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是中国上古时代，一部“记言”的史书。我们知道，周代的史官，有左史、右史之分，更有记言、记事的分工，但不是绝对的，因为史书中的“言”，其实不能脱离“事”而独立，言、事合一，方为“史实”。而作者不是一人，而是很多人，就是各国的史官，然后有人把这些加以汇集、整编而成。
《国语》不但是一部记言的史书，而且是一部国别史，以国别为纲，分别纪录周王室和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史实，其中也兼及宋、卫、秦等国，但仍以八国之史实为主。每一国之事自成一个系统，与其他各国之事相对独立。因重在记言，所以叫做《国语》。它的大部分内容，收录了西周、东周到春秋这三个历史时期，许多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和思想家的重要言论。仅就全书前后起止而言，记载的史实，上起西周穆王二年（公元前990），下至东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止，前后共历时五百三十八年。
《国语》内容涉及面极广，涵盖面更宽，而神传文化的内蕴，已在此书中初露端倪：天命靡常，唯德是辅，有德者有国，失德者失国，这种道德观念在此书中反复的被强调。“重德遵礼”、“天人合一”与“敬天恤民”，这是《国语》一书中最具教化价值的部分。那是个君主世袭的时代，王权凌驾一切，可有些睿智负责的官员，却敢仗义直言不顾生死，直陈君王的过错，实在难能可贵，请看下面一则史实：
晋国人杀了晋厉公，鲁国边境官员得到消息后，便把情况报告给鲁成公。此时成公正在上朝，便就此事问及满朝文武：“臣子杀了君王，这是谁的过错？”
大夫们没有一个人回答。太史里革出班奏道：“是君王的过错！一国之王，握在手中的权威大如天！如果失掉了这一权威而落到被人杀害的地步，那么可以肯定，他的过错也大如天哪！
况且，作为君王，本应尽心竭力的治理好人民，导正人民的邪行恶念的。如果他自己反倒放纵自己，倒行逆施，没法负起治理人民的责任，当然人们就有样学样，好逸恶劳，不知不觉间，君民一起堕落而都不自知、都无从觉醒，那么，整个国家邪气高涨、恶念充斥，越积越多，没人察觉。
如此一来，导致一国之君用不正的办法君临民众：任用贤臣不能专一，使优秀的官吏无法发挥所长；所运用的法则不够完善，不能获得子民的认同而无法贯彻；百姓贫困绝望时也不知体恤；‘上梁不正下梁歪’时，民众已无良知来判断好坏，这样还要君王做什么呢？继之而来的就是天下大乱！
夏桀逃到南巢，商纣死于京师，厉王被流放到彘地，幽王被杀死於戏山，都是以邪法治民的缘故啊！所谓君，好比是大河巨湖，而民众好比是鱼。水往哪里流，鱼就往哪里游。正邪、善恶、美丑都是大权在握的君王自己选择、决定的，民众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一个人行事的后果、得到的结局，都是这个人自己的行为、抉择所决定的，彼此互为“因果”，君王如此，其他人其实也如此。
（取材自《国语.鲁语上》）(http://www.dajiyuan.com)
