1909年12月，下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上院破坏宪法并篡夺了下院的权利。紧接着，政府解散了下院，定于1910年1月举行大选。
但是，这一次却轮到自由党人犯错误地判断形势的过失了。本来，自由党完全可以依靠在下院的多数来开展反对上院的斗争，但他们却希望通过大选得到选民们的肯定，而选民们则判定自由党人失败。1910年2月9日的大选结果表明，自由党在大选中失去了不少席位，由原来的400多席减少到275席，而保守党则由原来的157席上升为273席。此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获82席，工党获40席。自由党在下院失去了多数地位，政府依靠爱尔兰人和工党的支持才得以维持生存。
丘吉尔在丹迪市的竞选中获得了成功。他与工党议会党团领袖亚历山大‧威尔基结成竞选联盟，共同对付两名保守党人。丘吉尔仍然像往常一样，极精心地准备自己的演讲，搜集和选择大量的材料和数字支援自己的论点，并能准确地抓住保守党的弱点进行攻击。为了保证兰开夏郡和柴郡的选民们不致于倒向保守党营垒，丘吉尔受自由党领导人的委托，在丹迪市之外的利物浦、曼彻斯特和英国西北部的其他几个城市也发表了一系列精彩的演说。他抨击保守党的政策，说“贸易保护制度，对兰开夏说来，不仅是有害的，而且还是致命的，他们所发明的任何关税，没有不沉重打击棉纺织业的”。
当他的竞选对手、保守党下院议员寇松勋爵在对奥德姆的选民演讲中发表“所有的文明都是贵族所创造”的论点后，他反唇相讥道：“奥德姆没有一个公爵、侯爵、伯爵或子爵不认为应该向他表示敬意。但是，我们应该更确切地说，供养贵族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艰苦工作。”身为马尔巴罗公爵的后代，丘吉尔竟然对英国贵族以及由英国的“伟大家族”的代表组成的上院大肆攻击，这种行为既是异乎寻常的，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尽管亲朋们与他疏远，人们指责他“玷污门庭”，但丘吉尔丝毫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英国的未来是属于下院的。
保守党的领袖们对丘吉尔的活动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深感忧虑。保守党前座议员之一亨利‧查普林在给巴尔弗的秘书桑达斯的信中说：“温斯顿对工人说来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演说家，在他们动摇不定的时候，他所表演的恶作剧就能起到稳定作用，这是真正重要的因素。”而首相阿斯奎斯则对丘吉尔的竞选活动深表满意。
给他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丘吉尔演讲次数那么多，内容却很少重复，效果又至为显着，因此他请丘吉尔到自己的选区东法夫发表演说。在竞选期间丘吉尔发表的大量演说被汇集起来，编辑成书，很快付印，赶在1910年1月竞选结束前出版，书名为《人民的权利》。这本书实际上成了自由党人的竞选手册。最后，丘吉尔以10747票当选；落选的两名保守党人以及禁酒主义者斯克林杰等三位候选人的得票总数还不如丘吉尔一个人的得票多。
选举之后，阿斯奎斯对内阁成员作了某些调整。由于丘吉尔在竞选运动中的出色表现，他在自由党内以及政府中的份量更重了。首相希望他在日显其重要的爱尔兰问题或者内政问题上发挥才干；经过考虑，丘吉尔放弃了爱尔兰事务大臣职位，选择了内政大臣要职。至于他出掌海军部的愿望，只能留待不远的将来再实现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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