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3日讯】 自由时报记者邹景雯／专访
新闻局驻多伦多新闻组长郭冠英“高级的外省人”风波引起社会非议，台大名誉教授贺德芬受访指出，挑动族群间的仇恨，是很严重的事，后果是很难承担的。所有族群问题都是统治与被统治的问题，人民必须与统治者对立，应该要有是非，应该要退回到永远监督执政者的立场，那么执政者就不敢胡作非为。
郭冠英口不择言 政媒更不该挑衅
问：谈谈郭冠英事件？
贺德芬：我很久以前在公共电视时就与郭冠英参加过座谈，这个人非常有才气，恃才傲物，嘴巴很刻薄，所以在官场上不得志，说他不爱台湾，大概不至于。他最大的错误是太口不择言，他以为这是俏皮吗？但是，政客及媒体扩大挑衅，也同样很不应该。
挑动族群间的仇恨，是很严重的事。即使言论自由，伤害了别人，也会有法律的制裁，是要负责的。挑动族群间的仇恨，所造成的悲剧，却是非常集体性的谋杀行为，可能造成战争等种种大的伤害，那个后果是很难承担的。所以战后都要审战犯，尽管他是服从命令，执行职务。
德国宪法学界一位大师对宪法有很大贡献，及哲学界的海德格，战争时都以言论支持过纳粹，战后都受到极大的谴责。在学术界、舆论、道德上对他们的批判仍是很重的。战后，这两人最后接受战犯的审判，一样要负责，但那已经太晚了。
英美国家也曾讨论事前去规范会挑动族群集体对立的hate speech。但大家又害怕一做立法规范，又会被当权者滥用，对言论自由这样最基本的人权有所伤害，又回到了箝制的年代，因为所有对人权的侵害都是当权者，这中间就非常难拿捏，最后还是只能诉诸舆论与道德的制裁。这次郭冠英，受到了制裁，大家对他批判，甚至引发扩大对立事件，更应该感到愧疚，会受到惩戒的。
问：民调显示政府在处理这件事件上未获多数民众认同，你认为原因在哪里？
贺：不只这件事啦，这个政府好像对所有事情的处理都不是那么适时适宜。当一个人的民调往下掉时，大抵上要上升是要特别努力的，必须表现出气势来，但没有嘛！尤其大家原来期待这么高，从上任到现在快一年了，还没有看到那一件事情是特别能够振奋人心的。
我认为，政府也只能就其公务员的身份应遵守的规范这一块来处理，例如郭冠英现在如果不去报到、旷职，或者他是利用上班时间做这些事，这时政府就可以处置。公务以外个人的业余活动，还是应享有自由，由其自行负责。
解开族群的藩篱 心要有大是大非
问：现在是马英九当政，由于他是外省人，若处理得不明快，是否会引起其他族群更大疑虑？
贺：总是会的。我们社会现在并没有完全撤除“本省人”、“外省人”的藩篱，那是很敏感的区块，一经触动，神经就会发作。马英九上任时，我们都期待他能够化解族群的对立，然而他心中就是太多族群的压力了，就只能去讨好，根本不敢做。我认为要去解开族群间的藩篱，首先你心里就不要有族群，都是人民，除非法律保障的特别差异，要有大是大非，不必顾虑太多，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真有成绩表现，大家感觉得到你是平等在对待，自然会信服。如果畏首畏尾，还是只考虑到选票，一样要酬庸某些人，不敢得罪某些人，表面上是要化解族群，却只是优柔寡断、纵容与偏袒。
问：谈谈你做为一个外省人，如何客观解析台湾的族群现象？
贺：我个人的生命故事有些特殊，一九九○年，两岸交流以后，才知道我最亲的父母竟是养父母，一个是湖北人，一个是湖南人，当时他们已经过世了，生父母留在大陆，一个是昆山，一个是成都人，而我是台湾人。
外省权贵子弟是外省人中的少数，我们家生活一直很辛苦，一个小公务员家庭，食指浩繁，我会是高级外省人吗？完全不是 ，连这样的念头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家庭也不在少数。我父母随国民党的军队一步一步来到台湾，听父母说，最后大撤退时，火车的车厢是军人坐的，小老百姓要跟着跑，只有绑在火车顶上，是这样才逃出来的。
在那个生命不值钱的年代，养父母却没有把我丢掉，因此我们感情的深厚，那种生命的相依，让我在知道身世后很后悔小时的任性，没有在我母亲在世时告诉她，无论如何她都是我最爱的人，不必瞒着我，也不必担心。
所以，这种血缘的关系，以及一辈子相依的关系，就像我与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一样。即使我到上海去，中方不给我签证，家里人就说“你告诉他们你是上海人”，我说“不是，我是台湾人”。后来我的生母嫌我不够热情，不太高兴，她写信给亲戚说“那个台湾人怎么样怎么样！”
经过生命大动乱 每个人都很无辜
从这种关系就可以看出来，如果经过生命中这么大的动乱，每个人其实都很无辜，那个时代谁愿意去做个高级或低下的外省人？毫无自主的离乡背井，百般折磨才能生存下来。都不过是几个统治者的争权夺利， 让百姓受苦。
不仅流离颠沛的辛苦，留在大陆的更辛苦，我的生父是新民晚报的副总编，九十四岁，应该是现在存活最资深的记者，他不是共产党，所以永远做不了总编，而且在文革时被迫害得很惨。至于本来就在台湾的台湾人，经过日据时代、经过二二八，有着这么多苦难，大家都是一样，很卑微的。
因此，一方说“中国猪滚回去”，一方说“高级的外省人”，都很不应该，都没有站在人的立场，去体会人的感情、每个人的生命过程，说我与大陆没关系，这不近人情，生父还活着，但我从来没想过我不是台湾人，当我要依靠、做选择时，没有丝毫可以怀疑的地方。
人民追求反贪污 却被国民党搞垮
红衫军时，我坚持不要有颜色，蓝营的不要进来，要凸显人民的力量，当时是希望透过“反贪污”这个共同价值的追求，促进台湾政治环境的清明，后来却走样了，还是被国民党搞垮了，他们大量的进入，大量的占据舞台，变成他们自己的政治舞台，使得蓝绿更是对立再起，搞得这个运动到最后还是政党来收割，白糟蹋了人民的热情，也失去了一次由人民力量来制裁贪腐政府的机会，只是利用了人民。绿军本来还有些正义之声的，也不愿意出来了，所以很不幸。
须与统治者对立 应要监督执政者
问：你认不认为与其说是族群问题，不如说是统治的问题？
贺：就是！到目前为止，我始终认为所有族群问题都是统治与被统治的问题，都是统治者在那挑拨，有其利益考量，所以在下面的人这种情绪、血缘容易被挑动，统治者也知道这最容易。所以每个族群都是被挑动的，阿拉伯也好，犹太也好，哪一个不是上位者在那翻云覆雨的挑动呢？
既然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大家就必须了解到，你必须是与统治者对立的，不要被统治者所利用，应该要有是非，应该要退回到永远监督执政者的立场，那么执政者就不敢胡作非为了。
二二八是谁做的？执政者！只有执政者有此权力、资源、武器，军队在他手上，他能这样做。整件事情就是民主程度不够，统治者滥权，统治者未受监督，被统治者没有权力，被统治者也不知道应该与统治者站在对立面，说对立也许残忍，但政治就是这样，人民不监督，政府就腐化。
台湾的问题还是在必须慢慢深化民主，让老百姓真正懂得捍卫民主的价值，有些地方是会进步的，例如这次苗栗县立委补选，根本让人看不下去嘛！行贿的人下来了，你怎么又去叫他太太出来选？这和台东一样嘛！所以老百姓晓得要翻盘。台湾现在最迫切需要建议的就是这个。
国民党一党独大 人民会给他教训
问：过去八年朝小野大，监督力量足够，但现在是一党独大，制衡机制消失了，如何强化？
贺：现在更需要民间的力量，更需要知识份子站出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苗栗的选举，因为人民会制裁你，也知道国民党不能再多席次了，我不需要再给你席次，因为你的表现并不好，你该通过的法案不通过，这让人民失望，所以这样下去，我认为国民党一定会受到教训。
苗栗的例子说明人民的力量，周六的大安区补选，我认为可以拼一拼，这是蓝营的铁票区，如果连这个地方都输了，国民党还不反省的话，那就敲醒警钟了。届时从投票率、得票数都可以看出来。
国民党现在很紧张，但有用吗？大安区水准很高的，他们却还是老方法，没有新意出来，有没有在政策上做反省？还是老选战嘛，什么马以南出来、周美青出来站台，有用吗？反而是其一党独大太久，一般人都想挫挫他的锐气，当初是民进党做太烂了，大家才一古脑倒给国民党，但是现在国民党却做成这样，这次补选也是在考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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